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潜移默化父亲对我们的人格影响

　　“文革”中，黄德生和我结婚时都在七机部工作。因为和我结婚，组织上还让他写了份保证书。内容是：“我愿意同宋勤结婚，并愿意服从宋任穷定性后，组织按党的政策(文件)和具体规定所作的处理意见。”即如不合要求，就得离开七机部。我生了女儿后，在家里休产假。一天，老黄一早去上班，不久又回家了。我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上班了？”老黄说：“今天林彪到单位来视察，说我政治上不够格，不让参加欢迎队伍。”听了这话，我感到有些难过，他因为我而受到牵连。

　　父母亲在二五农场(后又搬到高家农场)时，我去过两次，老黄去的次数比我还多。老黄以及我的妹夫，他们与我父母过去没有交往，但也同儿女一样，尽力抽空儿背着提着食品长途跋涉，踏着泥泞去农场看望父母。

　　老黄写了“保证书”的8年后，1977年10月，父亲出任七机部部长。他对我们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的严格要求自不用说。使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父亲曾到我家4口人居住的那间17平方米的住房来看过我们。那时，我家和同事老张家4口人合住在一个套间里，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直到我在国家机械委工作一年多后，才住上了两居一厨一卫的房子。

　　我和老黄有一双儿女，他们出生在“文革”时期，生活条件艰苦。在家里大氛围的熏陶下，他们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与习惯。

　　我儿子黄海涛在北京一六一中学读高中时，姥爷家近在咫尺。可是他在学校吃中午饭，而不就近去姥爷家吃饭。

　　1993年春节，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邀请，父母去深圳市过春节，我带女儿黄海昕也去了。年三十儿和大年初一我与同去的弟弟妹妹及孙辈和父母一起吃饭，到了初二父母只留孙辈在他们那吃饭，我们则去工作人员餐厅用餐。我和弟弟妹妹对此已习以为常。克荒上北京四中高中住校，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一次父亲从沈阳来北京开会，克荒去看望父亲后回到学校宿舍，向同学要自己的那份窝头吃。认定克荒会在父亲那吃晚饭的同学早已分享了克荒的那份窝头，他们都大吃一惊：去看望来中央开会的高官父亲，竟然没在那吃饭，而是回学校吃饭！

　　我女儿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一次寒假正巧有机会和姥爷坐专列一起回北京，可是她坚持和同学一起坐硬座回北京。在复旦上学时，她就开始勤工俭学，去国外读MBA时，她自己打工挣钱交学费、租房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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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父亲被批斗、被“改造”时，我们是普通人；在父亲当部长，及之后进中央书记处、政治局时，我们仍然还是普通人。

　　宋任穷

　　生平简介

　　1909年―2005年。湖南省浏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后，任红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初期，历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等职。解放后，历任第四兵团政委，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7年后，任七机部部长，中组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被增选为中顾委副主任。1987年继续当选中顾委副主任。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

　　作者简历

　　宋勤，宋任穷之女。1940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辽县(左权县)羊角129师医院。1953年至1959年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北京实验中学)。1959年至1965年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七机部二院、五院，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经委等部门工作，后到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现为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工作。

　　2001年退休。现任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