同时，联邦德国首位总理阿登纳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上坚持否认东德并拒绝与其交往的“哈尔斯坦主义”，坚持联邦德国是唯一德国的立场。

然而，阿登纳深知德国统一和发展也离不开与苏联关系的缓和。1955年6月7日，苏联在驻巴黎大使馆转送给联邦德国的照会中建议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邀请阿登纳访问莫斯科，并表示“和平和欧洲安全的利益，以及苏联人民和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都要求苏联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阿登纳抓住这一时机，于同年9月8日正式访问苏联，与苏联部长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双方就德国重新统一、苏联释放德国战俘以及两国建立外交、贸易和文化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

阿登纳坚持建立外交关系必须在苏联释放德国战俘和非军事人员的基础之上，同时双方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更是剑拔弩张、矛盾重重，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一直到12日在克里姆林宫的晚宴上才出现转机，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先后口头承诺释放这些德国战俘，在随后13日和14日的会谈后，苏德决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冷战时期两国关系的新起点。

贯穿于阿登纳时期僵硬固化的“哈尔斯坦主义”在孤立民主德国的同时也限制了联邦德国与重要东南欧国家的关系，随着1963年阿登纳的下台，“哈尔斯坦主义”也逐步走向瓦解。

艾哈德作为继任的联邦德国总理，有效改变了阿登纳的政策，与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

1966年3月，艾哈德向各国提交了对外关系的“和平照会”，同年12月库特·基辛格领导的联邦德国政府发表了愿意与东欧邻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宣言并提出“先天缺陷理论”与罗马尼亚等国建交，这些都被外界认为是对“哈尔斯坦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正式否认。

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外交政策逐渐突破了僵硬封闭的“哈尔斯坦主义”，

为“新东方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1969年，勃兰特继任为新一任联邦德国总理，在美苏关系缓和的大趋势下，他积极推行“新东方政策”，主要通过“以接近实现转变”以及在两个德国和东西方关系上积累“小步子”策略，主张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推动与东欧国家正常交往，为德国统一铺平道路。

1970年，联邦德国与苏联签署了《莫斯科条约》，两国保证尊重战后欧洲边界不可侵犯以及领土完整，承诺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共同维护欧洲和平安全。

随后逐步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改善并建立外交关系。

1972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的《基础条约》，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于次年共同加入了联合国。

“新东方政策”反映了联邦德国在国际形势缓和和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谋求独立外交，提高国际地位的愿望。

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和苏联阵营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突破，尤其是打破了贸易壁垒，这一外交政策框架也被后续政府持续沿用。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局势呈现苏攻美守新态势。1974年，新任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基本延续和发展了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即发展以均势政策与缓和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和平的政策”，强调在巩固西方联盟、推动欧洲联合的同时，进一步缓和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扩大“新东方政策”的成果。

1974年10月，施密特访问苏联，与勃列日涅夫会谈以增强两国政治和经济联系。在苏联加速部署SS20中程导弹后，施密特认为这一举措是苏联的严重错误，并敦促美苏尽快达成《中导协议》。

在随后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中，联邦德国更是积极充当美苏对话调解者，贯彻均势的外交方针。

1980年6月，顶着美国的压力，施密特再度访问苏联。次年，勃列日涅夫访问联邦德国，两国在此期间签署了天然气和管道协议。

此外，在施密特执政期间，联邦德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贸易额大幅增加。从1970年到1980年，在联邦德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贸易过程中，西德的出口由43.94亿马克增至57.93亿马克，进口由54亿马克增加到193.9亿马克。

1982年，科尔继任为新一任联邦德国总理，他在执政期间仍然积极发展“新东方政策”，尤其是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措施和“新思维”的推行，苏德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

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并发表合作声明，军政界高层往来频繁，建立起了定期政治磋商制度。1988年和1989年，苏德两国不仅在环保、文化、食品、贷款等方面达成一系列的协议，而且还使苏德两国的交往从政治、经济领域发展到军事领域。

1989年，在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的之际，科尔抓准时机，在联邦德国推行二十载“新东方政策”与苏联和民主德国发展出深厚情谊以及通过经济外交、安全承诺等现实利益的，换取了苏联对两德统一的认可，1990年10月3日，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德国最终实现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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