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话本小说·概况

鲁迅称宋代话本小说为“平民底小说”。他说：“这类作品，不仅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①如果我们综观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尤其是了解到通俗小说在明清时代得以长足进步、蔚为大观的情形，那么，我们对鲁迅先生所说的“一大变迁”就有了更具体实在的认识。可以这样说，宋代的话本小说在丰富多彩的城市市民文化的滋养和繁荣的说话艺术的推动下，以其来自民间、扎根现实生活的传统和极见特色的形式，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通过其卓有成绩的创造，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无限的发展潜力。

宋代的说话伎艺十分繁荣，讲说的内容相当广泛，发展到南宋有所谓四家，其中以讲史与小说两家最受大众欢迎。

讲史以历史为内容，渊源于唐代民间讲说的历史故事。在敦煌变文中，有一部分是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如《伍子胥》《李陵》《王昭君》《韩擒虎话本》以及《张义潮》《张淮深》等。这些变文，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唐代的讲史内容。到了宋代，讲史主要取材于“汉唐书史文传”和《通鉴》，讲的是朝代兴亡，军国大事，以帝王将相为主人公，篇幅漫长，节目繁多。北宋时，讲史伎艺已趋于成熟，讲的科目有《汉书》《五代史》《三国志》。南宋时则更加兴盛，艺人更多，题材更广，还有《列国志》《七国春秋》《说唐》等科目。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三国志》。在元代，虽然“小说”一家衰落，但讲史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今存的讲史话本，大多是元代刊行的，其中的《三国志平话》，到了元末明初，成为罗贯中编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蓝本，并由此开了中国历史演义体长篇章回小说之先河。宋元讲史话本中反对暴政，赞颂明君，反对军阀混战，希望国家统一和平的思想倾向也为后代历史演义作者们所继承，成为这类小说的一贯倾向。可以说，宋元的讲史类话本小说，决定了明清两代历史演义小说发展的规模、主旨乃至创作方向。

说话四家的另一主要内容“小说”，则与“讲史”截然不同。小说取材广泛，包括灵怪、烟粉、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大多篇幅较小，每天讲一个故事。根据“小说”而记录或改编的小说家话本，是一种纯粹的市民文学，它反映的是宋代城市市民的思想意识。尤其是那些描写爱情、婚姻故事的作品，赞美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具有较浓厚的民主性。另外，公案类的作品则表达了对贪官污吏的不满和对“青天大老爷”的期望，体现了市民的一般要求。在形式上，小说话本体制短小，故事情节曲折丰富，人物的描摹刻画细腻生动，运用市民的日常口语，朴素通俗，极富表现力，这一切都初步奠定了此后白话短篇小说的基础。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就是以宋元小说家话本为依托，或改编或模仿或创作而编成的，以至“三言”“二拍”之类的作品被人称作“拟话本”。但是，拟话本在冯梦龙、凌濛初之后就迅速走向衰落，并无多少前途。而宋代话本小说对明清小说的贡献，便主要体现在长篇通俗小说上了，不论是人情小说，还是神魔小说、公案小说，从人物之塑造、情节之编排到语言之运用，无不深受宋代话本小说的影响。尤其是人情小说方面，从具有浓郁说话色彩的《金瓶梅词话》，到纯粹由文人创作的《红楼梦》，都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出宋代话本小说的艺术内容、思想意识和表现手法。

原为宋代“小说”一家中的“说铁骑儿”，以当时的“士马金鼓之事”为内容，实际上反映的是宋代民族战争和平民起义。随着宋元说话的演变发展，逐渐与讲史合流，由短篇而扩充为长篇，以讲说英雄人物为主要内容，《杨家将》《水浒》是其主要科目。发展到元末明初，便由罗贯中、施耐庵作的《水浒传》开了英雄传奇体长篇小说之先河。其中丰富的市民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一直影响着后代英雄传奇体小说的创作。

就宋代话本小说的语言而言，由于说话是面对广大的市民百姓，所以，采用的无疑是流行的口语，甚至方言。这就决定了记录说话、为说话人提供底本的话本语言也必须通俗化。而明清两代蔚为大观的白话通俗小说所使用的语言，正是源于宋代话本小说传来的口语。就形制而言，无论是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志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还是神魔小说如《西游记》、人情小说如《金瓶梅词话》等，都比较严格地遵守着话本的形式，每一回有入话，多为诗词;开篇即云“话说……”;篇末也有诗，在说话中这是“散场诗”;有“且听下回分解”的关子;篇中有说话人的套话，如“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等;有留文，为说话人在某些固定场景中常用的诗句等等，处处显示了话本的痕迹。可以说，宋代话本小说决定了中国通俗小说的语言风格和形制特征。

所以，话本小说在宋代的兴起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它成功地奠定了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的基础，开辟了通俗小说发展的新的道路。

注释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