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将本求利是商业活动的正常状态，强调了资本金在金融业务中的重要性。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就是对银行信贷确定基本的资本金约束，杠杆率必须处于安全范围。今年7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通过专项债补充银行资本金，明确“将在今年新增的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中安排一定额度，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认购可转债等方式，探索补充中小银行资本的相关路径”。

三是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郭树清指出，承诺低风险高收益就是诈骗，金融监管要永远与这类行为作坚决斗争。2018年发布资管新规，“破刚兑”成为监管主题之一。监管也对互联网金融乱象严厉打击，今年11月中旬，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的约5000家压降到完全归零。

四是持续建设法治和诚信环境，诚实守信和法治精神是金融运行的基础。一方面，金融机构要恪守职业道德，提供“货真价实”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股东、债务人等利益相关者也要依法依规，严格履约，不能以任何理由逃废债务。

五是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边界。金融创新既能提高市场效率，也会酿成重大风险，监管必须趋利避害，把握好“度”。例如对于资管领域的智能投顾业务，资管新规要求金融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资管业务，不得夸大宣传或误导投资者，应当报备模型主要参数及资产配置主要逻辑，明晰交易流程，强化留痕管理，避免算法同质化，因算法模型缺陷或信息系统异常引发羊群效应时，应当强制人工介入。

六是管好货币总闸门，认识到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会对经济金融造成系统性损害。在疫情发展和经济金融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面前，货币政策坚持总量适度。副行长刘国强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坚持总量政策适度、融资成本下降、支持实体经济三大确定性的方向，以制度和政策的确定性应对高度的不确定性”。

七是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文章指出，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针对“灰犀牛”，监管加强了对房企融资的限制。8月20日，住建部、央行召开座谈会，形成了以“三道红线”为核心的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政策监管从房地产企业角度进一步收紧。根据三道红线要求，对净负债率、剔除预收的资产负债率及现金短债比短期内不达标的企业，有息负债规模的增长将受到限制。

八是紧紧抓住公司治理“牛鼻子”。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中，也产生了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内部约束机制。目前，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劳动生产率、盈利能力、科技创新、普惠金融等方面实现赶超。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把党的领导融于公司治理各环节，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现阶段金融形势

近年来我国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实质性进展，金融风险总体趋于收敛，金融体系韧性明显增强。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当下的多变环境与全新挑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国内经济正常运转，尽管如今经济正逐步复苏，近中期发展仍然面临许多难题和制约性因素，金融体系监管正面临着内外部环境的双重挑战 。

内部挑战：风险仍在持续累积，相关制度不够健全。首先，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在疫情冲击下，许多积压已久的隐患凸显出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骤增。《2020年度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显示，银行信用风险管控压力增大。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内外部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多变，银行业不良资产逐渐增长。截至6月末，不良贷款余额3.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4004亿元，不良贷款率2.10%，比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78.1%，比年初下降4个百分点。其二，一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资本缺口暴露。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城商行资本净额和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分别为3.4万亿元、2.5万亿元，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65%、9.35%，比商业银行平均水平低1.9、1.3个百分点。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有明显增加。今年以来，社会融资规模（除2、7月）均维持在高于2019年平均情况的水平。值得关注的是5月以来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贡献较大的是政府债券的融资需求，其中5月和8月政府债券社融规模都有非常大幅度的提升，分别较上月上涨238%、153%达到11362亿元和13788亿元。

外部挑战：中美拉锯战升级，强刺激政策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中美拉锯战不断升级，扩展至贸易、科技等多领域。贸易方面，从2018年3月中美贸易发生摩擦以来，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规模逐步扩大至5500亿美元。而从加征关税的清单可以看出，加征关税的产品逐渐从传统重工业、高科技制品等扩散至日常消费品等领域，加征关税的范围有明显的扩大整体看，5500亿美元加征关税清单中已涵盖电机电气设备、劳动密集型消费品、机械器具等领域。科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领域摩擦不断地升级。具体来看，美国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遏制中国高科技行业发展：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中美之间的相互投资；切断供应链；干扰中美科研合作。今年7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宣布将包括华大基因等在内的11家中国公司加入“实体清单”，而从去年至今，美国共计三次扩容“实体清单”，包括华为、海康威视等中国公司都被列入其中。可以看到，中美摩擦不断升级，美方采取了诸多措施多方面遏制中国贸易和科技的发展 。

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地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压力。面对疫情对经济威胁，国际上许多国家/地区采取了强刺激做法，注入大量流动性，但很可能会对新兴国家带来明显的“溢出效应”，影响其正常的经济活动，主要体现在：第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货币价值降低，引发竞争性贬值，新兴经济体会遭遇出口等经济活动缩量的重大打击；第二，如果发展中国家货币升值会吸引大量“热钱”进入，以获取超额资本利得，这样快速的资本流动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因此，中国应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以防止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提高应对的主动性和及时性，充分使用政策工具进行合理适度宏观调控以应对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

持续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任务更加艰巨，必须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健全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持续完善权责一致、全面覆盖、统筹协调、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从郭树清主席的文章中，我们总结未来需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

一是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必须与地方党委和政府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协同发力；都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与金融腐败作坚决斗争，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开创新局。金融监管要坚持主动作为，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以此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

三是建立高效的监管决策协调沟通机制。金融政策要与财政、产业、就业、区域等经济社会政策密切配合，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四是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监管制度要覆盖所有金融机构、业务和产品，对各类金融活动依法实施全面监管。借鉴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改革成果，强化资本充足、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等要求，抓紧补齐制度短板。

五是健全宏观审慎、微观审慎、行为监管三支柱。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架构和政策工具，完善逆周期调节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注重防范跨市场跨区域跨国境风险传染。提高微观审慎监管能力，健全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审慎监管体系，加快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努力做到对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介入、早处置。强化行为监管，严厉打击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金融监管作为整体，应当始终具备宏观审慎视野，以微观审慎为基础，以行为监管为支撑，实现三者既独立又协同的有机统一。

六是构建权威高效的风险处置制度安排。引导金融机构设立“生前遗嘱”，落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尽量采取“自救”。文章强调要健全损失分担制度，全面做实股权吸收损失机制，首先由股东特别是大股东承担损失，其他资本工具和特定债权依法转股、减记。

七是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对监管的支持保障。持续推动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提升清算、结算、登记、托管等系统专业化水平。强化监管科技运用，加快金融业综合统计和信息标准化立法。抓紧建设监管大数据平台，全力推动监管工作信息化、智能化转型。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防范金融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风险。强化基础设施监管和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对金融科技巨头，在把握包容审慎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特殊的创新监管办法，在促发展中防风险、防垄断。

八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框架重塑。文章提出要深入推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和调整，增强国际影响力，并立足国情实施国际监管标准，遵循简单、透明、有效原则。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沟通交流，推动多边和双边监管合作，营造有利于“走出去”的良好外部环境，坚决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九是培育忠诚干净担当的监管干部队伍。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弘扬清廉文化，锻造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监管铁军”。

本文节选自中信证券研究部已于2020年12月2日发布的《《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点评——汲取历史经验，完善监管体系》报告，具体分析内容（包括相关风险提示等）请详见报告。若因对报告的摘编而产生歧义，应以报告发布当日的完整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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