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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改变了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在经济发展上最直观的因素之一就是打破了唐朝的“坊市制度”，不再实行“宵禁”。

政策上的转变，生产水平和科技的提高，成就了宋朝的“商业大国”。商品经济如此发达，酒文化自然兴盛。尤其在宋朝举国重文氛围下，自然多文人雅士，酒也自然是展现风雅的一大利器。

今天，我们就从宋代孟元老的著作《东京梦华录》中窥探宋朝酒文化一二。

前面说到，宋朝在商业经济上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市场非常繁荣，不仅催生了商业街，还出现了夜市（也叫“鬼市”），清明上河图就反映了宋朝这一现状。

宋朝的酒有“小酒”、“大酒”之分。

所谓小酒，也就是米酒。这种酒是宋朝最常见的一种酒，也是多数人喝的一种酒。小酒的酿造周期短，不需要“陈”，能做到随酿随卖。

大酒就不同，这种酒需要“蒸”、“陈”，酿造周期长达一年。一般都是冬季酿造，夏天出售，因此也有“候夏而出”的说法。相较于小酒，大酒从酿造到售卖周期长，价格自然不同。

作为一部北宋“笔记”，《东京梦华录》详细描述了当时的饮酒风尚。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东京城饮酒之风盛行，大街上酒楼林立，不仅有富丽堂皇的大酒楼，还有独具一格的小酒楼，丝竹管弦之声不绝于耳。

所谓，“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这里面包含官家开的酒库，也有私人经营的酒楼，就连乡下，酒楼也是必不可少的。

“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如此浓厚的饮酒风尚，自然使得酒成了一个营收可观的产业，酒的赋税也变得非常可观。

因此，宋朝对酒十分重视，一方面把控，一方面鼓励民间生产与发展。因此宋朝的酿酒产业，也分为官府酿酒和民间酿酒，酿酒技术也十分高超，由此有中国白酒蒸馏酒技术出现于宋代一说。

《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北宋香飘十里的酒楼，在规模上有正店、脚店之分。正店都设在繁华的街市上，有酿酒的权利，以丰乐楼、樊楼最为有名。脚店只能从正店批发酒。

气派的大酒楼，是达官贵人、名商大贾常光顾的固定场所，使用的也都是金银酒器，价格不菲。

酒楼在装饰上也非常讲究。

东京富庶，门首皆有彩楼欢门装饰。所谓“彩楼”，即用彩色绸帛结扎的棚架，彩楼有一个梯形的檐子，每层顶部都扎成花架状，檐下垂挂着流苏。酒楼门前排设着红绿杈子，用来阻挡人马。每逢重阳节，酒楼都会用菊花缚成洞户来招揽客人。

“各酒店生意兴隆，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京城里的这些酒店，日夜笙歌，从无休歇”。

这就体现出了宋朝夜市的兴旺发达。北宋中期后，“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北宋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

《东京梦华录》卷二记载：“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

另外，在宋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文人聚在一起喝酒，就少不了“行酒令”。宋朝人“行酒令”十分狂热，在《楮记室》中记载，高丽国一位僧人到宋朝，朝廷派遣杨次公接见。每次接见，两人必定饮酒行酒令。

正是因为这种酒文化，才有了“调笑令、天仙子、水调歌”等众多词牌名固定下来，这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节假日喝酒也有讲究。

比如酒楼都会在中秋那天卖新酒，在比如春节，宋朝基本每家每户都会喝的一种酒叫“屠苏酒”，以诗为证：

王安石的《元旦》里写，“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苏辙《除日》，“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

陆游《除夜雪》：“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

文天祥《除夜》：“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总之，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丰富的酒文化是多重因素催生的结果，从《东京梦华录》就可以看出，宋朝的酒楼就是人们消遣的场所，灯火通明的夜市，百姓彻夜饮酒的开怀，这就使得宋朝整个城市都氤氲着一种民生安定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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