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十分重视让子女多读书，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孙科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曾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书籍，都是英美著名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孙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文学期间，孙中山向儿子介绍读书方法，在大学头两年要广泛阅读，不要单看文学书，社会科学的书也要看。他不时地从各地为孙科寄去中国的线装书与英文名著，像《通鉴纪事本末》、《读通鉴论》、《进步与贫穷》、《互助论》、《达尔文游记》、《物种由来》及《莎土比亚全集》等。

孙中山对书的真伪有极强的鉴别力。1918年前后，美国流传着一本英文版《李鸿章日记》，曾轰动一时。孙中山发现孙科也在读这本书，便翻了翻，告诉他：“这本书你不要看，内容都是无中生有的。”后来这本书的秘密被揭穿了：原来这是一本伪书，作者是一个美国囚犯，他曾到中国，对于李鸿章略有所闻，在监牢闲得无聊，便替李鸿章写起“日记”来，实则他连中文也不懂。孙中山说他“无中生有”，一点也不错。

孙中山重视把书本与实际、知与行、读书著述与革命结合起来。为统一人们思想，唤起民众觉悟，1918年夏，孙中山在上海一度闭门著书立说，总结革命历程，撰写《建国方略》。在《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中，孙中山在认识论上提出“知难行易”说。在孙中山看来，“知”指科学的真知、正确的革命理论等；“行”指人们日常的活动、科学实验和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孙中山从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出发，提出了“行先知后”、“知难行易”和“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三个重要命题，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构造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认识论，大大超越了古人。接着，孙中山又写成了《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在“实业计划”中他提出了交通、都市、水力、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方面的庞大规划，包括修筑十万英里铁路、一百万英里公路和三个巨大海港等，完成了长期以来自己所设想的建设中国的宏伟蓝图。《建国方略》又称为孙文学说，曾被选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之一。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讨论国事，不幸于次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59岁，遗著编为《中山全书》或《总理全集》多种，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孙中山的著书非为名利，而是他心系天下的表现。他所著书籍中体现的思想只是他丰富学识中的九牛一毛，他曾说：“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一切学术凡有助于提高我革命的知识和能力的，我都用来作为研究的原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爱书、读书，但不是那种尽信书的人。他反对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反对死读书，或者将古人的解释再解释一次。戴季陶说：“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而他则是役使着书。”

孙中山一生买过、读过的书籍，大半都散失了，在他上海故居保存下来的大多是他生命中最后十年所读的书，也就是和宋庆龄结婚以后买的书，共计1932种，5230册。据《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分类，百科全书、年鉴28种，法律、军事共484种，经济方面包括铁路共274种，社会学书籍203种，哲学包括心理学、宗教学54种，科技方面包括医学、体育109种，天文地理包括地图55种，历史类的书籍116种，文学类的包括传记170种，期刊有62种。

孙中山的知识涵盖面之广，在20世纪几乎无人能及。孙中山临终之际，在家事遗嘱中将书籍列为自己留下的首要遗产：“余因尽粹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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