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粮食产量

1.1米麦产量

北宋主要粮食作物为水稻和大小麦，此外还有占比较小的粟、菽、荞麦等。以秦岭淮河为界，南方耕地以水田为主，多为水稻种植区。北方耕地以旱地为主，多为小麦种植区。在南北方水热条件适宜的区域，也存在稻麦混合种植的情况。本书姑以稻谷、小麦作为北宋各类粮食作物的代表。

前文对熙丰之际垦田面积进行了重建，但垦田面积并不等于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李稻葵、金星晔、管汉晖在历史GDP核算及国际比较项目中参考漆侠、吴慧先生的研究，认为北宋时期经济作物在耕地面积中的占比为６％。则熙丰之际粮食作物最大可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94%，约为643,273,903亩。[1]

关于宋代粮食的亩产量，数十年来诸多学者都已作过极为深入的研究，迄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部分学者认为，以时人观测的亩产量推算存在数据不精确、样本选择偏颇的问题，容易高估产量。主张参照民间私租普遍适用的对分制（五五分成），以官田上缴租米数量反推亩产量。但此法需要考虑三个要素，一则官田样本分布是否均衡，二则租米统计是否精准，三则田租比例是否正确。事实上，三个要素中，仅史籍对租米的记录较为精确。官田田租数据一样受到史料的限制，存在样本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官田田租比例也通常小于私租，二茬作物又未必计租，以对分制计算存在较大误差，容易造成过低估计总产量的情况。因此，以上两类方法的适用应综合考量。

就诸多学者对北宋粮食亩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笔者不再一一剖析，仅采信学界主流观点：即以中等田地计，北方旱地亩产米、麦1石左右，东南水田亩产2石左右，中南、西南诸路亩产介于1-2石之间。[2]

根据垦田分布，大略可得宋代全国中等田地平均亩产米、麦1.5石左右。但除田、地外，耕地中还包含占总面积约10-15%的不宜种粮的“山”、“荡”等（见本书第二章4.2节），再假定每年另有5-10%左右的耕地抛荒、休耕，则以最大可种粮面积平均计算，亩产或当减少至1.2石。以米、麦各半计，则亩产合128.12市斤（米麦平均容重775g/l）。由此可粗略测算出熙丰之际全国米、麦总产量约771,928,684 石。

大米属于成品粮，由稻谷加工而成。宋代“稻子两石折米一石”，部分学者由此认为宋代稻谷出米率仅为50%。而事实上稻谷容重仅为大米的70%（560g/l：800g/l），两石稻谷的重量只相当于1.4石米。出米一石，则出米率为71.43%。

宋代小麦加工的成品粮一般为面粉。宋初，都曲院“磨麦4万硕（石），收面3,227,392斤”，又“用小麦2,165硕（石）......收面140,348斤”。小麦容重以80.72斤/石计，则前一例麦与面重量相等，当属保留了全部麸皮的“全麦”面粉。后一例出粉率约80%，与现代小麦大体相当。姑视其为宋代小麦的一般出粉率。[3]

根据上述原粮与成品粮的折算率，可推算熙丰之际原粮和成品粮总产量如下表：

根据推算，熙丰之际稻谷、小麦原粮总产量约115,789万石（994.29亿市斤），人均约11.57石（993.91市斤）。将稻谷折米，米麦合计约77,193万石（824.14亿市斤），人均7.72石（823.83市斤）。将小麦折面粉，则成品粮米面合计约83,131万石（744.39亿市斤），人均8.31石（744.10市斤）。

1.2秸秆产量

农作物秸秆包括稻草、麦秆等。在古代，秸秆主要作为牛马羊驼等牲畜饲草和生物质燃料使用。是种植业重要的副产品。

元丰八年（1085），枢密院奏：“（河东经略司）去年耕种木瓜原......所收禾粟、荞麦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束）”政府在河东路木瓜原屯田五百余顷，收（租课）粟、荞麦1.8万石，副产品秸秆（草）10.2万束。[4]

政和五年（1115）边防司奏：”（陕西熙河兰湟路）汉人买田常多，比缘打量，其人亦不自安。首陈已及一千余顷。若招弓箭手，即可得五百人；若纳租税，每亩三斗五升、草二束，一岁间亦可得米三万五千石、草二十万束。”该史实反映了宋政府对边境汉人违规购买、隐匿蕃田的处置，要求“依条立定租税输纳”。宋代对合法授予的弓箭手田征收的地租远低于一般公田，如同年河东路弓箭手田便“取酌中数目，每亩止纳租课三升”。而边防司本处推算每亩租额却超过10倍不止，自然是视之为一般公田计征田租。其所称米、草（秸秆）数量应属于在对耕地总产出进行估测的基础上，按分成或定额租计算的结果。因此“草二束”与“三斗五升（米）”应存在对应关系，为“三斗五升”租米在理论上的副产出。北宋后期，政府在熙河兰湟路大量招募弓箭手推广水稻种植，此处“米”当指大米。由此推算每石大米可对应副产品秸秆5.71束。[5]

北宋中期，包拯奏称，将河北西路邢、洺、赵三州由牧监退草还耕的田地交由百姓佃租后，每年“共约出粟八万七千五百余石，小麦三万一千二百余石，秆草五十五万六千余束......”11.87万石粟、麦对应副产品秸秆55.6万束。[6]

根据现代统计，稻谷的草谷比（农作物秸秆与籽实重量之比）理论值约为0.927，小麦1.381，粟1.398，荞麦2.175。宋代稻谷出米率71.43%，则脱壳大米的草“米”比约1.298。[7]

水稻、小麦、粟构成了北宋农作物的主体部分。根据以上河东、陕西、河北的样本，结合现代科学计量的草谷比、容重数据，可推算出宋代农作物与秸秆之间的比例关系。

河东样本中，1.8万石粮食中粟和荞麦的比例不详。如全以荞麦计算，总合120.11万斤（荞麦容重620g/l，66.73斤/石），理论可收秸秆261.24万斤（20.1万束）。全以粟计，总合125.92万斤，理论可收秸秆176.04万斤（13.54万束）。两者取中间值约16.82万束。枢密院所奏实收秸秆10.2万束，实收占比约60.7%。

据陕西样本，每石大米约86.1斤，理论可收副产品秸秆111.76斤（8.6束）。实收为5.71束，实收占比约66.5%。

据河北样本，8.75万石粟约612.12万斤（粟容重650g/l，69.96斤/石），3.12万石小麦约251.84万斤。理论可收秸秆分别为855.74万斤（65.83万束）和347.8万斤（26.75万束），合计92.58万束。包拯所录实收秸秆55.6万束，实收占比约60.1%。

据三地草谷样本平均值计算，北宋时期农民实收草谷比约为理论值的62.4%。另有37.6%的秸秆可能因为留茬、采集和运输损耗、作为肥料还田、废弃等原因未能收集。由此可知米、麦的平均实收草谷比约为0.836。每生产1石米、麦（83.41斤）实际可收集秸秆69.73斤。根据熙丰之际的粮食产量，可推算农作物秸秆总产量约为538.2亿斤。

[8]

在古代乡村，秸秆作为牲畜饲料的用途优先于燃料。宋代草食家畜之中，以牛和羊居多，驼马驴骡等数量较少。熙丰之际耕牛数量并无统计，但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其数量可根据当时耕作活动中畜力的一般配置进行估算。据记载，宋代政府在各地屯田，普遍以每45-60亩配耕牛一头。民间如京西路，南宋初，因政府按人口强行括牛，导致每1.8户、100亩田只配一头牛，“由是大扰”。可见常态下的耕牛配置至多为一点几户或数十亩配牛1头。如比照政府屯田用牛（50亩/头），民间以60亩/头计之，熙丰之际全国耕牛数量超过1,140万头，平均1.46户一头。[9]

据我国农业部标准，中型水牛、黄牛每头折合6-6.5个标准家畜单位（日消耗1.8公斤标准干草的羊单位）。折中计之，放牧期每头牛每日食量约为11.25千克天然干草，合17.6宋斤。舍饲期牲畜并以大豆、谷麦等为料，则秸秆用量略少。据宋代政府律令《天圣令·厩牧令》记载，宋代每头牛舍饲期日食草1围（相当于1束即13斤）。又据明代史料记载：平均每头牛每日食草1束（明代1束草约15斤，合13.8宋斤，与宋代1束差不多）。[10]

我国东南大部分地区年无霜期在200天以上，草地生长季自4、5月到9、10月，长达半年以上。宋代官方制定的牲畜放牧期也大致相合，即“春夏出牧，秋冬入厩”。因此，耕牛需消耗秸秆的舍饲期约为6个月。每头耕牛以日食一束计算，年耗秸秆合2,340斤。以1,140万头计之，则饲料用秸秆约为266.9亿斤。[11]

除耕牛外，驼马骡驴等牲畜也消耗大量的秸秆。

马匹是古代最重要的军事资源，政府占有的比例远高于其他牲畜。熙宁年间，宋政府所有官马约15.36万匹。皇祐元年（1049），叶清臣提议“赋马于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上户一马，中户二户一马......如此则坐致战马二十万。”整个北方养马区理论上可上缴的马匹不过20万，可见民间养马至多也不过三五十万匹。除民间养马外，宋代官员养马也为数不少。熙丰之际“凡官员养马多至五七匹，少亦二三匹”。元丰初年宋政府官员约2.5万人，则马匹总数不超过12.5万。粗略计算，宋代全国马匹总数或在60-80万匹之间。[12]

羊肉在宋代是最重要的食用肉类，从皇室贵族、各级官员到寻常百姓无不喜爱。羊的饲养成本和对地理气候环境的要求远不及马，南北皆宜。史料记载各地牧养、上贡、贩卖以及御用、赏赐、祭祀用羊动辄以万计，部分地区甚至“家家资以为利”，成为乡村户重要的收入来源。足见饲养数量之多。[13]

据《天圣令·厩牧令》统计可知，驼、马、骡、驴的秸秆消耗量约为牛的50%-80%，而羊只相当于10%。假定宋代驼、马、骡、驴的总数相当于牛的30%，羊的数量与牛相当。则牛之外其他食草牲畜消耗的秸秆大约占牛饲料的1/3，约合89亿斤。则全年作为饲草消耗的秸秆总量为355.85亿斤。占秸秆总产量的66.12%。剩余33.88%约182.4亿斤秸秆可作为生物燃料使用。

[14]

2、丝麻产量

2.1丝麻织品的社会需求

宋代丝织业进入蓬勃发展期，以绢为代表的各类丝织品产量显著提高，并成为政府财政收入中除钱粮之外最重要的征收物品。治平元年（1064），政府收入中绢紬之数已达875万匹，元丰五年（1082）户部匹帛收入816万匹，产量之大可见一斑。[15]

丝绸价格昂贵，大部分供应给官宦和富户阶层，也充作军人的主要衣料。司马光言：“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说明丝绸与麻布的消费群体已不再泾渭分明。但这毕竟是“风俗侈靡”下的现象。普通民众的衣被仍以价格低廉、便于劳作的麻织品为主。[16]

王禹偁言：“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范仲淹在苏州创办义庄赡养族中穷人，标准为“冬衣每口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各半匹”。成年人中“至俭”者、贫者每年需消费布帛1匹，未成年儿童的耗费约为成人的一半。以上大约代表了下户的消费水平。宋代成丁接近男口的60%，再加60岁以上的老者，儿童或占人口的30%左右。成人和儿童通计，家庭人均布帛消费约相当于其成人的85%。下户成人以1匹计，则家庭人均约0.85匹。假定客户消费水平更低，按下户的80%计算，人均约0.68匹。

治平元年（1064），军队支出匹帛绢紬742万匹，当时禁、厢军共约118万人，平均每名军人6.3匹。以每个军户家庭5.676人计，人均约1.1匹。宋代军人成分复杂，其中农民、流民占比颇高。整体而言，其布帛消费略高于下户和客户。

张方平言：“（中人）人衣布帛二端”。南宋有官员称：“终年所衣，不过一两匹”。普通家庭成年人用布帛约1-2匹。黄庭坚言：“人生岁衣十匹”，自是官宦豪门的生活水平。假定中户家庭成年人1.5匹，上户2匹。则其家庭人均分别约1.28匹和1.7匹。[17]

如以中户作为丝麻织品消费的分界，假定下户居民消费以麻布为主，中户、上户以丝绸为主，根据前文所测熙丰之际各等民户人口数，即可推算丝麻织品的社会需求量。

据上表可知，熙丰之际，丝织品的年社会需求约2,800万匹，麻织品超过5,800万匹。除社会消费外，每年政府财政收入丝织品800余万匹，布150余万匹。则全年丝、麻织品总需求量当不少于3,600万匹和6,000万匹。[18]

2.2丝麻产量与桑麻种植面积

丝绸、麻布的基本原料为生丝和麻缕，桑和麻自然成为宋代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据《宋史》记载：“自周显德中，令公私织造并须幅广二尺五分，民所输绢匹重十二两，疏薄短狭、涂粉入药者禁之；河北诸州军重十两，各长四十二尺。宋因其旧。”除河北外，一匹绢官方标准重量为12两。绢是当时产量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丝织品，生产3,600万匹绢所需生丝约4.32亿两。

关于蚕丝的单位产量，可依照如下方法推算。唐宪宗元和七年( 812) 四月诏:“诸道州府有田户无桑处，每检一亩令种桑两根“。同时期李翱在《平赋书》提到:“是故十亩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蚕，取不宜岁度之，虽不能尽其功者，不下一匹帛。”即唐代桑粮间作时，每2亩桑田种桑树4棵，可以产绢 1 匹。唐代一匹绢重10两，则一株桑树产丝约2.5两。生产4.32亿两丝须桑树17,280万株。[19]

据宋代《天圣令·田令》规定“每年课种桑枣树木，以五等分户，第一等一百根，第二等八十根，第三等六十根，第四等四十根，第五等二十根。各以桑枣、杂木相半。”桑枣树木中桑枣占一半，即依据不同户等，每户须植桑、枣10-50株不等。

熙丰之际，乡村户约1,463万户（以主客户88%计），主客户中主户占比约65.63%。则乡村主户约960万户。根据本书第三章测算的五等户数量，可计算出每年仅政府课种的桑、枣总数已超过15,000万株。此外，还有更多的自主植桑。经年累种，桑树总数当不少于17,280万株。因此，每年3,600万匹丝绸的产量不仅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亦有政府政令予以保障。[20]

宋末元初成书的《农桑辑要》记载桑粮间作：“阔八步一行，行内相去四步一树......桑行内种田，阔八步，牛耕一缴地也。”一亩田240平方步，8步一行，4步一株，每亩可栽植约 7、8 株 。若不采用间作方式，则行间距均为4步，每亩可植 15 株。南宋初《陈旉农书》记载江浙桑园栽植密度：“先行列作穴，每相距二丈许，穴广各七尺。”行距与株距均为2丈（4步）左右。朱熹在漳州提倡栽桑，教民种桑方法：“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间。”南方栽桑相距1、2丈（2-4步），则每亩不少于15株。如以每亩植桑15株计算，亩产生丝约37.5两。17,280万株桑树须占地1,152万亩。

《陈旉农书》同时记载：“南宋初湖州安吉县10口之家，养蚕10箔，每箔得茧12斤，每一斤取丝1两3分”则每箔得丝12.36两。五代初《四时纂要》记载：“一亩（桑田）饲蚕三箔”，3箔蚕产丝合37.08两。与前一算法所得亩产37.5两基本相当。[21]

宋代麻布的重量无明确史料记载。但有学者根据唐代租佣调法相关记录推算出，1斤麻相当于5尺布，织一匹布需麻缕8斤。如此可知生产6,000万匹布需用麻4.8亿斤。[22]

关于宋代麻的亩产量，史籍亦无明确记载。但据《宝庆四明志·四明续志》载：（南宋）”明州广惠院有田地34亩26步，收租为麻皮412斤9两足秤, 其中县周复孙租沙地26亩1角48步，租为麻皮298斤9两。”每亩租额11.5-12斤。田租比例虽不详，但不会超过民间五五对分制，则亩产麻皮应在24斤以上。此外，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述其时每亩麻田一般可收 20-30斤经过沤制的麻缕。

如以每亩麻田产麻24斤计算，熙丰之际全年4.8亿斤麻所需麻田面积约2,000万亩。[23]

3、茶叶产量

除桑麻外，茶叶是另一类极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北宋茶文化繁盛，无论官宦富户、文人墨客还是布衣百姓，对茶都极为青睐。北宋茶叶主要产区为东南诸路和川峡地区，北宋政府自嘉祐四年 (1059)对东南茶实行通商法，又于熙宁七年（1074）禁榷川茶。通商法下政府放弃购销垄断，仅向茶农征茶租，向茶商征茶税，因此茶叶产量的统计比较复杂。禁榷制下，政府榷茶数额与实际产量存在较大关联。

熙宁十年（1077），知彭州吕陶上奏折称：“蜀茶岁约三千万斤”。其著作《净德集》收录此折子时另注明：元丰七年（1084）为2,914.7万斤，八年（1085）为2,954.8万斤。吕陶作为川峡地方官，此奏力主通商反对榷茶。为证明通商之效，所称之数必然经过颇为细致的计算，尤其他特别注明元丰七年、八年数进行佐证，足见成竹在胸。故此，可以推定熙丰之际川茶产量应稳定在3,000万斤左右。[24]

学者孙洪升对通商前东南茶产量做过细致的估测，他认为东南茶产量的统计应包括官方买茶额、折税茶、贡茶、耗茶、私茶等。其中大中祥符八年（1015）买茶额2,907万斤（祖额2,306万斤），天禧末（1021）折税茶166.8万斤，贡茶76万斤，耗茶按祖额乘以平均耗茶比例27.5%约634万斤，私茶按祖额一半计算1,153万斤，合计约4,336-4,937万斤。另计川茶3,000万斤，以及粗略估测广南茶5万斤，通商前北宋茶产量总计7,341-7,942万斤。

茶叶总量中，孙洪升认为食茶数量不宜高估而未计入。沈冬梅在孙洪升研究基础上，针对食茶部分进行了探究，认为东南七路食茶数量达到了420万斤，故此可推算北宋茶叶产量约7,761-8,362万斤。[25]

熙宁六年（1073）政府于建州买茶约33万斤，与祖额34.7万斤已十分接近，说明熙宁年间东南茶产量已恢复到祖额水平。则至熙宁末元丰初东南茶叶产量当不少于4,336万斤。加上川茶和食茶数量，熙丰之际北宋茶叶总产量应接近8,000万斤。[26]

关于茶叶亩产，根据唐末《四时纂要 》载“三年后每科收茶八两,每亩计二百四十科,计收茶一百二十斤。”120斤鲜茶折算干茶约30斤。宋亩较唐亩面积大11%左右（1宋亩约0.876今亩，1唐亩约0.792今亩）。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宋代亩产干茶33.3斤左右。则熙丰时期全国种茶面积约240万亩。[27]

4、种植业主要产品价格

4.1粮食价格

参考程民生先生著作《宋代物价研究》，将熙丰前后全国粮食价格进行摘录如下。

[28]

北宋中后期全国各路米价差异较大，整体平均而言，大致在每石700文上下浮动。可视之为熙丰之际的一般粮食价格。

[29]

熙丰前后，农作物秸秆（秆草）价格大体稳定在2文/斤左右。

4.2丝麻价格

熙宁十年（1077），两浙路丝“每斤不至四百”，以至于“民在穷乏，方无所售”。每两25文，属于极低的价格，正常年景应高出许多。《宋会要辑稿》载：“和买物帛，据元丰法并支钱......丝每两六十五文”。元丰年间政府和买丝每两65文，为当时“优恤民间”的政策。应与市价相去不远。[30]

蚕丝为丝织品主要原料。在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原料成本占织物总价值的比例应是相对稳定的。如能确定成本率，则原料的价格亦可通过成品价格推算。南宋乾道六年（1170），金国的相州（原宋河北西路）“好绢每匹二贯五百文，丝每两百五十文（并六十陌）”。以60为陌，则绢价每匹1,500文足，丝价每两90文足。宋代旧制河北路诸州军绢重10两（常制12两）。则当时相州每匹绢原料成本为900文。由此可知宋代手工丝织业的原料成本率约为60%。[31]

熙丰之际绢价约为每匹1贯（具体推算见后章），原料成本占60%约为600文，以每匹12两的常制计算，丝价格为50文/两。

宋代麻的价格未见记录。熙丰之际麻布价格约为每匹400文（具体推算见后章），参照丝织品60%的原料成本率计算，则一匹麻布所费8斤麻缕的价格为240文，合30文/斤。

4.3茶叶价格

北宋茶叶分为片茶和散茶两大类。片茶为茶中精品，价格昂贵，往往数倍甚至十倍于散茶。东南茶区中，淮南基本产散茶，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以片茶居多。东南禁榷时期，淮南十三场主要销售淮南散茶，六榷务主要销售江、浙、荆、福诸路片茶和少量散茶。

北宋前期，东南岁课茶祖额2,306.2万斤，其中十三场865万斤。天圣元年（1023），有官员奏称：“十三场茶岁课（祖额）缗钱五十万“。可知天圣以前以祖额为标准计算的十三场散茶均价约为57.8文/斤。而天圣元年（1023）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两者几乎相等。

此外，《宋会要辑稿》卷二十九记载了榷茶时期某年政府买、卖各类片散茶的单价。其中淮南十三场各等散茶卖价均值约64文/斤。十三场中罗源茶场上、中、下三等散茶卖价均值56.7文/斤。嘉祐六年（1061），政府于十三场售茶479.7万斤，共卖钱28.94万贯，均价约60.33文/斤。据以上诸条价格对比，可见自北宋前期至中后期，十三场的散茶价格长期稳定在每斤60文左右。

相较十三场散茶，六榷务所售以片茶为主的茶价则高出数倍。至和年间（1054-1056），受长期的禁锢摧残，茶叶生产严重萎缩。六榷务十三场岁课额仅1,105万斤，卖茶额167.2万贯。其中十三场售散茶422万斤，以60.33文/斤计算，约合25.46万贯。则六榷务所售683万斤茶叶约合141.74万贯，每斤约207.53文。

综合计算可得至和年间六榷务十三场茶叶均价为151.31文/斤。这也代表了禁榷末期东南茶的平均价格。[32]

川茶价格少见于史籍，熙宁十年（1077），彭州九陇县早茶60-70文/斤（铁钱），合铜钱30-35文/斤。元丰末（1085），吕陶谈及川茶总产量3,000万斤时称：“川茶贵者每斤三百，贱者三二十文，今总计为五十文”。属于综合考量各类茶叶产量、价格之后的估测，应接近实际均价。铁钱50文/斤，自元丰二年（1079）起铁钱1.5折铜钱1，茶价合铜钱33文/斤。[33]

如川茶以年产量3,000万斤，33文/斤计，东南茶以年产量5,000万斤，150文/斤计，则熙丰之际，北宋茶叶均价为106文/斤左右。以上茶价以政府卖茶收入推算，由于政府收入一般采取省陌计量，则所推导计算的茶叶须按照77%的比例折算为足钱，约为80文/斤。

5、农业产值

根据前文测算，北宋耕地总面积约68,433万亩。其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以占比94%计，约64,327万亩。丝、麻和茶叶三类主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约3,392万亩。其他经济作物占用剩余耕地约714万亩。

除丝、麻、茶等经济作物由于关乎民生和财政，其价格受到基本需求和政策影响较大外，其他经济作物仅作为农业生产之补充，其单位产值应不至严重偏离作为农业基础的粮食作物产值。笔者假定其综合亩产值与粮食作物相等。

由于决定生活水平的是净产出，因此在测算总产值的同时，还需扣除中间投入部分，计算产业净产值。就古代农业生产而言，中间投入包括种子、肥料、生产工具折旧等等。根据部分学者研究结论，古代种植业生产中间投入占总产出的比重在10-15%之间，笔者以15%计算。

古代农业除种植业外，还包括畜牧、渔、林及其他副业。关于这些产业产出的历史记录很少，仅能估算其占农业产出的大致比例。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该比例在10%左右，笔者以8%计算。

综上，可将熙丰之际北宋农业产出及结构统计如下表：

[34]

熙丰之际，全国农业净产值约6.097亿贯（含饲草用秸秆，燃料用秸秆并入薪炭业计算）。其中粮食作物产值约占75.33%，丝、麻、茶等经济作物产值约占6.75%，林牧渔业产值占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