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一切正得益于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得益于孙中山重新阐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后的政治遗产，也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

孙中山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

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虽然仍在寻求日、德、英和美国的援助，但是，列宁和苏维埃已引起他极大的兴趣。早在1918年夏，孙中山便以党的名义致电列宁说，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他还寄予美好的预期：中俄两个政党团结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

次年3月，苏联外交事务人民委员格奥尔基?齐契林给孙中山复信，信中引用孙中山常说的话：即在事实上，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在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解放人民，建立持久和平。这封信虽然没有送达孙中山手中，但是，苏联的意向和愿望，已经明白无遗地表现了出来。

1920年7月，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孙中山和列宁均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孙中山被邀出席会议。几乎同时，列宁也给孙中山发来法文电报，邀请他到苏联去。同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陈独秀介绍，专程往上海拜访孙中山，这次愉快而又短暂的会见，给这位年青的苏俄共产主义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925年3月15日，他在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回忆说：

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象是四十五到四十七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裤筒里。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我们临走前，谈话快要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 解放出来 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

同维经斯基一道来中国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另一位代表马林，正是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中国推动国共合作的实际进程。1921年12月下旬，马林专程来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详细而又认真地询问马林这样一些问题：俄国革命、共和国的发展、新经济政策、苏俄的舆论宣传和红军政治工作。马林也以同样的态度，回答所提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三条建议：国民党必须改组，以便容纳农民和工人；必须建立一个军事学院，以便为革命奠定武装基础；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两人会谈后，孙中山的心情尤为兴奋，立即写信给廖仲恺说：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和他的中国工业发展计划颇有相似之处。

1922年8月，苏联政府副外长越飞来华，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等事宜。同时，他又派人持函来上海，在林伯渠、李大钊的陪同下，会见孙中山。来人与孙中山会谈了六天。之后，孙中山、越飞多次函件来往，互通各自关注的信息。孙中山期待着与越飞的直接会晤，但是，令孙中山困惑不解的是，苏联政府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与北京政府改善关系，对此，他曾直率地提出过质疑。国民党元老张继受孙中山委托，就此专门会见越飞，他回忆说：

当时我带了总理的信去见他，他正在害神经痛的病，躺在床上。他说：“这是革命党应得的病。”他看完总理的信以后，要我口头上带话给总理。我猜想总理的信里，一定是说中国是我创造起来的，你来中国，应该来见我，为什么到北京去找军阀？那时北京是曹锟的势力，越飞要我带话给总理，解释说：“苏联革命刚成功，形势很危险，不能不拉拢，革命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的，不是可以走直线的。”他说的话，初听也颇近情理。

1923年1月17日，越飞来到上海，两位职业革命家首次会晤，气氛非常融恰。他们都通晓英语，可以直接交谈，无需别人翻译。后来，他们又进行了多次会晤。孙中山希望苏联政府能够给中国革命以帮助，表示将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如果苏联能派出政治、军事顾问，那将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越飞对此表示赞同，并答应将会谈的情况，详细地报告给苏联党和政府，以期形成一个正式的文件。

孙中山和越飞的频繁接触，引起英租界特务怀疑和监视。于是，孙中山改派廖仲恺与越飞到日本会谈。廖仲恺的哥哥廖凤书是北洋政府驻日公使，公使馆可以提供安全的庇护。可是，后来还是被东京“特高课”察觉。于是，会谈的方式又重新改变，越飞以医治足疾，廖仲恺以给女儿治病为由，相继转移到热海温泉，他们在这里继续所讨论的话题。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在上海签字。《联合宣言》说：“中国最紧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的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包括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个宣言的签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大转机，如毛泽东所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

孙中山称赞国民党一大宣言是破天荒举动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的党内合作，同时，又要保持政治、思想和组织的独立性。

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并非是两党的惟一共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就极力主张国共两党结成党外联盟，而国民党内更是谣言四起，怪论百出，甚至担心国民党会被“赤化”。雄心勃勃的马林也被搅得一头雾水，晕头转向。好在不久，他便接到指示，回莫斯科复命去了。

孙中山期待着苏联的积极反应。9月底，孙中山收到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的来信，介绍鲍罗廷来广州，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0月6日，鲍罗廷来到广州，下车伊始，便拜访孙中山，他们自此经常彻夜交谈。此时，国民党因改组而引起层层波澜，孙中山也自感压力很大，便将许多苦恼的问题，一一求教于鲍罗廷。鲍罗廷根据孙中山所提出的问题，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如修改党纲，制订党章，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上海首先建立党的核心等。

鲍罗廷的建议很受欣赏，孙中山立刻采纳和实施。10月19日，他选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筹划改组问题。接着，又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具体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此时，他尽管为指挥击退陈炯明袭扰广州的军务所缠身，还是努力挤出时间，赶回广州主持会议，实在脱不了身，便委托廖仲恺主持。自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起，每周都要召开两次会议，约略算来，已有28次之多，议决要案400多件，为国民党“一大”的顺利召开，为国民党改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23年11月12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指出：“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吾党之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这个宣言一发表，立刻遭到党内右翼势力的非难，其中最为突出者，便是孙中山的多年战友邓泽如。这些人联名上书孙中山，老调重弹，歪曲国民党改组是陈独秀幕后牵线所为，共产党是要借国民党的躯壳，注入共产党的灵魂，并危言耸听地说：“五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他们还怀疑国民党的新党章草案等，是受陈独秀的染指和影响。

孙中山面对来自党内的疑惑和压力，既要做耐心而又具体的说服劝诫，同时，又不能任其自流，以讹传讹，使改组工作半途而废，所以，对那些别有用心者的恶意诽谤，他必须给予无情的反驳。他在相关的文件上批示道：

此稿为我请鲍君（即鲍罗廷，作者注）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 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此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总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别也。

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表同情，只有俄国及被压迫之国家与被压迫之人民。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23人。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会议期间，孙中山共发表七次演讲。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尤其称赞这个宣言，“是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这个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大会通过决议，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举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24人的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3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在17人的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6人：毛泽东、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等都分别由共产党人主持，所有各部的秘书，也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

国民党“一大”后，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的努力推动下，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工作成绩显著。孙中山对形势的发展，十分满意，他说，国民党的改组“功效卓见”，其一年多的工作，“可抵以前十倍时间所为者”。到1926年1月，已有广东等11个省成立省党部，广西等8个省正在积极筹建之中。此外，还有广州、北京、汉口、哈尔滨四个特别市党部。国民党员已达14万人之多。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和妇女运动都蓬勃开展。

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还全身心地投入黄埔军校的筹建。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正式开学。孙中山出席开学典礼，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我们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是“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从而“把革命军的事业重新来创造”，“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

军校聘请了苏联顾问，如：鲍罗廷、加伦、巴甫洛夫、斯切潘诺夫等。军校一直得到苏联政府的各种援助，初创时，苏联政府便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开办费，还不顾帝国主义的敌视和阻挠，由伏罗夫斯基号军舰给送来近万支枪和大批山炮弹药。孙中山对此尤为感激，专门为苏舰召开欢迎会，并致欢迎辞。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军校发展很快，除黄埔外，还设有潮州、南宁、长沙、武汉等分校。黄埔第一期有学生500多人，第一期到第四期的毕业生，已有4981人，到1927年7月，黄埔学生有2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