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看第一行：

“敬业博学”，

这里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敬业”，

敬而爱之，业精于勤。

季羡林终生以教学为业。季羡林的敬业不仅仅表现在对待传道、授业、解惑上，也表现在在对待学生上。他以教书育人为业，对学生异乎寻常的爱，如同父母兄长，体贴关怀，致细入微。作为学者和教授，季羡林无疑是佼佼者。敬业首先表现为勤奋，而勤奋，正是季羡林成功的“秘诀”，也是他用来度人的“金针”。

季羡林的勤奋是十分有名的，数十年来，每天凌晨四点钟刚过，他就点亮了燕园第一盏灯，人家说他是“闻鸡起舞”，他说“不，是鸡闻我起舞。”他的这个早起的习惯坚持不懈，即使出国访问，也不例外。他充分利用凌晨到早饭这无人打扰也没有杂事的宝贵的三四个小时，搞科研，写文章。另外他发现了一些可以利用的时间的“边角废料”：比如在路上，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自行车上，特别是步行的时候，要不停地考虑问题，甚至可以下笔书写；还有在会上，他要参加的会议极多，会前会后总有些时间可用，就是会中，往往也可以挤出一些时间来。因为有些会议很长，发言者空话、套话不少，他只消用一只耳朵即可捕捉到必要的信息，余下的精力便可构思甚至写好一篇文章。

季羡林（右一）与梁志刚（左一）

季羡林的敬业是与他的爱国紧密联系的。他的敬业，是为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不仅争中国人在国际学坛上的话语权，而且立志“让外国学者跟着我们走”。敬业，说到底是责任心。唯有敬业之人，才可能对天下兴亡尽匹夫之责。季羡林是个责任心极强之人，他说：“干我们这一行，社会责任感很重要，用实际行动为大众着想，为学生着想，为社会尽到自己的义务，也就不愧学生叫我一声老师不愧祖国和人民给我的这些信任了吧。”

季羡林的敬业就是怀着高度的责任心，把敬业当做爱国的具体表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极致，以此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第二个层次是“博学”：

坐拥书城，遨游学海。

季羡林一生与书为伴，读书、教书、写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书能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书籍是传承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季羡林主张开卷有益，他说：“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知识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

作学问要达到一定的深度，必须有一定的广度为前提。没有广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坐井观天，是无法研究学问的。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是广义的人类文化，研究领域很广、很博，跨多个学科。因敬业而博学，因博学而登上学术高峰，季羡林为读书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季羡林的博学，正是他敬业的具体表现。他说：“既然当了教师，那就甘为人梯吧，我学的越多，为学生们铺的台阶就越长，他们的路也就能走得更长远。”

我们再看聊大校训的第二行是

“求实创新”，

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求实”，

脚踏实地，实事求是，锲而不舍。

清代，人们把学问分为考据、词章和义理三部分。季羡林说过，他最喜欢的是考据，最不喜欢的就是义理。他喜欢实实在在，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而考据的精髓在于无征不信，有根有据，容不得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这种脚踏实地的研究方法，很对季羡林的心思。胡适重视考据，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季羡林认为是至理名言，尽管这个方针曾遭受接连不断的攻击与批判，季羡林对它却深信不疑，不遗余力践行之。季羡林治学态度严谨求实，抓住一个问题始终不放，有锲而不舍的韧劲。

求实的“求”，虽然只有一个字，却包含着艰辛的探索。因为历史的真相，由于年深日久，总是掩埋在许多光怪陆离的表象之中。但你仔细搜寻，总可以找到某些蛛丝马迹。季羡林就抓住这些蛛丝马迹，穷究不舍，如剥春笋，逐步还原历史的真相。在研究糖史的时候，他从“糖”字在汉语中的出现（大约在隋前的南北朝），发现此前中国有蔗而无糖，进而找到到唐太宗派人去印度学习制糖技术的记载；又从印地语cini一词的出现和流传，判断白糖的脱色技术从中国传入印度的时间和路径。这样，以糖为媒介，中印两大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便逐步清晰起来了。

季羡林一生坚持只讲真话，不说假话，这是他获得成功的基础和前提。他大力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鞭挞弄虚作假的学术骗子。他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搀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者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 即使学术上的“小偷小摸”，例如听老师讲课，或者在别人的文章中发现有用的材料或观点，拿来据为己有，写文章不提人家的贡献，也被季羡林先生列为当引以为戒的不光彩行为。他赞扬那些学术道德高尚的学者，说这些人专心一致，惟学是务，勤奋思考，多方探求，写出的文章尽管可能参差不齐，但他们都是值得钦佩和赞美的，这些人才是中国学术界的脊梁。

第二个层次是“创新”，

与时俱进，高屋建瓴。

学术研究，必须时有新创获，这样学术才能前进。如果每个学人都陈陈相因，固守旧说，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学术必然会原地踏步，毫无进展，学术研究也就根本没有意义了。而创新是以求实为基础的，唯如此，这个新才靠得住。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是季羡林的一贯主张。特别是单篇的论文，他更强调出新。他坚决反对充满陈词滥调“代圣人立言”的垃圾文章，而这样的文章比比皆是，这对学术的进步毫无意义。他认为：单篇论文的核心在于讲自己的看法、自己不同于前人的新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覆。有了这样的文章，学术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发展。而“新意”从何而来？他的经验是“新意”出于“灵感”，而灵感来自勤奋。获得灵感的前提是，你对某个或某些问题必须早有考虑，日思夜想，一旦有了相应的时机，便可豁然顿悟。季羡林的相应时机，大多来自阅读杂志，也有时来自“读书得间”，因为杂志上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里面可能有新意，你读了受到启发，举一反三，写出文章又可启发别人。如此循环往复，便可推动学术进步。他反对不读杂志，对国内外同行的新著作、新杂志不闻不问，而空喊“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口号。这些人连“轨”在何处都不知道，接什么轨？

纵观季羡林先生教书治学的一生，笔者以为，他所坚持的这八个字，“敬业”是前提，“博学”是根基，“求实”是态度，“创新”是目的。前提也好，目的也罢，都是为了使我们的祖国更富强，人民更幸福。总之，季羡林的良能是他做人的良知在一生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他的良知、良能是互为表里的。季先生的良知良能，为有志于学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2018年3月22日初稿

7月3日修改于北京西郊温泉

8月1日定稿于北苑家园绣菊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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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志刚

著名学者，季羡林学生。现任北京市教育学会文化传承与创新教育研究会顾问，曾任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司长，中国档案学会第四、五、六届理事会理事，退休后一直从事季羡林文化研究、写作和《中共中央文集选集1949—1966》编辑工作。主要著作有《季羡林大传三部曲》《我的老师季羨林》《季羡林的朋友圈》《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季羡林谈义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乐读国学》等。

排版：xiao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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