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史与影响史的双重角度进行审视，宋代诗人普遍宗唐（含变唐，下同）已为不争之事实。而正是因为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宗唐现象，才使得北宋的各种诗派应运而生。所以，存在于北宋诗歌史上的宋初白体诗派、宋初晚唐诗派、西崑体诗派、北宋革新诗派、苏诗派、江西诗派，以及具有“南北合一”特质的理学诗派，即无一不与唐人唐诗关系密切，无一不因宗唐而诞生。如宋初白体诗派之“白体”， 宋初晚唐诗派之“晚唐”，即已是将其与唐人唐诗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清晰之揭示。所谓“白体”，指的是中唐白居易平易浅显的诗风。白居易的这一诗风，主要体现在他的闲适诗及晚年与刘禹锡的唱和诗方面，而宋初以徐铉、李昉、苏易简、王禹偁、张咏等为首的一批诗人，即兴起了致力于师学与效仿白居易这一诗风的创作热潮，《蔡宽夫诗话》中的“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者，所言即指此。由是，白体诗派即因此而形成。而所谓“晚唐”，是指在宋真宗（998—1022）期间，相继出现了一批以仿学晚唐贾岛、姚合诗歌风格为主[4]的诗人，如魏野、林逋、潘阆、寇准与“九僧”[5]等，即皆为其代表。这些诗人，即被称之为晚唐诗派，或曰“晚唐体”。对此，方回《送罗寿可诗序》已有载：“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冠莱公（准）、鲁三交（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魏野、魏闲父子）、潘逍遥（阆）、赵清献（抃）之父（应为其祖赵湘）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6]据此可知，“晚唐体”在宋初也是一个成员众多的诗派。贾岛与姚合的诗歌，综而言之，主要表现出了两大特点，其一是讲究苦思苦吟，其二是诗风清淡幽静，而“晚唐体”诗人所倾心者，亦正在于此，这从潘阆《叙吟》、魏野《冬日抒事》、林逋《湖村晚兴》、寇准《春日登楼怀归》、文兆《送简长师之洛》、宇昭《赠魏野》等诗，即略可获知。与白体诗派、晚唐诗派相前后的西崑体诗派，则因仿学李商隐之诗风而名噪当时。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云：“李商隐体，即‘西崑体’也。”[7]又，刘攽《中山诗话》云：“祥符、天禧中，杨大年（亿）、钱文僖（惟演）、晏元献（殊）、刘子仪（筠）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商隐），号‘西崑体’。”[8]所言已甚为清楚。

北宋革新诗派的领袖人物，是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这一诗派包含着三个诗人群体，即以苏舜钦、苏舜元、穆修等人为代表的“东京诗人群”，以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西京诗人群”，以石延年、范讽、张方平等人为代表的“山东诗人群”。在欧阳修的不懈努力下，这三个诗人群最终相互认同，达成共识，并融合为一个以中唐韩愈等人为师学对象的大型诗歌流派，而被梁崑《宋诗派别论》称之为“昌黎派”[9]。以“昌黎派”称谓这一诗派是否恰当确切，尚可作进一步之讨论，但这一诗派中的诗人大都与韩愈、孟郊、卢仝、张籍等“韩孟诗派”中的人物相关联者，则为事实。以欧阳修为例，其在《读蟠桃诗寄子美》一诗中就曾自比韩愈，梅尧臣《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一诗则有“欧阳今与韩相似”云云，表明欧阳修之诗确与韩愈诗关系密切，而清人吕之振于《宋诗钞》中认为“其诗似昌黎”[10]者，又可为之佐证。而还值注意的是，梅尧臣《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一诗又有“石君苏君比卢籍，以我待郊嗟困摧”两句，将苏舜钦比作张籍，石延年比作卢仝，梅尧臣则自比孟郊。仅此，则北宋的“昌黎派”即已呼之欲出。

所谓苏诗派，即梁崑《宋诗派别论》中的“东坡派”。这一诗派虽然是以苏轼为其中心，但包括苏轼在内的所有成员如“苏门四学士”、“清江三孔”等，几乎都属于宗唐派，即其均不同程度的与唐人唐诗有着某种联系。如作为“东坡派”领袖与盟主的苏轼，尽管“在宋人中独为大宗”（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但其却“兼擅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之长”（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并“大放阙词”于“始自昌黎”的“以文为诗”（赵翼《瓯北诗话》卷五），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而目之为“友”[11]。凡此，均为苏轼尊宗唐人唐诗的具体表现。正因为苏诗博采众家之长，才使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成为“韩愈后之一大变也”，并达到了“盛极矣”的至高境地[12]。“苏门四学士”与“清江三孔”，指的是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7位诗人，前4人之宗唐，拙作《论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13]一文已进行了具体讨论，此不具述。后3人即“清江三孔”，为胞兄弟，有《清江三孔集》传世，《全宋诗》第15册、16册分别著录其诗，具体为：孔文仲1卷（郑八四二）、孔武仲7卷（卷八七九至卷八八五）、孔平仲9卷（卷九二三至卷九三一）。仅以“三孔诗”中的“孔平仲诗集”为例，其中的《李白祠堂》、《题老杜集》等诗，即充分表明了孔平仲对李白与杜甫的尊宗敬仰之情。而其著名的《寄孙元忠》，则是一组由38首“集杜句”所构成的大型连章体，不仅代表着北宋集杜诗的最高成就，而且于南宋文天祥的《集杜集》也不无影响。而“孔武仲诗集”中的《白公草堂》等诗，所反映的则是孔武仲对于白居易其人其诗的雅好。所有这些，均表明了孔氏兄弟与唐人唐诗的关系是甚为密切的。所以，从苏轼的“兼擅李、杜、韩、白之长”，到“苏门四学士”以唐人为师学对象，再到“清江三孔”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景仰之情，则苏诗派的宗唐脉络与宗唐面目，即因此而得以较为清晰之呈现。

因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而得名的江西诗派，由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为黄庭坚，所以被奉为“宗派之祖”，其馀则皆被列为“法嗣”。但无论是“宗派之祖”抑或“法嗣”诸人，在尊宗与师学唐人唐诗方面，几乎无一例外，对此，上引方回《瀛奎律髓》中的“一祖三宗”说，即已透出了此中的些许信息。所谓“一祖三宗”，是指以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其所反映的是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均与杜甫其人其诗相关联，即这一诗派“是以学杜甫为号召的”[14]。黄庭坚诗宗杜甫，不仅《宋史》本传有“其诗得法杜甫”的明确记载，而且其集中的《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老杜浣花溪图引》等诗，以及《答洪驹父书》中的“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云云，亦足以证实之。而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黄庭坚于杜诗的师学，主要表现在一些技巧性方面，如其集中的153首拗体七律，即是有意仿学杜甫《白帝城最高楼》等拗体诗的一份重要成果。对此，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五于黄庭坚《题落星寺》的评语中认为“此学老杜所谓拗字吴体格”云云，又可为之佐证。属于“三宗”之列的陈师道，虽然在其《后山诗话》中明确提出了“学诗当以子美为师”的主张，但他却又认为“学杜必须从学黄入手”，而此，也是他在《答秦观书》中自认为“仆之诗，豫章之诗也”的关键所在。名列“三宗”之末的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并无师承方面的关系，但其诗歌却受黄庭坚等人的影响甚为明显[15]，且成就甚为突出，特点甚为鲜明，故而方回乃将其归入“三宗”之列。而实际上，陈与义是江西诗派的一位后期宗主，其之师学杜甫其人其诗者，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已曾言之：“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但陈与义的学杜，重点表现在杜诗的“诗史”特质方面，而与黄庭坚、陈师道的偏重法则技巧大相区别。所以，从宗杜的角度讲，江西诗派的形成与确立，其实是北宋中、后期诗人“以老杜为师”的另一种形式的结晶。

二、南宋诗派：因时局而集聚

与导致北宋诸诗派产生的原因相比，南宋各种诗派的形成，虽然也包含着诸多宗唐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对杜甫其人其诗的尊宗等，但更为重要的则是与当时国家的命运、时局紧密关联，因之，鲜明的时代性便构成了南宋各诗派之间的一个共同特点。靖康之变后，偏安于临安一隅的南宋小王朝，虽然曾经有过一段短暂时间的社会安宁，但最终由于金、元两大强敌的经常性侵犯，而得以彻底灭亡。而在两大强敌先后南下侵犯之际，力主抗金与抗元，不仅成为了当时诸多诗人的共识，而且有的直接付诸行动，参加到了抗金的斗争之中，于是，在伴随着南宋政权的建立之初，即诞生了当时的第一个诗派，此即为上举《中国诗歌通论》所称道的南宋爱国诗派。而就其创作宗旨言，这个诗派又可称之为“诗史诗派”[16]。正因此，作为江西诗派余绪的一批诗人，在当时亦因为“靖康耻”的历史原因而加入到了这一诗派，如陈与义、曾几、吕本中等，即皆为其中之代表。

南宋爱国诗派是一个时间跨度较大而又诗人众多的诗派。从发展史的角度言，这个诗派主要活动于南宋前期，即以金为蒙元所灭的公元1234年为其下限，重要的诗人有曾几、李纲、宗泽、岳飞、汪藻、王庭珪、邓肃、叶梦得、张元干、张孝祥、吕本中，以及“中兴四大诗人”、辛弃疾等。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既没有领军人物也没有什么文学纲领的诗派，有的只是诗人们的一腔热血与赤诚，而收复中原，驱逐金兵，解救沦陷区人民于水火，即成为了这个诗派诗人们最坚强的信念，以至于以身殉国也在所不惜，如高歌着“马蹀閼支血，旗枭可汉头”（《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的岳飞，即为其代表之一。由于国难与信念的双重使然，这个诗派的诗人们即创作了一大批闪耀着时代光芒的爱国诗篇。以吕本中为例，其《城中纪事》、《怀京师》、《兵乱寓小巷中作》等诗，即皆为这方面的优秀之作，而被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称赞为“皆佳句也”的组诗《兵乱后杂诗》[17]，则更为吕本中爱国诗篇中的精品。这组诗是在金兵攻陷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掳北去，作者回到故都时而作。全组诗不仅揭露了金兵攻入汴京后的种种罪行，而且还直斥权臣为“误国贼”，是作者爱国思想的充分反映。类此者，尚有陈与义《题继组蟠室三首》、《雨中再赋海山楼诗》、《伤春》、《雷雨行》、《挽词》、《次韵尹潜感怀》，刘子翚《望京谣》、《谕俗十二首》、《汴京纪事》，杨万里《过瓜州镇》、《初入淮河四绝句》，以及范成大“出使金国”七十二绝句等。这些诗篇，或述写诗人对金兵入侵的愤恨，或抒发作者对故国的怀念，等等，均因具有深刻的政治历史内容，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而陆游所创作的大量爱国诗篇，则更为这一诗派增添了无限的光辉。作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陆游，其一生既曾“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又希望“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逆贼清旧京”，并因此而写下了数以百计的爱国诗篇。正因此，梁启超即在《读陆放翁集》一诗中以“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一联，对陆游其人其诗进行了高度评价。陆游的爱国诗篇，如《关山月》、《楼上醉书》、《书愤》、《胡无人》、《大风登城》、《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追忆征西幕中旧事》、《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客从城中来》、《登赏心亭》、《长歌行》、《追感往事》等，不仅皆具激昂悲愤、气壮山河之特点，而且在充分表达诗人北上抗金、收复中原决心的同时，还多角度地反映了沦陷区人民渴望统一国土的强烈愿望，因之成为了南宋爱国诗派中的时代最强音。

在南宋152年（1127—1279）的政权变迁史上，针对盘踞于长江以北的金兵，曾经有过两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此即宋孝宗时期的“隆兴北伐”与宋宁宗时期的“开禧北伐”，但其最后均以“议和”（实际上是失败）而宣告结束。特别是“开禧北伐”的失败，不仅对南宋的主战派以沉痛打击，使其收复中原失地的信心几乎丧失殆尽，而且也使得当时大批的文人志士整日于消沉中讨生活。因之，南宋爱国诗派中的那些激昂人心与意志的时代强音之作，即逐渐为具有哀婉与悲怨特点的诗篇所替代，以至于最终变为了凄厉悲怆的亡国之音。而永嘉四灵诗派与江湖诗派，则正是形成于这种时局背景下的两个诗派。

“永嘉四灵”是指今浙江温州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四位诗人，从叶适《水心文集·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一文中的“皆号四灵”可知，“四灵”为其自称。此四人不仅诗风相近，旨趣相投，而且受乡人潘柽宗唐的影响，皆以中、晚唐诗人为师学对象，并在当时得到了永嘉学派宗主叶适的大力称赞，从而使得“四灵”之名达到了“天下莫不闻”的程度，对此，赵汝回《薛师石序》已曾记载，兹不具引。“四灵”中的徐玑（1162—1214）与赵师秀（1170—1219）曾为下级官吏，徐照（？—1211）与翁卷（？—1243？）则以布衣终身，所以，在他们的一生之中，几乎不曾有官场上的吏事纷扰，因而得以专心于诗歌的创作。四人的宗唐，尤专注于贾岛与姚合的五律，这从赵师秀选二人201首诗（其中贾岛81首、姚合120首）编为《二妙集》、选刘长卿等76人的五律（少许七律）编为《众妙集》之举措，即略可获知。“四灵”作为一个继江西诗派之后专“作唐诗者”（王绰《薛瓜庐墓志铭》）的诗派，由于深感恢复中原无望，故而其诗歌主要在于抒写个人的感受与情思，以及对日常生活与行旅风光的描绘，而于社会现实涉及者无多。所以从总的方面讲，永嘉四灵诗派在当时虽然影响甚众，但深广的社会内容与时代的风云之气，却几乎与其诗歌毫无关联。但尽管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史事实是：“四灵诗影响推广，即成为了江湖派。”[18]即江湖诗派的形成，乃是因四灵诗派的影响所致。此则表明，这两个诗派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江湖诗派是一个“介于官僚与农工商之间”[19]的诗人群体，并因书商陈起所编刻的《江湖集》而得名。据张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的考察，这一诗派共有诗家118人[20]，其中影响较大且有诗集传世者77人，其人数之众，为有宋一代诗派所少有，其活动的时间范围，上自宋宁宗时期（1195—1208），下迄宋末（1279），前后约100年左右。江湖诗派虽然因四灵诗派的影响而形成，且有不少诗人与“四灵”过从甚密，但这两个诗派却是颇具区别的，其中的最大不同点在于，江湖诗派中的大部分诗人虽身在江湖，却心系天下，因而创作出了一系列忧国忧民之作。如刘克庄《运粮行》、《开粮行》、《苦寒行》、《筑城行》、《军中乐》、《感昔》、《开壕行》、《国殇行》、《北来人》，戴复古《织妇叹》、《频酌淮河水》、《江阴浮远堂》、《灵壁石歌》、《淮上寄赵茂石》、《阿奇晬日》《庚子荐饥》，方岳《农谣》、《三虎行》、《山庄书事》，以及刘过《夜思中原》、、毛珝《甲午江行》、周文璞《剑客行》、赵汝鐩《耕织叹》、叶绍翁《题鄂王墓》、乐雷发《时事》等诗，即皆为其例。这些诗篇，或表达作者对中原沦陷的愤慨，或于国势不振表示担忧，或对民生疾苦予以深切关注等，均因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性，而可与陆游的《关山月》等作并读。但遗憾的是，在江湖诗派数以千计的诗歌中，类似之作的比例却甚为有限，即其更多的乃是一些“翡翠兰苕”（杜甫《戏为六绝句》语）之类的作品，对此，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已曾指出，其云：“南宋诗小集二十八家，黄俞邰钞自宋刻，所谓江湖诗也。大概规橅晚唐，调多低下。”又云：“馀多摹拟‘四灵’，家数小，气格卑，风气日下，非复绍兴、乾道之旧，无论东京盛时，可一慨也。”[21]仅此，即可见出江湖诗派的“翡翠兰苕”诗作之一斑。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即蒙古改国号为“大元”后的第五年，元兵攻入临安，恭帝投降。三年后的公元1279年，逃至厓山（今广东新会）的宋军战败，陆秀夫负幼帝赵昺投海，南宋宣告彻底灭亡。而诗歌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宋、元易代之际的一批诗人，即被称为宋末遗民诗派。据统计，这个诗派的诗人有近400人之多，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则为文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谢枋得、郑思肖、杜本等。这个诗派的成员既多，创作亦盛，宗黄羲所谓“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谢翱年谱游录注序》）者，所指即此。而钱谦益在《胡致果诗序》一文中，亦持有同样的认识：“宋之亡也，其诗称盛。”（《有学集》卷十八）这个诗派中的诗人，实际上是由宋末两大诗人群体所构成，即一为仕宦类诗人，如文天祥、汪元量、谢翱等；一为隐逸类诗人，如连文凤、东必曾、刘蒙山等。其中，文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谢枋得等仕宦类诗人，则为这个诗派的中坚与劲旅。在面对着蒙元大军压境、宋室崩溃在即的社会现实，他们一方面投身于抗元的战斗行列（如文天祥、谢翱），一方面则以杜甫其人其诗为师学对象，写出了一系列充满着爱国精神与忠义慷慨之气的佳构，如文天祥《正气歌》、《扬子江》、《常州》、《过零丁洋》、《纪事》、《言志》、《使北》、《金陵驿》，汪元量《湖州歌》（98首）、《越州歌》（20首）、《醉歌》（10首）等作，即获得了时人与后人的多方面好评，甚至被称誉为“易代之际的战歌与悲歌”[22]。

三、理学诗派：道与诗的结合

赵宋自开国以来，为了对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与强化，除在政治方面强调“正统”外，还分别在思想上强调“道统”，在文学上强调“文统”，而理学家正是以继承孔、孟道统而自居的，所以，其很快就成为了宋代上层建筑（思想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理学”，就是《宋史·道学传》中的“道学”，也即西方学者所称道的“新儒学”，其核心是对“道”、“器”、“性”、“命”等重要哲学命题进行讨论，也即以本体论、心性论、认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具有“宋学”主体特质的学问，一种适应于赵宋王朝统一与发展的学术思潮。因之，在宋代哲学史，便出现了一批专以“理学”为研究对象，并以提升人格与立德成圣为终极旨归的理学家，如“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等，即皆为当时理学界的闻人。同时，这些理学家又各以其非凡的才华，涉足于文学的相关领域，并在诗歌创作方面颇有建树，以至于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哲理”与“理趣”色彩的优秀之作。于是，由理学家而理学诗，也就有了理学诗派。理学诗派在宋代的诞生与形成，不仅是宋代诗派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在中国诗歌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其所代表的是理学在赵宋之际的日益兴盛发达，以及理学与文学在这一时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融合。所以，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宋代的理学诗，不仅记录了理学派诗人对于人性、自然、天体、物理等方面的领悟与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扩大了宋诗的题材范围，丰富了宋诗的表现领域，使得繁花似锦的宋诗更加光彩夺目。

北宋是理学诗派发展的初创期。开北宋理学诗创作先河的诗人，是“以师道明正学”的“宋初三先生”，即孙复、胡瑗、石介三人，而理学派的代表诗人，则为“北宋五子”中的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二程”中的程颐实际存诗只有6首，故其虽在“五子”之列，而不能称为代表诗人）四人。其中，邵雍又因其《伊川击壤集》（存诗1500馀首）为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理学诗集，而成为了理学诗派的开山祖师。正因此，又有将“宋初三先生”与“北宋五子”合称为“击壤派”（理学诗派之一宗）者。邵雍之诗，由于其“理学”的特质与“理趣”的审美特性等原因，而被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为“邵康节体”，这既是对其理学诗成就的充分肯定，又是对“击壤派”的一种最佳认同。理学诗派之诗虽然以表现儒家义理为第一要义，但也不乏平淡清新之作，如邵雍《安乐窝》、《小车吟》、《闲适吟》等诗，以及周敦颐《题春晚》、张载《绝句二首》等，即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理学诗派由北宋而南宋，不仅得到了发展与光大，而且较之北宋更为繁荣昌盛。这一时期重要的理学诗人，主要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真德秀、魏了翁，此外还有所谓的“南剑三先生”（杨时、罗从彦、李侗）、“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等。其中，与吕祖谦、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的朱熹，既是北、南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理学诗派中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对此，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第二章已言之甚详。相对于北宋的“击壤派”诗人而言，南宋的理学家诗人除创作了大量的理学诗外（如《全宋诗》著录朱熹诗1300多首，陆九渊诗30首，吕祖谦诗100多首，张栻诗500多首，真德秀诗130多首，魏了翁诗880多首，即可见一斑），还于理学诗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贡献，即编选了理学诗史上的第一部理学诗总集《濂洛风雅》。此书的编选者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金履祥，凡六卷，共收录了48位理学诗人的约420首理学诗，并附有“濂洛诗派图”，其最大的特点在于，自“是编出，而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23]。于是，宋诗史上的“濂洛诗派”与“道学之诗”的称谓，即皆因此而始。而在此之前，理学家真德秀还曾以“理学义理”为标准，编选了一部以诗、文为代表之作的《文章正宗》（凡二十卷，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并于“纲目”之“诗赋”类条下，从理论的角度对“义理”进行了阐述，有助于时人与后人对理学诗中“义理”的认识与把握。

理学诗派诗人虽然具有道学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且在诗与道的关系上认为道在诗之先，即认为“诗其馀事”（方回《送罗寿可序》），并推出了一批阐说义理的诗篇，但其作为文学史而不是哲学史上的一个诗歌流派，却更多的是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形象生动鲜明、理趣盎然特点的“亦情亦景”之作。由于受理学诗派的影响，有宋一代的诸多仕宦类诗人，如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秦观、苏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叶梦得、赵师秀等，不仅都加入到了这一创作行列，而且还推出了许多充满理趣色彩的哲理诗[24]，从而使得宋人在“详唐人之所略”（缪钺《论宋诗》语）方面，更为“充实密栗”。

四、不同的背景与共同的创作

一般来说，文学史上的文学流派，主要存在着两种情况，或者说为两种类型，一种为自觉的文学流派，一种为非自觉的文学流派，前者是一种“有组织、有纲领、有创作实践的作家集合体”，后者则主要是由作家“创作风格相近而形成的派别”。（《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流派》）因此，又有将后者称之为“特定的文学流派”的。以此为据，可知包括理学诗派在内的宋代11个诗派，基本上都属于前者，即其均属于“自觉的诗歌流派”之列，也就是一种“有组织、有纲领、有创作实践的作家集合体”。仅就这一方面言，宋代诗派之于唐代诗派乃是大有区别的，这是因为，唐代的诗派几乎都是由“创作风格相近而形成的”一些诗歌派别，如王孟诗派（山水田园诗派）、高岑诗派（边塞诗派）、韩孟诗派、元白诗派等，即无不如此。由非自觉的诗派向自觉的诗派发展，是诗派渐趋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自宋代诗派始，文学史上非自觉的诗派即逐渐为自觉的诗派所替代。

任何诗派的诞生、形成与确立，都是与当时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的，而以上所论及的宋代11个诗派，即无不如此。北宋时期的江西诗派等六个诗派，之所以皆因宗唐而崛起，关键就在于当时的典章制度、文化学术等大背景，几乎均与李唐关系密切。关于北宋的典章制度与李唐典章制度之间的关系，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至卷一七三之“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兵考”、“刑考”等15考，已足资参考。而文化学术方面，仅就对唐人诗文集的整理而言，便极具典型性与代表性。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参与编辑整理唐人别集的诗人与学者，主要有柳开、穆修、曾巩、欧阳修、孙仅、苏舜钦、刘敞、王安石、乐史、宋敏求、留元刚、沈侯、王钦臣、王琪、韩琮、王洙、王彦辅、沈晦、赵颜清、洪适、胡如埙等数十人之多，而著名的《唐文粹》、《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唐省试诗集》等以唐人诗文为主的大型文集总集，也编纂于是时。这些事实表明，在北宋期间，一场以诗人、学者为主的对唐人诗文集进行编辑整理的文化之战，即因此正式拉开了大幕。受其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千家注杜”也因此而肇始，而“天下以杜甫为师”的师学局面，则亦因此而形成[25]。正因此，活跃于北宋的各种诗派，其诗人诗作即无不打上了这道“宗唐”的时代烙印，对此，从一部《全宋诗》的前25册（卷—至卷一四八○）中即可准确获知。

同时，北宋又是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学术思想相当活跃的时代，因之，传统的儒学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在对外来文化（佛教）与本土文化（道教）中的某些精华因子进行整合之后，以一种全新的哲学思潮面目出现。于是，理学，理学家，理学诗，理学诗派，即皆因此而肇始而诞生，且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高潮迭起，蔚为壮观。理学家虽然以研究主体论、心性论、认识论为主，但他们也并非生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一批“哲人”，更何况，他们的理学思想、理学主张也需借助诗歌的形式进行宣扬，所以理学家的很能多诗歌大都是与现实相关联的。以朱熹为例，其集中的《感事书怀十六韵》、《次子有闻捷韵四首》、《闻二十八日报喜而成诗七首》、《杉木长涧四首》等诗，即皆为诗人关心国家大事与民生疾苦的代表作。如《次子有闻捷韵四首》：“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凄感圣心。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声。（其一）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其二）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谁遣捷书来荜户，真同百蜇听雷声。（其三）胡命须臾兔走林，骄豪无复向来心。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音。（其四）”作为步人原韵的组诗，这四首诗写得气势雄健，激情澎湃，不仅和盘托出了诗人对沦陷区人民的关注之情，而且对宋军尽快收复中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仅此即可表明，理学派诗人是并非终日在“道学”中讨生活的。面对着“靖康耻”的社会现实，南宋爱国诗派的诗人们更是首当其冲，创作出了大批悲愤激昂、气壮山河之作；而以文天祥、汪元量为代表的一批遗民诗人，则在国破家亡之际，用其青春与生命写下了一系列爱国主义诗篇。二者的前后相续，互为呼应，使得“易代之际的战歌与悲歌”更具风采与特色。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由北宋而南宋的政权变迁之中，导致这两个时期诗派诞生与形成的原因虽然有别，但一点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对唐人唐诗的推崇与师学。即是说，本节所论及的11个诗派，无论是北宋的江西诗派抑或南宋的爱国诗派、遗民诗派等，宗唐始终贯穿其中，即使如理学诗派也不例外。北宋各诗派的宗唐已如上述。南宋各学诗派在宗唐方面，较之北宋的苏诗派、江西诗派等而言，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过之而无不及，这从南宋爱国诗派的核心为“诗史诗派”，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对“诗史”的极力尊崇与赞赏，以及文天祥于狱中所作《和杜集》200首等文学史事实中，即可获知其大概。理学派诗人如朱熹，不仅力主宗唐，而且特别推尊杜甫诗歌，其《答刘子澄书》中的“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云云，即为明证。不独如此，朱熹还于其诗中多次模仿杜诗的句法，甚至是化用杜甫诗句，对此，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第二章已有专论，读者自可参看。而此，即成为了宋代诸诗派成因中的异中之同。

注释：

[1]张涤云《中国诗歌通论》第三章第六节，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172页。

[2]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9页。

[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27页。

[4]宋人论唐诗，大致将其分为初唐、盛唐、晚唐三个时期（即所谓的“三唐论”），所以，被宋以后诗论家称之为中唐诗人的贾岛、姚合二人，在宋人的“三唐论”中，即成为了晚唐诗人，也因此而有了“晚唐体”之说。

[5]关于“九僧”及其诗，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实则不确。对此，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已曾言之，并说：“所谓九诗僧者，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也。”可参看。

[6]方回《送罗寿可诗序》，陶秋英编选《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9页。

[7]严羽《浪诗话·诗体》，《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9页。

[8]刘攽《中山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7页。

[9]梁崑《宋诗派别论》，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该书将宋代的诗歌流派分为“一体十派”，即：香山体、晚唐派、西崑派、昌黎派、荆公派、东坡派、江西派、四灵派、江湖派、理学派、晚宋派。

[10]吕之振等《宋诗钞·欧阳文忠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5页。

[11]苏轼《答程全父推官书》，《苏东坡全集·续集》卷七，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216页。

[12]叶燮《原诗·内篇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页。

[13]王辉斌《论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载《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2期。第43页—47页。

[14]程千帆、徐新雷《两宋文学史》第五章第三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15]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简斋集》，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349页。

[16]王辉斌《南宋诗人变唐的历程与特色》，载《长江学术》2009年3期。第20页—28页。

[17]据方回《瀛奎律髓》卷三十二所言，《兵乱后杂诗》共29首，但其却为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所漏收，《瀛奎律髓》则选录了其中的5首。

[18]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672页。

[19]张涤云《中国诗歌通论》第三章第六节，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20]关于江湖诗派诗人的具体数量，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认为可考者为138人，较张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多整20人。

[21]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26页、233页。

[22]程千帆、徐新雷《两宋文学史》第十章第二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70页。

[23]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一《濂洛风雅》，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737页。

[24]王辉斌《宋金元哲理诗探论》，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8期。第34页—40页。

[25]以上所言，具体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

（本文原载《宋金元诗通论》第七章第一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