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骨文到简体字，方块字也是大有来头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之久，文字记载对于文明的延续传承而言功不可没，从最早的甲骨文到如今的简体字，汉字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汉字的历史吧。

说起汉字，就不得不提到仓颉造字法，《旬子·解蔽》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相传仓颉是黄帝手下的一位史官，专司记录、保存和传承部族或民族历史，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们记忆大量的历史信息并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承历史、文化。《万姓统谱》中记载仓颉“生而齐圣，有四目，观鸟迹虫文始制文字以代结绳之政。”最初仓颉以结绳之法来记录部落中的牲畜数目，但随着文明渐进，事务繁杂，名物繁多，结绳记事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因此，他“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逐渐把握了世间各种事物的外形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因声借字”“形声相益”等方法，创制了六类汉字，即所谓的“六书”。

《淮南子·本经训》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后人对此记载有不同的评述，但得到大众认可的观点认为，书面文字的使用比口头语言更加准确和全面，从而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掌握了更多自然规律，就能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庄稼大丰收，粟米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雨点一样多。同时，文字的记载使人的理性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自然不会轻易相信神鬼精怪这些虚无之物，“鬼夜哭”也就不奇怪了，这一说法充分肯定了仓颉在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但神话中难免有夸大的成分，理论上认为汉字的出现绝非一人一族之功，而是先民智慧长期发展的结果，仓颉应当是整理汉字中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民间传说将其不断美化，称其为“造字圣人”，将其造字之地称为“凤凰衔字台”（今河南新郑县），以纪念其功劳。

真正有实物可考的文字最早是商代刻在甲骨和青铜器上的文字，距今已有3600多年的历史。商代统治者迷信鬼神，行事前常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尔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事项及事后应验的卜辞。此外，甲骨还可用于记载日常事项，如债务数目、农作物种植等。目前出土的有文字的甲骨数量在15万片以上，大多为盘庚迁殷至纣亡王室遗物，因出至殷墟，故甲骨文又称殷墟文字；因所刻多为卜辞，故又称贞卜文字。甲骨文目前出土的单字共有4500个，可识别的有两千余字，是考证商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物。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广义的大篆包括甲骨文、鸟虫书、金文、籀文等，即小篆出现之前的文字。大篆相比于甲骨文而言，笔画更为工整均匀，字形也更加规范，开始摆脱象形的拘束，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金文，又叫钟鼎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商周以青铜器见长，其礼器称为“钟”，乐器称为“鼎”，钟鼎文故此得名。金文之使用始于盘庚迁殷后，初时只有寥寥数字，直至西周，方有千余字出现，并记载有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天子事迹。金文笔道肥粗，多团块，字形较接近于图画，与甲骨文相比，脱去了板滞，更加多样规整，自商周至秦初，金文由雄浑典丽逐渐变得严谨端方，笔画匀称统一，起笔与收笔均变为圆角，整体变得规整平齐，端整典雅之大克鼎、流畅整齐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大篆的真迹，一般认为是“石鼓文”，其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上面刻有秦献公十一年所作的十首四言诗，是我国最早的刻石文字，因内容记载畋猎之事，命名为“猎碣或雍邑刻石”，唐诗人韦应物认为石的形状类鼓，改名“石鼓文”。石鼓文遒劲凝重，字体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它集大篆之成，又为小篆的创造提供了借鉴，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各国之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统一六国后，为便利全国通信与贸易往来，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由丞相李斯负责统一全国文字，在原有籀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创秦篆。小篆有的铸造在铁器上，有的刻在石碣、石碑上，其笔画横平竖直，圆起圆收，方中寓圆，富有奇趣。小篆代表之作有《秦山刻石》残部，现仅存10字，也称封泰山碑，始皇东巡泰山而立，丞相李斯所书。石高4尺，四面环刻文字，三面为始皇诏，一面为二世诏，内容主要是“颂秦德”。其字笔画圆润，挺遒流畅，笔笔如铁线；字形稍长，造型健美；分行布白体势工整，为小篆之代表。唐李嗣真云：“李斯小篆之精，古今绝妙。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均强弩，万石洪钟，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贵宝。”

汉代时期，由小篆演变而来的隶书发展成熟，它将小篆弯曲的线条变为平直的笔画，由于在木简上很难写出圆转的笔划，所以隶书的书写速度更快。隶书上承篆书传统，下开魏晋南北朝，对后世书法的影响不可小觑，书法界素有“汉隶唐楷”之称。

隶书往后即演变成为章草，魏晋之士多风流，从字形上也可见一二。章草又称“急就书”，是由隶书草化而来，故其用笔多承袭隶书，呈现出“笔有方圆、法兼使转、横画有波折、且简率连笔”的笔法和“字字有区别、字字不相连”的独有特征。章草、今草和狂草是草书发展的三个阶段，逐渐体现出文字由追求实用到艺术化的演进过程，同时不同朝代的文字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特征，张旭的一手狂草“阆风游云千万朵，惊龙蹴踏飞欲堕”，寄豪情于笔端，满腹才气汹涌而出，亦是盛唐飘逸繁荣、大气磅礴之体现。

此时，糅合了隶书和草书之特点而自成一体的楷书也在唐代开始盛行。草书之名出自草率、草稿，楷书则恰恰相反，楷书之楷者，法也，模也，其特点便是笔画端庄，波磔势少，兼有古隶之方正与章草之遒美，也被今人视为标准字体而广泛沿用，是日常生活与书法临摹的宠儿。介于楷书的稳重与草书的狂放之间的是行书，其书写流畅，用笔自由，兼具极高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据张怀瓘《书断》云：“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然而在汉末，行书并没有得到普遍运用，直至晋朝王羲之的出现，才使之盛行起来。王羲之将行书的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创立了光照千古的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其《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后人誉之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与颜真卿所书的《祭侄稿》、苏轼所作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为后世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美观的范本，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审美领域独有的贡献。

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淘炼出了诸多美观而实用的字体，篆书古朴典雅，隶书工稳秀丽，草书不羁飘逸，楷书美观工整，行书流畅潇洒，不同的字体风格多样，形态各异，但都为延绵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口语到文字再到机器语言，语言文字的发展史是人类思维的发展史，小小的方块字承载着人类文化，当下在用好机器语言的同时，也要写好中国字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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