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位博士——元国霞

元国霞 简历

出生于1983年，湖南临湘人。1998年起跟随陈文明老师学习书法。2005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师从系诸位老师，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被评为院优秀毕业生。201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喻建十教授，获硕士学位，被评为优秀毕业生。毕业创作获校研究生毕业创作二等奖。2011—2013年就职于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为专职书法教师，曾获绍兴文理学院年度教学优秀奖等。201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师从陈振濂教授，获博士学位。毕业论文被评为院优秀学位论文，毕业作品获《崇丽艺术奖》。

主要艺术经历

书法作品获《西泠印社第二届国际艺术节·第一届手卷书法展》（单项最高奖）；篆刻作品获《浙江省第三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铜奖，及《西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西泠印社首届中国印大展精品奖》（单项最高奖）；

书法篆刻作品入展《全国第四届妇女书法篆刻作品展》《西泠印社第六届篆刻艺术评展》《第五届全浙书法篆刻展》《西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西泠印社首届中国书法大展》《天津市第三届十佳青年书法家展》《“百年西泠·湖山流韵”诗书画印展》等；

书法篆刻作品应邀参加《首届国际草书艺术邀请展》《学院风骨·当代书法专业博士作品邀请展》《中韩青年篆刻家交流展》《浙江·河南青年书法联展》《首届湖南青年篆刻家提名展》《经典与清雅·当代优秀女书法家展览》《80后全国优秀书法家作品展》《韩国启明大学邀请展》《80后青年书法家展》《第二届中国30位优秀女书法家作品展》《首届“80”榜样提名展》等；

篆刻作品入编《鸟虫篆全书》（上海辞书出版社）、《现代篆刻家印蜕合集》（学林出版社）；

著：《书法技法讲坛·王铎行书技法40例》（安徽美术出版社）；编著：《实用隶书·张迁碑》《实用行书·唐寅落花诗》《实用行书·赵孟頫归去来辞》（西泠印社出版社）；论文：《徐渭行草艺术探析》（见《绍兴历史上的书法》（西泠印社出版社））；《博览众长，方精其一·浅谈书体渗透之功效》发表于《北方美术》 杂志等。

元国霞 简历

出生于1983年，湖南临湘人。1998年起跟随陈文明老师学习书法。2005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师从系诸位老师，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被评为院优秀毕业生。201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喻建十教授，获硕士学位，被评为优秀毕业生。毕业创作获校研究生毕业创作二等奖。2011—2013年就职于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为专职书法教师，曾获绍兴文理学院年度教学优秀奖等。201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师从陈振濂教授，获博士学位。毕业论文被评为院优秀学位论文，毕业作品获《崇丽艺术奖》。

主要艺术经历

书法作品获《西泠印社第二届国际艺术节·第一届手卷书法展》（单项最高奖）；篆刻作品获《浙江省第三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铜奖，及《西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西泠印社首届中国印大展精品奖》（单项最高奖）；

书法篆刻作品入展《全国第四届妇女书法篆刻作品展》《西泠印社第六届篆刻艺术评展》《第五届全浙书法篆刻展》《西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西泠印社首届中国书法大展》《天津市第三届十佳青年书法家展》《“百年西泠·湖山流韵”诗书画印展》等；

书法篆刻作品应邀参加《首届国际草书艺术邀请展》《学院风骨·当代书法专业博士作品邀请展》《中韩青年篆刻家交流展》《浙江·河南青年书法联展》《首届湖南青年篆刻家提名展》《经典与清雅·当代优秀女书法家展览》《80后全国优秀书法家作品展》《韩国启明大学邀请展》《80后青年书法家展》《第二届中国30位优秀女书法家作品展》《首届“80”榜样提名展》等；

篆刻作品入编《鸟虫篆全书》（上海辞书出版社）、《现代篆刻家印蜕合集》（学林出版社）；

著：《书法技法讲坛·王铎行书技法40例》（安徽美术出版社）；编著：《实用隶书·张迁碑》《实用行书·唐寅落花诗》《实用行书·赵孟頫归去来辞》（西泠印社出版社）；论文：《徐渭行草艺术探析》（见《绍兴历史上的书法》（西泠印社出版社））；《博览众长，方精其一·浅谈书体渗透之功效》发表于《北方美术》 杂志等。

A

宗绪升：

1.为何会选择《民国中期（1925-1937）京津地区章草书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研究方向？

‍

B

元国霞：

一直以来，我对“民国范”有种莫名的情愫，欲想探个究竟，就有研究民国书法的打算。与以往不同的是，民国书法面临着文化土壤可能完全被侵蚀，文字载体即将被摧毁的境遇，然而又巧遇新资源“爆发式”涌现及印刷材料易得的契机，民国书法重新思考和掂量着几千年的经典，呈现出迥异常蹊，奇崛浪漫，缤纷灿烂的状态，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启发和想象。章草书是民国书法的标签，所以论文的落脚点便在章草书上。经历清朝三百多年的沉寂后，章草书在民国又一次迸发异彩的生命力量，加上相关的简牍等资源纷纷面世，碑帖“对抗”的“僵持”，文字改革的需求，使之在艺术演绎及文字实用方面都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然而，由于民国距今时间较短，许多章草书成果还来不及整理与研究，近百年来又几经战乱，大量相关珍稀资源惨遭毁坏，对后世研究的开展造成了较大的障碍。也正是由于难于研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深入的空间。

民国动荡的环境，人员的大规模迁移，加强了地区间的交流及融合，使得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民国书法的地域性不够明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章草书方面，地域特征较为强烈，尤其是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的两大地区各具特色。我原本打算研究民国章草书的地域特征，但由于许多材料还在“沉睡”，且过于芜杂，唯恐在短时间内难以驾驭整个民国章草书的脉络与细碎，便先从京津地区开始着手研究，继而延展至其它地区。

A

宗绪升：

2.民国京津地区章草书的概况与意义？

B

元国霞：

梁启超跋卓定谋藏《宋仲温急就章墨迹》中称：“比年朋辈中，颇有以兴复章草相淬厉者，宰平、越园、复堪皆勤勤有事焉。君庸愿力尤伟且挚，广搜善拓而不以自私，汲汲景印流布。有难读者，时复为之释文，思以沾溉艺林，光大斯学，甚盛也。”梁启超正好概述了民国中期京津地区章草书的兴盛状态。民国中期京津地区掀起了章草书研究热潮，以卓定谋、林志钧、罗复堪、余绍宋、梁启超、钱玄同、罗振玉等有识之士自发形成的章草集群，时常一起切磋研习，成员遍布各个阶层、多个领域，渗透到数个重要的社团，如冰社、宣南画会、中国画学研究会等，影响极大。卓定谋“愿力尤伟且挚”，为其中之集大成者，集收藏、研究、书写、出版、考据等为一体，其出版的《自青榭丛书》中有大量关于章草书的书籍，这一成就在整个章草史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他收藏的宋克真迹更是激发了章草研究者们的研究热情。

民国中期京津地区的章草书发展，以1930年左右成立的北平研究院之字体研究会为界，呈现前后两种不同的状况，前半期呈艺术性“显”（卓、林、罗、余等常切磋并书写章草书）而实用性“隐”（相关历史脉络及字法规范的整理），两者交织发展的状态；后半期为实用性“显”（字体研究会成立后，卓、林紧锣密鼓地研究及推广实用章草书，此时的钱玄同也从“废除汉字”立场上撤回，一同并肩作战），艺术性亦“显”（除卓、林、罗等继续书写着章草书外，钱玄同、刘复、魏建功亦颇有研究），两者以并轨又有所交织的方式发展。

七七事变的爆发，阻碍了章草书兴盛发展的进程，但并未减弱其存在的意义。京津地区的章草书是继汉晋后，又一次尝试着艺术与实用齐头并进的方式，虽未能充分发展，但在整个章草史中，都是极为独特的现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于章草书风的探索引发着后人的思考，于实用章草书的研究、推广有着筚路蓝缕之功，对于右任的标准草书运动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于出版成就上更是时代翘楚。虽然他们的努力有着多种不完备，但这种“士大夫”的行为和精神就是极具意义的存在。

A

宗绪升：

3.谈谈民国京津地区章草书艺术与实用并存现象？

B

元国霞：

卓定谋、林志钧、钱玄同等京津地区章草家们，兼顾章草书的艺术和实用两方面，只是他们的方式不同。卓定谋在研究、推广实用章草书时，又想保持“具有历史与美术之价值者”的内涵，还想力争保持汉晋时期的线条精神，欲以一种兼顾的方式并行前进。钱玄同则不同，于30年代一面书写着章草书，尤为重视汉简章草之“可爱”；一面研究着简化字（其中采用大量的章草书），极为谨严苛刻。我以为卓定谋主张的实用章草书昙花一现，与其“骑墙”的方式关系极大，如已离开此地的好友余绍宋感慨道：“求适用之便利不当复古也”。卓定谋或多或少受康有为及章太炎的影响。康有为立足书法艺术的角度，以复古章草为今用；而章太炎则从文字的实用角度出发的，主张取代楷书的实用字体应为章草书。卓定谋似乎想将两者的观点合二为一，既想在艺术上“复古”，又想在实用上“疏写”，混淆了书法艺术的表达及实用文字改革，将艺术道路等同于文化道路，其“骑墙”式的文字改革方案着力点发生了错误，加上动荡的环境，实用章草书方案“推行甚难”无疑是可以预见的。

A

宗绪升：

4.沈曾植对京津地区章草书的影响？

B

元国霞：

沈曾植是民国章草书的泰斗，对整个民国及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京津地区的章草书风同样受其“左右”，只是这种影响有“隐性”和“显性”两种。在风格面貌上与其最为“直接”的是罗复堪，他承续沈曾植的“杂糅”观，从“读尽千碑书始成”到“我爱东吴宋仲温”，书写中更是将碑帖对抗，以碑版的方硬强健济宋克的率意恣肆，演绎着沈曾植“碑笔草韵”的方式。钱玄同除了时常把玩《寐叟题跋》外，还在日记中频频称誉沈曾植的书艺，认为他是近世唯一一位“至老而一笔不苟写字”的书家，“草书当以明黄及清沈为惇耳”等。卓定谋在《章草考》中列举历代章草书家时，将沈曾植与古人比肩而列，可见对其的推崇，等等。

“隐性”的影响更为深刻，对此地章草书影响至深的康有为、郑孝胥、“罗、王”、章梫、陈衍等，都与沈曾植交厚，他们的一些重要观念的形成都得益于沈曾植，如郑孝胥在章草书方面多次受到沈曾植启发，而郑孝胥又是卓定谋的老师；康有为与沈曾植互相陶染多年，而罗复堪、梁启超等都是康有为的学生，钱玄同也极为推崇康有为等。康、郑、章、罗等人对沈曾植章草理念在此地的传播起着桥梁的作用，只是这种影响非常细腻和深远，此处无法充分表达。

A

宗绪升：

5.如何定位卓定谋与林志钧在章草书发展中的作用？

B

‍元国霞：

卓定谋与林志钧无疑是京津地区章草书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俩同为福建闽侯老乡，两人留学日本，回国，定居京城的时间相仿，似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形影相随”。卓定谋出版的《自青榭丛书》中的《章草考》《章草草诀歌》等书籍，林志钧或作序、或题签、或跋文、或赋诗，在著述、编纂过程中，林也给予了大力支持。“相知入骨了无间”便是他们至深交情的真实写照。他们俩齐心协力、携手奋进乃京津地区章草书艺术和实用两方面发展的核心动力。卓、林不同的是，卓涉足章草书的多个方面，引领此地研习章草风尚，成就可彪炳史册。当然，这与林志钧的默默支持分不开，只是林“从不当成酧世之具”。林志钧除了协助卓定谋研究章草书，更大的贡献在于凝聚、团结了众多章草“力量”，成为整个章草集群中的“胶合剂”，他与罗复堪、余绍宋、周肇祥、胡祥麟等同为宣南画社老社员，又曾协助过梁启超多年，对于后续力量的扶持亦不遗余力，如沈从文、余明善、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等学界名流都撰文感激他的知遇之恩。正是由于他左右逢源、德高望重，与京津多位名公巨匠们皆为金兰之交，无形地连接着闽籍、粤籍等几个小圈子，凝聚了多方资源、力量，维持着章草集群团结和谐，成为推动京津地区章草书冲破重围、日渐兴盛的关键人物。若是没有他们俩的努力，京津地区章草书将改写历史。

A

宗绪升：

6.分析钱玄同对待章草书的“摇摆”立场？

B

元国霞：

钱玄同应算是京津地区最早关注章草者。1908年，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提出：“欲使速于疏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这一口号后，此时正求学于章氏门下的钱玄同“出力最多”，旋即着手研究章草书，如其日记中载：“每日拟临篆、隶、章草三种”，但这一“出力”并未始终如一，常“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其政治立场的转变左右着对待文化乃至章草书的态度。这一对待章草书态度的起伏大致为“求《急就章草》者十年”——主张废汉字之心大盛——“非取材章草不可（简笔字）”——又停止几年——同时研究章草书的实用和艺术性。最后一阶段也为最稳定专注期，1930年为卓定谋《章草考》作长篇序言中再次表明了对章草书的厚爱，这一“执着”一直持续到去世。也正是由于钱玄同的并肩作战，才使得卓、林等人的奋斗并不孤立（30年前后，梁启超去世，余绍宋南去，罗复堪与沈从文中途离开几年，卓、林的奋斗显得势单力薄）。在艺术上，钱玄同开拓了此地简牍章草书风，学生魏建功更是将其充分演绎；在实用上连年整理、研究章草作为简字的规范，虽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但也影响深远。30年代京津地区的章草书发展是由卓、林、钱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A

宗绪升：

7.实用章草书是否实用？

B

元国霞：

1908年，章太炎登高一呼之后，掀起章草书作为实用简字的研究热潮，钱玄同、卓定谋为此倾力数年，北平研究院中也设立了字体研究会，专门研究实用章草书。但他们精心研究、推广实用章草书现象，为何几年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呢？钱玄同所言：“汉字一次一次地改良，改到章草，确已登峰造极，达到了最适于实用的地位。”这一说法又是否客观？文字作为实用，除了自身需臻完美以外，还得与环境贴合。民国期间，汉字改革方案层出不穷，可能合适的方案并非一种，但不管何种方案，首先必须立足于当时虽倍遭唾弃而又深入世人骨髓的楷书这一正体基础之上，从正体或当时的草体中延伸与改进出的简易应用字体，才有可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才不会割裂社会文化的传承及文字自身的发展体系。虽然章草书仍然可以不断地作为书法艺术的取法对象，没有时空的限制，但当它充当实用文字角色时，首先得尊重文字自身的发展脉络及当下的社会需求。再从字形上来看，章草书与楷书几乎没有何明确联系。

流传近两千年的章草书至民国时期已“面目全非”了，数经摹泐、翻刻、拓制、改动后，舛误甚多，且并非“简易”，罗振玉、卓定谋、王秋湄等人皆大费笔墨推敲章草书字法。也正是由于章草书的“繁难”及“失真”，于右任为主导的标准草书运动最初打算选用章草书作为取法对象，而后也不得不改变策略。卓定谋与刘延涛皆大力强调章草书的波磔便于横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若是波磔不在最后一笔，或者两字距较为促迫，亦或书写工具为非毛笔，而无法顺势一气呵成展现波磔的形态，等等，波磔反倒成了快捷书写的障碍。加上章草书可用字数较少，又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想让章草书成为实用字体，难度可想而知。

A

宗绪升：

8.这篇博士论文对书法实践者有怎样的作用与意义？

B

元国霞：

任何事情的作用与意义的大小、角度等都是因人而异的。就个人而言，首先，这篇论文是一次挑战，由于多年的书法学习是以实践为主，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对群体现象的系统把控能力都非常不够，做出此篇论文应该是“暴发式”的收获。其次，能较为细致深入地了解民国京津地区章草书现象这一较为冷僻的领域，对章草书的理解也能更为深刻，还可窥见“民国范”的一些具体体现。再次，通过做论文过程中的文献阅读和研究，能更为细腻地感受到时代环境对书家的左右，书家的遭遇与抗争，作品背后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得我以后的实践创作眼界更为宽广，能更为立体地审视古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在书写中定位与展示自我等。而后，此篇论文涉及到文字的文化功能和艺术功能两方面，由于卓定谋混淆了这两者的差异，加上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的局限，使得此地章草书的艺术性未能充分施展，实用章草书也未能很好地延续下去（当然，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由此可知，艺术是心性的自然流露，顾忌太多，谨小慎微，必定使其难以尽情衍绎。文字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脉络和规律，应尊重其自主的选择，令其承载太多的使命反而不是高明之举。

广而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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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定价：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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