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洋油画.无锡三杰.钱锺书 阿炳 荣德生关于钱锺书的史料，范旭仑、李洪岩和刘桂秋等学者已深耕多年，看过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写的《钱锺书交游考》，方向很独特，比如xxx再比如钱锺书和陈寅恪都研究过杨贵妃的经期。

还有汪荣祖的《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买了实在看不下去，我还是喜欢唐德刚的那种行文方式。

后来以后看到了李裕民的《钱锺书发微》惊为天人，怎么可以这么细致，连钱先生在诗人排序上有颠倒都能给捋顺，每位诗人的生辰考证的明明白白。（附在文末）其实当初这本书的确还是引起了轰动，钱先生在执笔之初就不想流俗，想标点新立点异，就别怕大风吹。

1958年的光明日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的刘世德回忆：“《宋诗选注》受到了批评，有人要‘拔白旗’，要拔钱锺书这面‘白旗’，认为《宋诗选注》是‘大毒草’”。周汝昌说：“选注者是以“掉书袋”的注释来否定“掉书袋”的流弊”。胡念贻说：“钱先生掌握的材料是丰富的，他也想在文章里用一些新的观点。但是，新的观点敌不住他的旧的唯心主义观点。”

何其芳于是，何其芳不远千里找到杭州大学的夏承焘，请其为钱锺书和《宋诗选注》正名。何其芳生前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所长，是钱锺书、杨绛所在单位领导。但是何其芳在杨绛眼里却是另一个样子：1977年初，在胡乔木的关心下，钱锺书一家分到了三里河南沙沟的房子，杨绛《我们仨》说：“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了。他带着夫人牟夬明同志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你要说这不算阴阳怪气那就不算。王水照在《〈宋诗选注〉的一段荣辱升沉》中说：“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的末尾感谢何其芳同志的‘提示’，初版作‘批评’，因而曾被误读为何先生对此书选目作过个人的行政干涉。其实，‘批评’在此处是中性词，意近评论、品评之类。何先生在古代组会议上说起过选目问题。他说：‘选思想艺术统一的，当然不一定要都说民生疾苦的。思想要广泛些，写风景、写爱情的都选。还是以广泛的标准来选。’这是1965年12月13日的会议原始记录。何其芳和夏承焘私交甚好。

夏承焘(右一)与方介堪、马公愚在孤山夏承焘tāo和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合称为民国四大词人，我看过他的《唐宋词人年谱》，夏老一生治词授业，被誉为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夏承焘说：“好的选本实际上是选者的一种创造，好的选本是一个有机体，贯注在中间的是选者的识见、议论。”夏承焘对《宋诗选注》的肯定，钱锺书也很是感激，除了给夏教授寄去这本书还寄了自己的诗作。其实夏老在日记里是另一种看法：1947年1月27日：“见钱锺书一散文集曰《写在人生的边上》，纯是聪明人口吻，有时伤刻薄。往年在上海见其人数面，记性极强，好为议论，与冒孝鲁并称二俊。”1959年1月6日：“夕阅钱默存《宋诗选》，不选叶水心一字，讥为鸵鸟。”1981年2月7日：“阅钱锺书《管锥编》，博览与笔录之勤可惊佩。往年闻李颀谈钱君，谓海外同学咒其为人，亦甚可讶。”所以夏老的日记再版的时候，关于臧否人物部分有各种删减。再后来，日本汉学泰斗、宋诗研究专家吉川幸次郎对《宋诗选注》推崇备至，另一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对此书也交口赞誉，说：“这是一本从不同于前人的角度出发对宋诗进行全面观察的书”，“注释和简评特别出色，由于此书的出现，宋代文学史很多部分恐须改写”。自此，对钱锺书的批判才算偃旗息鼓。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

《宋诗选注》里的诗人小传，很有意思，其实之前的金圣叹在《圣叹外集》里有一部分专门针对唐诗的选注，里面关于诗人的小传也写得相当用心，妙趣横生，不同以往。

下面是罗列一些有代表性的，比较长，可以看出重点是欧阳修、王安石、陆游和杨万里，不愿意看可以拖到最后直接看李裕民老师的精彩点评。

𓁩柳开

是王禹偁、欧阳修等的先导。

𓁩王禹偁

北宋三位师法白居易的名诗人里——其他两人是苏轼和张耒——他是最早的。

𓁩晏殊

晏殊作品之多超过六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可惜散失没有流传。据说他爱读韦应物，但从作品来看，他主要还是受了李商隐的影响。他经常把古典成语割裂，节省的牵强不通，比如把“楚怀王梦见巫山神女”缩成“楚梦”两个字，把老子讲“如登春台”简化成“老台”。

𓁩梅尧臣

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里打咕噜之类，可以说是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去了。如：《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

𓁩苏舜钦

字子美。（杜粉儿？）

𓁩欧阳修

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梅尧臣和苏舜钦对他起了启蒙的作用，他还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定了基础。庆历五年，欧阳修因甥女张氏暧昧之事被人诬告出知滁州，又在景祐四年三月到许州去续娶。至和二年冬，宋仁宗派欧阳修到契丹国去贺新君登位。钱先生认为欧阳修虽然不至于特别腐化，但至少不是清白的。

𓁩李觏

他有个“从二夫”的女儿，同时人范仲淹的母亲和媳妇、王安石的媳妇也都是“从二夫”而不隐讳。《获稻》：后唐明宗有个法令，人民每交一石米得外加两升雀鼠耗，仓库收藏得不严，米谷给麻雀和老鼠吃了，官家还向人民算账。

𓁩文同

苏轼的表亲。

𓁩曾巩

曾巩的砚台.江西省博物馆藏他的学生秦观不客气的认为他不会作诗，他的另一位学生陈师道不加可否的转述一般人的话，也说他不会作诗。这可是“唐宋八大家”啊！

𓁩王安石

王安石盔帽像轴.明代摹本.江西省博物馆藏图上方题为中书舍人苏轼撰《赠王安石太傅》敕书全文他的新政引起许多人的敌视，但这些人也不能不推崇他在文学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诗。例如先后注释他诗集的两个人，就是很不赞成他新政的人。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辞的技巧，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例如最早把“锦上添花”这个俚语用进诗里的就是他的《即事》。从六朝到清代，诗歌慢慢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作者的品质越低，他应酬的范围越广，可以从朝上的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试看一部分“赠内”、“悼亡”的诗；从同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试看许多“怀古”、“吊古”的诗；从旁人一直应酬到自己，试看不少“生日感怀”、“自题小像”的诗；从人一直应酬的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之类，都是《儒林外史》里雪斋所谓“不可无诗”的。就算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于是不得不以“文”代“情”偷懒取巧。北宋初的西昆体就是主要靠“寻撦chě”——钟嵘所谓“补假”来写诗的。《泊船瓜洲》是王安石讲究修辞的有名例子，据说他在草稿上改了十几次才选定这个“绿”字，最初是“到”字改为“过”字，又改为“入”字，又改为“满”字等等。王安石《送和甫寄女子》诗里又说“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汝过江时”，也许是得意话再说一遍，但是“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已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州草”；常建《闲斋卧雨行乐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它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其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𓁩苏轼

苏轼.历代圣贤半身像册.南薰殿旧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他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心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后面一句说“豪放”要耐人寻味，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用近代俗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允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苏轼喜欢庄周和韩愈。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不用说，笺注家纷纷给这种诗吸引。在北宋早就有赵次公等五家注的苏诗，南宋到清又陆续添了十多家的注本，王文诰的夸大啰嗦而绝少新见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在清代中叶又做了总结的工作。最可惜的是陆游没有肯替苏轼的诗集做注。《和子由渑池怀旧》里“雪泥鸿爪”，后来变成了成语。苏辙每每学他哥哥的诗，甚至哥哥用错的典故，他也会照错。《望湖楼醉书》躺在船里看山，不觉得水波起落，只见山头忽上忽下。水枕等于载在水面的枕席，并非指古代暑天用的满装了凉水的瓦枕或陶枕。《法会寺横翠阁》，古代寺院里的楼阁常常是红颜色，所以“红楼朱阁”不单指妇女的闺阁，也可以指和尚寺。

𓁩秦观

在苏轼、苏辙兄弟俩的周围有五位作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陈师道，所谓苏门五学士。但这五位诗人并不模仿苏轼的风格。五人里晁补之的是最差的。秦观的是内容上比较贫薄，气魄也显得狭小，修辞却非常精致。他对文字的琢磨功夫很细腻，怪不得朋友说他“智巧餖飣，只如填词”，又说“铢两不差，非秤子上称来，乃算子上算来”。他的诗常常落于纤巧，所以同时人说他“诗如词”、“诗似小词”。后来金国人批评他的诗是“妇人与女郎诗”。

𓁩张耒

他的作品最富于关怀人民的内容，风格也最不做作装饰。可惜他作的诗虽不多，而词义每每复出叠见，风格也写意随便得近乎不耐烦，流于草率。白居易的诗稿是张耒亲眼看到过的，上面也是翻来覆去的修改，张耒似乎并没有学这种榜样，甚至粗心到接连用同一个字押韵都不管账。

𓁩黄庭坚

黄庭坚.历代圣贤半身像册.南薰殿旧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他是“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人，生前跟苏轼齐名，却甘心做苏轼的学生。死后被他的徒子法孙推崇为杜甫的继承者。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读书多的人或者能看出他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些什么；而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碰头绊脚，无非古典成语。

𓁩曾几

他的一部分近体诗活泼不费力，已经做了杨万里的先声。

𓁩李刚

他的诗篇很多，颇为冗长拖沓，也搬弄些词藻，偶然有真率感人的作品。

𓁩曹勋

他的诗不少都是平庸浅率的东西。除了几首当年出使金国时写的诗。北宋时对辽低头，却还没有屈膝。从苏洵的文章里推测，奉命到辽国去的人大多暗暗捏着一把汗，会陪小心而说大话就算是外交能手了。欧阳修，韩琦，王安石，刘敞，苏辙，彭汝砺等人都有出使的诗。南宋跟金，不像北宋跟辽那样，不是兄弟，而是父子叔侄，老实说竟是主仆了。出使的人连把银样蜡枪头对付铁拳头的那点儿外交手法都使不出来了。金人给整个宋朝的奇耻大辱以及给各个宋人的深创剧痛，这些使者都记得牢牢切切。曹勋是第一个把它写出来的人。

𓁩周紫芝

沾染江西派的习气不很深，还爽利，不堆砌典故。布谷鸟。同样的鸟叫，各地方的人因自然环境和生活情况的不同而听成各种不同的说话。有的是“击谷”，有的是“布谷”，有的是“脱却破裤”，有的是“一百八个”，有的是”催工做活“等等。《山海经》里常说“其名自呼”或“其名自号”等。

𓁩刘子翚

如果说朱熹是道学家中的大诗人，刘子翚却是诗人里的一个道学家。

𓁩杨万里

《宋史·杨万里传》：“万里为人刚而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中兴四大诗人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杨和陆的声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宋代以后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上不如。但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载着的——口语。古代作家言情写景的好句，仿佛挂上口罩去闻东西，戴了手套去摸东西。比如赏月作诗，他们不写自己直接的印象，倒给古代的名句佳话笼罩了。他们的心眼儿丧失了天真，跟事物接触的不亲切。杨万里不让活泼泼的事物作死书的牺牲品，把多看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杨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他的诗很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可是不能嵌入心灵。

𓁩陆游

陆游，字务观，他的名字据叶绍翁说是他的母亲怀孕时梦到秦少游，因此把秦名为字，秦字为名。刘克庄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陆游虽然拜曾几为师，但是诗格并没有受到影响。宋人尊而不亲的李白，却是他七言古诗的楷模。🏷️《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景象前人也描绘过，例如王维《蓝田山石门精舍》“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忽与前山通”。柳宗元《袁家渴记》：“舟行若穷，忽又无际”。卢伦《送吉中孚归楚州》：“暗入无路山，心知有花处”。耿𣲗《仙山行》：“花落寻无径，鸡鸣觉有村”。周晖《清波杂志》卷中在强彦文诗：“远山初见疑无路，曲径徐行见有村”。还有前面选王安石的《江上》。不过要到陆游这一联才把它写得“题无胜意”。🏷️《剑门道中遇微雨》：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像贾岛骑驴赋诗的故事，仿佛使驴子变为诗人特有的坐骑。🏷️《临安春雨初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南宋传说陆游少年时做了这首诗，蒙宋高宗赏识，那是无稽之谈，陆游作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六十二岁了。题为“夜梦在旧京忽闻卖花声，有感至于恸哭，觉而泪满枕上，因趁笔记之”，也可见卖花声是临安的本地风光。🏷️陆游打虎张按：对于陆游的想象，我们还停留在细雨中骑着驴过剑门关的陆游，风雨之夜躺在被窝里的陆游，年轻的陆游在碧云天，黄叶地里纠缠的浪漫，可梁启超说他“亘古男儿一放翁”是说他豪气冲云天，他还有一个刺虎的传说呢。《醉歌》：谁知老卧江湖上，犹枕当年虎骷髅。《西京杂记》记载了李广射了老虎断其骷髅以为枕。陆游的《剑南诗稿》卷四《闻虏乱有感》说“赤手曳虎毛毶毶sān”，卷十一《建安遣兴》“刺虎腾身万目前，白袍见血尚依然”；卷十四《十月二十六夜梦行南郑道中》“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卷二十六《病起》：“少年射虎南山下，恶马强弓看似无”；卷二十八《怀昔》：“挺剑刺乳虎，血溅貂裘殷”；卷三十八《三山杜门作歌》第三首：“南沮水边秋射虎”。以上这些话说箭射，或说剑刺，或说雪溅白袍，或说血溅貂裘，或说在秋，或说在冬。《剑南诗稿》卷一《畏虎》：“心寒道上剂迹，魄碎茆叶低，常恐不自免，一死均猪鸡”，卷二《上巳临川道中》：“平生怕路如怕虎”，此等简直不像出于一人之手，因此后世师法陆游的诗人也要说：“一般不信先生处，学射山头射虎诗”。张按：放翁的任侠尚武自是不必说，但是对于他的“刺虎”《四部丛刊》的评语说“一种梦语，无不可赋”；胡怀琛也表示怀疑；而苏雪林在钱锺书写作《宋诗选注》三十八年前就已经为陆游作了辩护：中国俗儒太多，以为所谓文人也者，只宜佩玉鸣裾，雍容于庙堂之上… …至于刺虎，她又说：“作老虎、乳虎，兵器或作戈，或作剑，大约是无意的错误，或为迁就音节的关系不得不如此。”我觉得解释的很牵强。至于陆游少年时作贵胄公子，中年时横戈跃马万里从戎；晚年时隐居山林读书悟道，到临终还念念不忘恢复中原旧土，可谓至矣。《示儿》是陆游的绝笔，这首悲壮的绝句，最后一次把将断的气息又来说未完的心事和无穷的希望。陆游死后二十四年，宋和蒙古会师灭金。刘克庄《端嘉杂诗》里说：“遥知小陆羞时荐，定告王师入洛阳”。陆游死后六十六年，元师灭宋，林景熙《书陆放翁书卷后》说：“青山一发愁濛濛，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𓁩范成大

据说宋孝宗原想叫他做宰相，以为他不知稼穑sè之艰，就此作罢。于是他写了几十首《田园四时杂兴》来表白自己。这些诗不但是他的最传颂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后来居上。（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范成大的风格很轻巧，用字造句，比杨万里来的规矩和华丽，却没有陆游那种匀称妥贴。黄庭坚以后、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诗人。例如他的：“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宋孝宗乾道六年范成大出使到金，因此经过了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土。北宋旧京汴梁的州桥就是《水浒》里杨志卖刀的天汉州桥。《揽辔录》里写汴梁只说“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断没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臣，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

𓁩尤袤

他那些流传下来的诗都很平常，用的词藻往往滥俗，实在赶不上杨、陆、范的作品。在此选的一首是他集里压卷之作：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语无。

𓁩萧德藻

福建长乐人，作品《有不为斋随笔》。张按：我知道林语堂斋号的来源了。

𓁩姜夔

他跟尤、杨、范都有交情，唱歌，只是把陆漏掉了。词家往往不会作诗。陆游曾诧异过，为什么能此不能彼？他的朋友项安世说：“古体黄陈家格律，短章温李氏才情”。《除夜自石湖归苕溪》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石湖是苏州和吴江之间的风景区，范成大的别墅所在。苕溪指湖州姜夔住家所在。汉代的船夫都带黄帽子，号称黄头郎。吕希哲的绝句：

姜夔的这首《平复见招不欲往》：

𓁩赵师秀

《约客》

𓁩刘克庄

我们只知道刘克庄瞧不起《初学记》这种类书，不知道他原来采用了《初学记》的办法，下了比江西派祖师黄庭坚还要碎密的帖括和餖飣的功夫，事先把搜集的故典成语分门别类，做好了些对偶，题目一到手就马上拼凑成篇。

𓁩方岳

𓁩叶绍翁

《游园不值》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是古今传颂的诗，其实脱胎于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八《马上作》：

不过第三句写的比陆游的新警。张良臣的《雪窗小集》里面的《偶题》：谁家池馆静萧萧，斜倚朱门不敢敲。

第三句有闲字填衬，也不及叶绍翁的来的具体。这种景色唐人也曾描写，例如温庭筠《杏花》：杳杳燕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吴融《途中见杏花》：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又《杏花》：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但或则和其他的情景掺杂排列，或者没有安放在一篇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地位，都不及宋人写的这样醒豁。

𓁩乐雷发

《乌乌歌》

他在宝祐元年中特科状元“时元兵大起，尝为“乌乌歌”，励志发奋”。书生真是百无一用的废物，书生包括两种人，写作词章的文学家和研究性理的道学家，而似乎对后者谴责的更多。而道学恰恰又经宋理宗御定为国家的正统学问。所以这些人和东晋人一样，都是崇尚老庄清谈的结果。直到明代还有人讨论这个问题“晋人以名理为清谈，宋人以道学为清谈”。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兵破成都。那么“前年”就是嘉熙三年，那年八月蒙古兵取重庆、眉州。眉山书院指眉州孙家的藏书楼兼学堂。

𓁩周密

字公瑾。

𓁩文天祥

宋信国公文天祥.南薰殿历代名臣他的作品全部都草率平庸，为相面、算命、卜卦等人作的诗，比例上大的使我们吃惊。大约那些人都要找状元来替他们做广告。《扬子江》

𓁩汪元量

他是供奉内廷的琴师，元兵灭宋，把三宫俘虏到北方去，他也跟去了。

钱锺书漫画

𓁩李裕民说《宋诗选注》

主要作品：《宋人生卒行年考》、《宋史考论》、《四库提要定误》，光看书名就知道李先生是一位作风严谨，对宋史深耕多年的老人儿了，所以他严谨的给钱先生指正了多处错误。

此书是作者下了两年工夫写成的，他所选八十人的小传、诗的注释均不受题材拘束，也没有统一的格式，随意地谈开去。（张按：此前有《圣叹外集》也同样不走寻常路）如小传不像一般人只说简历，他要说些别的：

在［徐玑传］中讥讽叶适不善写诗犹如不善飞的鸵鸟，［韩驹传］里说苏辙有爱给人戴高帽子的毛病。如注释，往往涉及古今中外相关的或者不甚相关的内容。他善于联想，又有生动的比喻，有时辛辣，甚至有些滑稽。

书出版于1958年，那时候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谈爱情。所选诗中不见情意绵绵的爱情诗，极大多数是提示农民受苦受难的诗、反映爱国主义的诗。

宋代理学家是挨批评的对象，是不能选的，因而朱熹等人的作品一概不选。

那时代是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僧、道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的作品当然都不予收入。

王安石是解放后被捧得非常高的历史人物，有的宋史专家甚至按照现代路线斗争模式，将他树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有不同意见的司马光为保守派，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学术界谁敢说王安石一个不字，那就是立场站到保守派、错误路线去了。然而，这本书在肯定王安石文学成就的同时，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41页）敢说这样的话，在当时需有很大的勇气。

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长期以来被视为讲究修辞的范例，而钱锺书举例说明“绿”字这种用法，早在唐诗中已经多次出现，并非王的新创。

在哲学史里被定为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叶适，是被充分肯定的人物，要跟形势，就应当收，但他偏偏不收，还说了一通“语气不贯，意思不达”彻底否定的话，不过不在显眼的序里，而是夹在徐玑的小传中。这大概就是他“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之处吧！

香港版前言之末还说到另一个问题：“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他在补注中列出了别人给他指正的问题，共16条。但都是无关大局的小错。

本书大体是在按诗人年代先后编排的，只是这方面钱先生实在太不肯下工夫了，书中至少存在下述三个问题。

 1.次序先后颠倒者甚多。如欧阳修应移苏舜钦前，黄庭坚应移秦观前，陈师道应移张耒前，洪炎、江端友应移徐俯前，宗泽应移贺铸前，汪藻应移韩驹前，朱弁应移陈与义前，周紫芝应移曾几前，陆游应移杨万里前等。

 2.是书在介绍诗人时常说作者的“生年死年不详”。其实有不少是不难考知的，如吕南公(1047～1086)，晁端友(1029～1075)，洪炎(1074～1133)，江端友(1074～1134)，韩驹(1080～1145)，赵师秀(1170～1219)，华岳(?～1221)，高翥(1170～1241)，萧立之(1203～?)等。

 3.不愿考证年代，都爱作时代的比附。如秦观小传中云：“晁补之和同时的徐积、郭祥正也许是欧阳修、苏轼以后仅有的向李白学习的北宋诗人。”（页76）这句话犯了时代先后混淆的错误。徐积比苏轼大9岁、郭祥正比苏轼大2岁，怎么能说他们是“苏轼以后”的人呢？这几个人的年龄，其先后顺序是：欧阳修(1007～1072)、徐积(1028～1103)、郭祥正(1035～1113)、苏轼(1037～1021)、晁补之(1053～1110)。

4.对作品缺乏必要的考辨。如王安石的《夜直》（49页），作者是否王安石，宋人已有异议。周紫芝《竹坡诗话》认为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所作，证据应该说是充实的，这是王安国的孙女婿沈彦述亲口对他说的，而沈看到过手稿。

5.有的注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如页6说：三馆指昭文、国史、集贤。宋代根本没有“国史馆”之称，“国史”乃“史馆”之误。

6.对版本不甚留意。如147页吴涛诗，选自吴沆的《环溪诗话》，没有题目，只好写了个“绝句”代题。其实《宋诗拾遗》卷15中选了此诗，题为《暮春》。

此外，书中对道学家哲理诗是全盘否定的，这既有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偏狭”。人们经常引用的朱熹的哲理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是公认的好诗。书中既不选，也不提，干脆悄悄地回避了。

文天祥的《正气歌》，按照他的评判标准是完全符合的，却偏说它艺术性不够，也许是因为它反映了理学家思想最高境界？

书中对妇女的作品均不取，难道她们没有一首好诗？这是“偏狭”，还是别有原因？不得而知了。

说苏辙动不动给人戴高帽子，显然已经事关他的人品了。事实上，现在能见到的宋代史料，没有证据能证明苏辙是爱吹捧、拍马屁的人，这样随意给一位名人加个恶名，难道不是“偏狭”吗？

有人说钱的批评是“尖刻无情地科学”（吕嘉健《论钱锺书文体》），我认为，就对苏辙的批评而言，只是“尖刻无情”，看不到一点“科学”性。

钱锺书的《宋诗选注》说到这里已经够啰嗦的了，就此打住，感谢连着看完四期的小伙伴们。但是突然又想到钱锺书因为“三一八”惨案和鲁迅的一个交集，可以展开说说，咱们下期见！

往期

钱锺书呈给毛主席过目的：《宋诗选注·序》

宋诗那点事儿2：这些比喻忒那啥了 || 钱锺书《宋诗选注》

宋诗那点事儿3：好句子都是有出处的 | 钱锺书《宋诗选注》

参考书目：

钱锺书《宋诗选注》

宋以朗《宋家客厅》

谢泳《钱锺书交游考》

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

楼培《夏承焘日记中的陈寅恪、钱锺书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