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极具个性、极其自负、极为自信，他蔑视权势地位、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执著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在当权者面前始终保持着一个傲然儒者的气魄和风度。这种个性也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散文中，使他的散文也个性鲜明、富于气势，具有以气制胜的突出特色。

有人说，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宋人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就文章整体风格来说，“其锋不可犯”确实是孟子文章的特点之一。《孟子》七篇，锋芒毕露，爱憎分明，感情洋溢，一气呵成，了无滞碍。讲道理时，或则设喻精巧，启人深思；或则咄咄逼人，势不可当，一击致命，常常令与其对话者“顾左右而言他。”

文如其人，《孟子》集中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孟子的精神人格决定了孟子散文的风格。首先，孟子自信真理在手，正义在胸，所以说起话来总是理直气壮，居高临下，甚至盛气凌人。孟子与孔子的谦卑形象不同，他经常以圣人自居。他抱负远大，自许甚高，曾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又说：“我欲正人心，息邪说，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很显然，孟子自认为拯救时弊是时代赋予的使命，这种具有“铁肩担道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正是孟子人格魅力的巨大力量，使得他即便在国君的面前，也绝不显得低腰媚俗，处处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同样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当孟子直接告之只要“保民而王”便可成就霸业之后，很显然齐宣王在孟子的面前变得小心翼翼，显得极不自信，试探性地问他“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看得出来，孟子在齐宣王心中的地位是多么崇高。比起孔子来，儒者的入世精神更为张扬与外放了。

其次，孟子人格独立，对于肉食者、对于权势富贵，则傲然地给以藐视：“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那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崇高形象，视钱财如粪土，视荣华为寇仇，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确实是孟子独立的人格精神中最为人景仰的部分。

虽然他强调重建社会秩序，恢复以“礼”为基础的王道统治，但绝非是要以物质财富的占有为等级划分的基础，而应是人格境界的高低。即便是贵如帝王，孟子也是一样不放在眼里，如“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焉。’”

《孟子·尽心下》甚至直接批评梁惠王说：“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他批评起那些大国之君时毫无顾忌。而当公孙丑问道：“何谓也？”孟子则指陈其罪恶作出回答和说明：“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敢于如此评论当权者，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极其少见的，更何况是指名道姓的批评？

而在齐宣王的面前，孟子更是挺直了腰杆，严密的逻辑论证与咄咄逼人的气势令那些高高在上的君王威信扫地。比如在《公孙丑下》篇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又一事件：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

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恒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孟子准备去见齐宣王，恰巧齐宣王派人对他说：“我原本是要见你的，可是我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你肯来朝，我就在朝廷上接见你，不知道能不能让我看到你？”依常理来说，因为有病而不能见客这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但是这件事发生在孟子和齐宣王之间，似乎就有点不那么平常了。在时时都在权势者面前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孟子看来，这是那个自己原本就有点不屑的齐宣王端出架子在向他的人格尊严挑战。

所以，他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也以有病而回绝了齐宣王的要求。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去吊丧，他的弟子公孙丑认为这不太恰当。孟子说，这没有什么不恰当的，昨天病了，今天好了，为什么不能去吊丧呢？他并不顾忌会招致齐宣王的不满。

齐宣王打发人来问病，问他明日再见如何，但他还是坚决称病不出，虽然有东郭先生与景氏的好言相劝，以及齐宣王的嘘寒问暖直至催逼，孟子都是不为所动。并不是在他的眼中没有君臣大义，相反他却认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

从政治地位上来说，君王确实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在真理和道义的面前，孟子却有着更大的自信和心理优势。他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说明在他的心中有更加至高无上的权威，那就是真理和道义，因此，自信的孟子认为，他没有必要对齐王卑躬屈膝，更何况，在真正的大国君主的面前，必须有一些敢于坚持己见、不以君王的原则为原则之人，这样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很显然，孟子依靠其独立的人格精神，宣称自己就是那个“不召之臣”，应该受到君主超乎一般礼仪规矩的尊重。

在权势富贵面前，孟子不是匍匐在地的奴仆，而是卓然耸立的伟人。儒家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完善的理论在孟子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种精神人格，体现在他的散文中，使人处处能感受到富于气势、以气制胜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