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是学术的主体，学者们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追求真理，那么什么样的人堪称学者呢？这里不妨引用德国现代社会学创始人马克斯·韦伯的话予以说明，他认为：“没有这种被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这全靠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这就说明，学术研究就是一场冒险，如果没有为学术而活着的人，是没有人能够忍受这种寂寞和清苦的。

现在，一般是把学术研究当作纯科学（pure science）。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忆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亨利·罗兰的《为纯科学呼吁》一文。这是他于1883年8月15日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上的演讲，在美国曾经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应用科学，纯科学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了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那样。”这并非他对中国的不恭敬，而是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不重视纯科学研究的事实。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也致使我国科学理论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

什么是纯科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一看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与夫琅禾费协会的分工就一目了然了。按照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彼得·格鲁斯的说法：“前者是在已有的知识平台上进行研究，而后者是创造作为研究平台的知识。”换句通俗的话说，那就是纯科学研究是回答这是什么，或这是为什么？而应用科学研究则是回答这有什么用处？

纯科学也常常称为基础科学，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人类长远的福祉，也就是为了追求永恒的真理。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学者，既要能忍耐在“象牙塔”的孤独，又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安贫乐道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踽踽独行。格里戈里·佩雷尔曼就是这样一位数学家，他是俄罗斯怪异的天才数学家，十六岁获得了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奖，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在圣彼得堡科学院斯提克罗夫数学研究所工作。从2002年开始，他先后写出了三篇文章，从而证明了困惑世界数学家近百年“庞加莱猜想”，因而他也就实至名归地获得了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

但是，对于这个人们梦寐以求的荣耀，他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为了说服他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参加授奖的大会，甚至世界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约翰爵士亲自飞到圣彼得堡，用了两天时间说服他赴马德里接受颁奖，但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需要。”其实，在这之前，他还拒绝了多个奖项，包括奖金一百万美元的“克莱数学奖”。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些天才或学痴们的怪异特点，他们淡泊名利，而只关注他们的学术兴趣，追求学术真理才是他们所需要的。

三、独立自由的治学精神

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东南侧，矗立着一座王国维墓碑铭，是在他沉湖遇难两周年时，清华研究院的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兹立碑以永其念。碑铭是国学大师陈寅恪所撰，碑铭的最后几句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在这里，陈寅恪先生把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拔高到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光的高度，可见它们对从事学术研究是多么的重要啊！

最近几十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广泛流传着陈寅恪碑文的这两句名言，说明它们获得了人们普遍的认同和向往。那么，为什么独立自由对于做学问是如此的重要呢？雅克·德里达是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世界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曾经明确地提出：“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应当承担起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态的主权形态。”

我国科学理论落后，重大原创性的成果寥寥无几，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如果追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缺失了做学问的独立自由精神，没有分清楚纯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界限。特别是功利化的思想，在学术研究中还有极大的市场。试问：在论文至上主义的导向下，学者们都忙于发表论文，评定高级职称，积极申报成果奖，有谁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躲在“象牙之塔”穷究永恒的真理？有人公然提出学校的研究要上主战场（指为经济服务），这是明显的以功利化思想指导重点大学的研究，完全背离了研究型大学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宗旨，这无疑是对科学的背叛。

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教育部部长鲁斯特，他于1936年在海德堡大学一百周年校庆上说：“不承认、不依赖、不抱任何偏见是科学探索的基本特征。”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所能够与世界著名大学比肩的一流大学，世界著名大学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把独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作为一个学术方针，并且千方百计地营造这种学术氛围。让广大的学术研究者们消除思想顾虑，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原创性的成果只生长在自由的园地里，相信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催生出一批原创性的重大成果。

四、当代学术研究潜在的危机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人们没有创造出任何原创性的学科，个人要想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也更加困难了。因此，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未来的发展，普遍存在一种悲观情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负责人基思·西蒙顿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他认为：“正如命运多舛的渡渡鸟一样，科学天才已经绝灭了。未来的科学进展可能建立在已为人所知的事实上，而并非需要对现有知识的基础做出改变。”

十七世纪被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称为天才的世纪，曾经涌现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科学家，如法国的业余数学之王费马，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尔，多才多艺的科学家帕斯卡；英国的数学和物理学家牛顿，物理学家胡克，化学家波义耳，天文学家雷恩，哲学家培根，戏剧家莎士比亚，医学家哈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数学家莱布尼兹、哥德巴赫，画家鲁本斯；意大利的天文学家伽利略，画家卡拉瓦乔；荷兰的天文学家惠更斯，画家伦布朗；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等等。

同样的，十九世纪也是天才人物璀璨的时代，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三大发现，这个世纪堪称“科学的世纪”。这三大发现是：细胞学说是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所创立的；生物进化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创立的；而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由英国和德国的物理学家共同创立的，他们是英国的焦耳、威廉·汤姆生和德国的达尔与赫尔姆茨。这三大发现引起了科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从而带动了其他学科和技术领域的迅猛发展。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现，当属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由詹姆斯·沃森、弗朗西斯·克拉克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以及信息论、控制论与系统论的创立，它们带动了物理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深刻革命。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被称为“老三论”，分别是由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数学家香农、美国数学家罗伯特·维纳和奥地利裔美国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所创立。这些重大的学说的创立，与历史上任何一项的发明毫不逊色。可是，从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科学与技术研究和发展却失去了平衡，以至于到了二十一世纪，技术领域的发明似乎越来越受到重视，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我始终认为，天才是不会绝灭的，只是现在失去了天才滋生的土壤。同样的，是否像有些预言家所说，科学重大发现都已经做完了呢？我始终认为，宇宙中未知的事物比已知的要多得多，只要我们找到认识未知事物的方法，就会做出新奇的重大发现或发明。但是，为什么现在却少有重大的科学发现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当今学术研究存在的潜在危机。就中国而言，造成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三点：第一是功利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极度追求财富的欲望绑架了绝大多数学者，现今少有安贫乐道的做学术研究的人了；第二是浮躁情绪越来越严重，信奉“板凳一坐十年冷”和“十年磨一剑”的学者越来越少了；第三是象牙塔已经坍塌，少有人再心甘情愿地“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更是鲜有“皓首穷经”追求真理的学痴了。

我们应当正视我国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要摆正重点大学学术研究的方向，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学术共同体的使命。我们应当摆正科学与技术的地位，采取果断的措施，大力支持那些短时间看不到应用前景的纯学术研究，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摆脱我国基础理论研究落后的局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