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面世的《中外新报》，是宁波最早出版的一份近代报刊，也是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在我国首批出版的中文报纸之一。《浙江百年大事记》(1986年版)称它“为浙江省新闻报刊之始，亦为我国有华文报纸之始”。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办报特权。最先办报的是西方教会与传教士。在帝国主义军舰的保护下，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各省活动，布道办报。《中外新报》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宁波地处浙东沿海，鸦片战争首当其冲，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被列为五口通商之一，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第一个进入宁波的基督教传教士，就是美国基督教浸礼会的玛高温(Dr.D.F.Macgowan)。他于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的秋天，从香港经福州到达宁波。当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人民仇恨敌视洋人，他身无立足之地，经过几年打着行医布道的旗帜，站稳了脚跟后，于1854年创办《中外新报》。当时。宁波已是外国教会印刷出版中文书刊的一个中心。美国长老会早于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在城区设立美华书馆。①这也许是《中外新报》在宁波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中国出版最早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记载：“《中外新报》(原名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于咸丰四年(1854年)发行于宁波。每期四页。所载为新闻、宗教、科学与文学。咸丰六年(1856年)改为月刊。始由玛高温主持，后彼赴日本，乃归应思理(E·B·Inslee)主持。至1860年停刊。”

    《中国报学史》(第一版)还刊有《中外新报》第一号的影印照片，从报头标明的具体刊行日期为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58年12月19日)，于1861年停刊。但文中所记的创刊与停刊日期，前后不一致。

对《中外新报)出版的起讫日期，历来说法不一。钟韵玉认为始于咸丰四年，而邵飘萍、周孝庵则认为创刊于咸丰八年十一月。邵飘萍等均为浙江新闻界的老前辈，应该说对情况是了解的。他们都言之有理，而又各执一端。《中外新报》创刊咸丰四年，为半月刊；两年后即咸丰六年改为月刊；再两年即咸丰八年，改为日报。钟氏所说咸丰四年，是指初创；而邵氏所说咸丰八年，是指日报。

    另据戈公振之侄戈宝权《英京读书记补遗》提到，1927年底，戈公振曾经在大英博物院看到过《中外新报》1855年出版的第二卷，及稍后几年出版的第三、四卷部分原件，证明这份杂志确实创刊于1854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教授《东瀛访报记》中记载：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外新报》五册翻印本，出版时间分别为1859年l0月、11月，1860年9月、12月和1861年1月。

    据1992年第一期《复旦学报》周振鹤着文介绍：1890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会上美国传教士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by Farnham)提出一份《中文报刊目录》，这份《目录》记载了1815～1890年间出版的76种中文报刊的名称、主编、出版地(包括中国各地、美国、英国及东南亚等地)、创刊年月、发行份数、性质(宗教、世俗)、售价、形制和其他有关内容，其中第8号为宁波出版的《中外新报》，创刊于1854年5月，1861年停刊。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提到《中外新报》的历史文献。

从以上提及的藏报及《目录》，可以订正从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以来的新闻史，如《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中国近代报刊目录》(福建人民出版）等书所记述不够准确的地方。如创刊时间，多作1858年，实为1854年5月；刊期，戈书“半月刊……(后)改月刊”，名为月刊，实为不定期刊；篇幅，戈书“四页”，实为八页；停刊时间，多作1860年，实为1861年。

    《中外新报》自称“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广见闻、寓劝戒”，并宣称“序事必求实际，持论务期公平”。内容包括新闻、宗教、科学、文学等方面。但从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五册翻印本看，则似乎大部分是新闻。实际上是以报道国内外新闻为主的时事性期刊。所刊新闻多以新闻发生的地点为题，如宁波、上海、广东、安南、暹罗、日本、新加坡、天竺等。亚洲以外的国际新闻，则笼统地加以“外国新闻”为题，或以欧罗巴、亚美利加、亚非利加等为题。这些新闻大都是转载或转摘。其中也有不少新闻以“探得”两字打头，行文用第一人称。可见当时已有一些新闻访事者。从刊登的一些社会新闻来看。新闻的触角，已深入市井闾巷。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期，国内新闻有相当一部分报道太平军和捻军动态，以及英法联军入侵的报道。如1860年9月l日该报第11号刊有英法联军进攻京津，遭到“满兵”强烈抵抗的通讯报道。这些新闻，有的就一个战役一个事件的经过作综合报道，有事实有分析有评论，夹叙夹议，洋洋洒洒。从体例看，已经接近现代报刊上的新闻通讯。但，要说“序事实际，持论公平”这就很难说了。

    西方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始终和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紧密相配合。他们十分重视“文字播道”工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玛·布朗宜《没有更迅速的道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②《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说；“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还说控制了中国出版的主要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他们的险恶用心，不打自招了。

    《中外新报》虽自称“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却并不那么热衷于“阐发基督教义”。从现存的5册翻印本看，没有一篇宗教文字，也许是被删略，也足见它不占什么重要地位。刊物上虽也刊载了一些科学知识，称之为“新学”或“西学”的文字，但这是他们诱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入彀的一种手段。证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办报，是他们文化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也是为了“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尽管如此，但从新闻史的角度看，它毕竟“开风气之先”，为长期处在闭关自守的中国人民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看到世界之大，西方文化之奇，新事物、新知识迭出，反顾自身的种种弊端，从而激发起救国自强的决心，这是殖民主义者所始料不及的。

作者：周律之，宁波市人。曾任《宁波日报》编委、副刊部主任等职，已退休。

注释：

　　①1844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澳门创立“花华圣经书房”，专为印刷汉译《圣

　　经》。次年春迁来宁波，并改名“美华书馆”。1860年再迁上海。

　　②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人。1870年受英国基督

　　教浸礼会派遣，先到山东、山西传教。1891年到上海任同文书会总干事，后改名广学会，继任总干事，联合基督教各团体扩大对华侵略活动。在这期间翻译和写作书册，大小凡70种，还参与编辑影响较广的《万国公报》。中日甲午战争后著《新政策》，要求清政府设新政部，聘请英美等国主管新政，妄图把中国变为英国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