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中央委任静海节度使一职时，又出现因统治不及，而实行遥领虚授的情况，如孙德昭、朱全昱，中央对安南都护府长官的任命仍保留自初唐以来的变相放逐目的，如独孤损在得官后，最终被流放至海南岛。

出身安南的曲承裕即于同年上表领受静海军节度使一职，确立安南地区的独立政权。今越南史学界因其出身，视曲承裕为越南民族独立的先驱，但在唐代安南都护府的历史上，曲承裕之割据，实为历代王朝与唐中后期地方割据势力的又一次重现。

党争破坏中央稳定性

晚唐时期，中央的稳定性持续为宦官势力与朋党争斗所破坏，并出现多次废立皇帝的状况。在反复的统治危机之下，王仙芝、黄巢的起兵也令唐政权滑落至岌岌可危的境地之中。

在平定南诏之乱的过程中，高骈以军功奠定了自身的地位，并在收复安南后，于当地确立了静海军的实际势力，最终坐大成为安南地区重要的割据势力。

由于中央政局动荡、地方军事割据与多次寇犯、起事、兵乱等多方面的打击，中央对安南地区的辐射能力进一步遭到削弱。在中央统治衰弱与部曲强势的双重作用下，当地愈发趋向依附稳定而有力的地方统治，实际上回归了唐代以前即出现的政治传统之中。

有唐一代，中央对于安南的政治定位，始终维持在独立于中原体系的军事区划上。客观而言，安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致使中央无法将统治深入至盘根错节的当地部族势力中，而更倾向于以笼络抚恤为手段，以当地人治当地人。

然而安史之乱这一席卷全国的乱象打破了构想，最终，中央不得不进一步倚仗诸藩镇节度以遏制动乱，反过来又催生藩镇的坐大。就主观认识而言，中央亦未重视安南在战略价值以外的定位，而是对其发展成为又一商贸重镇的前景进行遏止，南诏寇犯时，进一步以边防为由，加以分化管理。

在这样的状况下，安南地区越来越受到割据藩镇及诸南蛮部族的影响，缺乏与其他地区交通往来的紧密联系。中原王朝对边陲地区的经略，既是对边境缓冲带的塑造，也是以向外辐射文化价值的重要桥梁。

与此同时，安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及民族结构，使得其“开化”进程较为缓慢，当地主要部族和民众至唐代仍保留传统的生活习惯和风俗，而南迁的士族首领，依托地理之险，也形成了割据为主的独立态势。

尽管武德年间丘和已率部归唐，但这一自两汉时期即出现的往复叛乱的客观基础，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反而由于岭南距中原甚远，在传统的交通方式下更难以实现及时的政令传达，致使唐中央不得不继续前代的羁縻笼络举措。

对动荡的应对手段

为解决由此引发的变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动荡，防止波及西南总体的军事部署，唐中央采取了一定的手段加以应对，反应在具体的政策中，即表现为委派可信赖或仰赖的宗室、世家子弟出任地方要员，强调军事统率能力，以加强对部落变乱的弹压，并辅以优秀的施政及安抚手段，笼络人心，德怀其民。

以推动政令乃至于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在更深层次上的实现。但同时出现的经略观点问题依然不容小觑，其最为深层的表现为，尽管中央对安南地区的考量涵盖的政治抚恤、安抚声望、军事能力等内容，但在实际操作上，仍未能在观念上形成真正的深入，而是由朝廷内部的倾轧所影响，甚至于直接由政治斗争决定安南官员的迁转流向。

尽管已历经数代汉人南迁所进行的开发与教化，中原对安南地区长期以来偏远蛮僻的认知仍未有根本改变，因为当时的生产水平仍不足以支撑中原—安南之间形成快速有效的沟通，以及更为先进的经济开发活动，安南地区较为原始的贡物与租调也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这一构想并未真正得到实现，因为唐代中央所传递的政治经略方针，最大的倚仗为唐长期以来对安南地区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与中央命令及时传达至安南都护一级。而在安史之乱后，形成对安南地区军事力量优势的主体。

已经由朝廷变为了各割据势力，或由陈寅恪先生的理论概括，可以称之为对唐王朝走向产生直接影响的力量，开始从源发自中央的内部，转变到中央以外的势力之中。

兵乱的开始

安南地区的人事任免与军事布防，实际的决定权已逐渐落入节度使部曲之手，致使安南出现薄弱之处，成为南诏等部族向唐西南部突入的缺口。朝廷所掌握的最为关键的册命官员之权能，也逐渐变为有名而无实的追加举措。

伴随中央力量的日渐式微，安南地区长期以来的蛮族联纵，也形成了更为独立而规模庞大的一方力量。

随之而来的地方节度，更是为了强化对当地的军事控制，不断加强防备建设，在兵力与城池上都进一步提升筹备水平，最终在政令较难通行、军事不断倾轧的前提下，在本质上形成更为独立的地方实体。

总的来说，安南当地，在有唐一代中后期长期的军事及割据中，发展出了与各割据势力相似的实质，且因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所决定，具备更难向中原王朝进一步沟通的自我认知与地方认同感。这一自我定位，最终导致安南地区在五代十国更加割裂的环境影响下，逐渐向割据的国家性质政权发展迈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