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列斐伏尔把社会空间的表征指认为第二自然的时候，他已经从广义的空间界定进入到对社会空间概念的狭义社会历史构序之中。然而，他并没有标识出这一个转换。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概念不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指认的上层建筑的范围，而是“生产力、社会结构及财产关系的一个结果”。其实，马克思从来没有将空间概念归到上层建筑的范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倒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谈及社会存在的空间和世界历史的空间。可是，当列斐伏尔用财产关系来表征空间的时候，这已经是特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的社会存在了。

显然，列斐伏尔更关注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在他看来：“现在空间已经进入到了生产力和劳动分工的领域；它和财产（propriété）有了关联——这一点非常清楚——和交换、和组织机构、和文化、和知识都有了关联。空间可以被出售；它具有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valeur d'échange et valeur d 'usage）。” 当空间具有交换价值的时候，这一定是进入到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来了，典型的劳动分工之下的交换和财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

列斐伏尔果然开始讨论社会空间的历史了。他明确指出 ，空间“随着生产方式（mode de production）的改变而改变！显而易见的是，它将随着社会变化而改变——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这里有一种空间的历史（histoire de l’espace）”。请一定注意这个mode de production！其实，到这里我已经可以指认一个重要的构序逻辑的转换。在写作《空间的生产》一书时，先前支配列斐伏尔的人本学异化逻辑已经被彻底解构了，现在他的方法论中的主导性话语结构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个认识论（方法论）上的断裂。在上述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列斐伏尔所使用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与再生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也遭遇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劳动分工、交换和第二自然等概念。不难看出，列斐伏尔此时此处在讨论社会空间概念时，完全是在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自觉的构序话语。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学逻辑向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转换！

生产方式如何改变？这种改变又怎样改变空间的生产？或者说用列斐伏尔自己的话来说，“在（某一给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空间之间是否会有一种联系——直接的、即刻的、能迅速被掌握、因此是透明化的联系？没有。”虽然生产方式决定空间生产，但这并非是一种线性的决定关系。列斐伏尔告诉我们，社会空间的结构是复杂的，“发现（découverte，新的或未知的空间、大陆或宇宙的发现）—生产（每个社会的空间化组织化特征的生产）—创造（création,各种作品的创造：风景、具有纪念碑性意义和装饰风格的城市）。该过程是逐步性的、发生性的（具有‘起源’, genese），但遵循着这样一个逻辑：同时性（simultanéité)的一般形式(la forme générale )；因为每种空间化机制都立足于各种智慧(intelligence )的并置(juxtaposition )，立足于那些来自于我们同时生产出的要素的物质性组合(assemblage )”。

这是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的三个层面：一是物理空间意义上对新大陆或者未知领域的发现，这当然是社会空间存在的自然物质基础；二是社会空间本身的生产，这被表征为“每个社会的空间化组织化特征的生产”，这是我们上面已经知道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三是空间生产的物性结果的创造，这里有人工风景、纪念碑和城市。当然，这三者中社会的空间化组织化特征的生产是本质性的，第一个层面是外部物质基础，人活在这个星球的物理空间之中；第二个层面表征了人的生存活动的一种“同时性的一般形式”，或者是马克思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共时性断面中的关系结构，即“怎样生产”的方式。显然，列斐伏尔强调了马克思并没有突显的共时性关系空间构序。并且，列斐伏尔还专门指出，这种同时性的活动结构必须有两个立足点：一是立足于不同智力的并置，这其实是指对象化到活动结构中的智性能力和不同活动个体精神能动性的协动；二是立足于人们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已经创造出来的人工物的体系，这不是简单的外部物质对象，而是保证第一次社会空间建构得以复构生成的物性组合（模板）。我觉得，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论的深化。

当然，列斐伏尔意识到，他所指认的社会空间的发生是一个逐步的历史过程。比如，在13-14世纪的欧洲，首先发生的是“乡村（campagne）改变了，它经历了一个从封建制到佃农制度的过程；一条条柏树林荫道从小农场引向地主的大宅院，因为地主老爷生活在城市里，在那里他是一个银行家，或一个重要的商人。城市也改变了，建筑也随之而变：建筑的门面、排列方式以及城市的地平线都变了。这样一种新的空间生产——透视（perspectif）——是和当时的经济转型（transformation économique）紧密相连的：生产与交换的增长，新的阶级的兴起，城市的增加等等”。

在列斐伏尔的眼中，我们从马克思那里熟悉的封建制生产方式的改变，是从社会空间的视角被微观化的，它具体发生于乡村道路的改变，城市的门面和地平线的改变，这些虽然都属空间存在的第三层面，即人们的“生产出的要素的物质性组合”，但它们却反映着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每天生产劳作和生活活动的重构发生方式，它极深刻地以第二自然的方式映射一定的经济转型，即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到资产阶级生产与交换中心（城市）发展和改变。重要的观点还有，正是这种发生在社会空间中经济关系的可透视场境的存在，决定了当时美术绘画中“托斯卡纳(Toscane)透视法的发明”，以及“锡耶纳学派透视法的产生”。列斐伏尔直接说，透视法“首先表现在实践和生产中”！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的体现。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我说过，社会存在在晚上是不存在的，那么在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中，这种不存在是指第二个空间的生产层面，当晚上人们都去睡觉的时候，作为第一层面的地理环境和第三层面的物质要素组合在场的道路和街道上的门面都是实在的，不在的是在道路上的人的行走和门面里的人的劳作经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恰恰是社会空间的第二个层面，即社会生产和生活本身。正是这种道路上行走的方式、门面排列方式和劳作的方式本身的改变，支撑着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从而决定经济转型、生产关系的质变。这是一个社会空间的微观活动建构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宏观逻辑的整合。

列斐伏尔列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反映资本主义现代性空间概念的建筑学中的包豪斯运动（Bauhaus）。列斐伏尔认为，建筑学中的包豪斯运动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空间实践的理论反映。他们以“‘发达的’资本主义空间的实践者（praticiens，建筑师与设计师）甚至是理论家的身份而脱颖而出。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和教学而帮助让这种空间构造创造出来（contribuérent sa construction），使它们现实地‘降生到大地上’（àsa réalization《sur le terrain》）”。应该指出的是，这是列斐伏尔直接让社会空间建构中的一个特殊主体——建筑-设计师出场了。这可能也是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马克思主要关注了了劳动者和人格化的不同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体，他在《资本论》中曾提及了建筑师与蜜蜂的差异，但他并没有注意到社会空间建构中将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空间物性组合需求对外化为现实的构序主体。当然，列斐伏尔批评包豪斯“忽略了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正是它既生产出它的空间并与之伴随至终”。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作为建筑设计师，他们也只能去满足一定的社会空间在特定质性经济活动、政治文化活动实践的建设设计要求。比如他们所面对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列斐伏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生产，“在现代性的光环之下，被所谓‘现代性’生产出来的空间带着独有的特征：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homogénéité-fragmentation-hiérarchisation）”。这似乎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关系。列斐伏尔认为，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性质并非是由主体性的建筑设计师决定的，这是一个悖论。“现代性的空间区域的同质化，出于各种原因：要素与原料（以及相应地它们所包含的部分要求）的制造、管理、控制、监督和沟通的方法。然而现代性的空间虽然具有同质性，这同质性却并非出于设计规划。它是虚假的‘整体’（faux ensembles），却是事实上的统一体，——其中都是相互孤立绝缘的小单元。”

资本主义现代性空间的本质是标准化的、同质性的，这是工业化生产的基本要求，可是，与市民社会中个人主体的原子化相一致，人的活动和生活的空间却是相互隔离的。在工业流水线上，作为事实上统一体的劳动生产在物理空间是邻近的，可却是没有主体际关系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只与整个生产程序上的一个客观劳动片断的动作相关。在现代性城市中，作为事实统一体的人们的居室并不远，很可能每天乘坐同一部电梯，但人们之间并不相识。这是一个悖论（paradoxalement）！列斐伏尔说，在这种虚假的生活居住建筑中，“这种现代性的同质空间分裂破碎为小的地块。它制造出贫民区（ghettos）、隔离群（isolats），琳琅满目、密如蜘网的独栋住宅（groupespavillonnaires），还有那些与周围环境以及市中心没有什么关系的虚假楼群（pseudo-ensembles）。职是之故，就有了这样一种严格刻板的等级制：住宅区、商业区、休闲区，还有边缘化空白区，等等”。

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是同质性的，因为这是由同一性的工具理性夷平的，可是在它的城市建筑和设计中，却人为地制造出破碎的不同区域，以生成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特定等级。过去封建等级依出身而定的场所（宫殿和大宅），现在是由金钱占有量来决定的。有所不同的地方是现代性的场所不再是深宫和大宅门的禁地而是开放的，实质的差异为穷人的眼福和有钱人的空间消费实践。有如今天南京的金鹰和德基，你能看到人流如织，但真正能够在这些地方常规消费的毕竟是极少数。

三、生产方式与社会空间的生产

列斐伏尔告诉我们，这本《空间的生产》的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描述我们居住于其中的空间及其起源，而且试图通过被生产的空间来追踪今日之社会的起源（genése）”，或者说，是“对社会空间的历史与起源的逆溯式研究”。这是他对自己这时整个社会空间理论研究和言说主旨的挑明。很明确，他也是想要讨论社会存在的起源，但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他选取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存在的共时性结构视角——被生产的空间。这里当然存在一个重要的改变，即从时间维度向空间维度的转换。用索亚的话来说，就是列斐伏尔“将原先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十分肯定地附丽于时间的东西归因于空间”！

列斐伏尔反复强调说，他的 “社会空间研究所涉及的是一种全体性（globalité）”，因为他要由此去追述社会存在本身的起源，这个宏愿与马克思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相类似，但是，所不同的地方是他关于社会空间的“这种整体性研究并不排除精准而具体的‘实地研究’”（sur le terrain）。在形而下的实证观察中，这既有“区域、地方与国际和世界层面的空间相互蕴含和交叠”的宏观逻辑线索，也有“区域、都市与建筑”之间的微观线索。在学科方面，他的社会空间研究会深入到关于乡村、都市和建筑规划等一系列具体的学科，甚至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城市的“局部的实地研究”和测量之中。我们在后来哈维、卡斯特等人的研究中，看到了这种研究方向的延续。当然，列斐伏尔也清醒地看到，从形而上学走进实证观察，“这种研究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将共生者孤立了开来、将相互勾连者分割了开来。因此，它认可或苟同了碎片化（ragmentation）。这导致了毫无节制的‘离心化’和‘去中心化’实践，由于这些实践掩盖了生产，它们就使得空间中的网络、节点和关系脱节错位、并进而使得社会空间本身也脱节错位”。

局部的实证研究容易掉进现实第二自然的碎片化，人在空间中活动的具体实践会掩盖真实发生的空间的生产，或者说社会关系的生产，从而丧失对整体的把握。这是列斐伏尔力图避免的。

列斐伏尔再一次重申，在他现在的社会空间研究中的核心观点是：“生产方式对其空间和时间的组织与生产是和对一定的社会关系（certains rapports sociaux）的生产同时进行的。生产方式便是如此运作的。” 甚至可以说，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是社会空间生产的本质。具体地说，“生产方式将这些关联投射（projette）到现实中，然后这一现实反作用于这些关联，不过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之间却并不存在一种具体的、既定的对应关联”。如果说，马克思讨论了生产方式在一定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那么，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研究则是进一步具体思考了生产方式如何将具体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对象化于现实存在之中，以建构起微观的社会生活的场境空间。其中，列斐伏尔也让我们留心现实的社会空间对物质生产社会关系本身形成的特定作用和非同步性。

在这里，列斐伏尔以今天已经“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空间建构中的交通为例。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首先有对现存空间（l'espace existant）的使用，如水道（运河、河流、大海），接着是公路，再随其后的是铁路的建设，然后是高速公路与航空港。如今，这些处于空间中的交通方式没有任何一种彻底消失了——比如步行、骑马、骑自行车等等。然而，在20世纪，一种新的空间（espace nouveau）在世界范围内成型了，而且这尚未完成的新型空间的生产今天仍在继续。这一新型生产方式（nouveau mode de production,这一新式社会）占有即使用了原有自己的式样的空间”。

从这里的例证可以明显看出列斐伏尔社会空间论的具体讨论域，同样是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他关心的问题是这一生产方式在实际社会空间中发生的历史过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交通运输上首先利用了现存空间中的条件，原先客观环境中已经存在的河流和大海，人们的步行、骑马、骑自行车的活动都是已经发生在传统生产方式中的客观条件和主体实践，除此之外，资本主义新型的生产方式必须拥有自己新型的交通空间，这种新型空间建构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需要，建设了铁路、高速公路和航空港。与原来的航海船只、道路上行走和自行车相比，铁路和高速公路从客观条件上改变了空间运动的模板，而航空飞机的出现则打破了陆地物理空间的限制，空间实践的速度和空间距离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流动需求下被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抽象的，在船只、步行和自行车活动中建立的社会关系，与高速公路和航空飞行下的人对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对此，列斐伏尔说：“铁路在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国家（还有国际）空间的组织过程中发挥着根本作用。但与此同时，在都市范围内电车、地铁与公交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而在世界范围内则是航空独占鳌头。从前的组织解体（dèsintègre）了，生产方式吸收了这一结果。”这有三条社会空间物理设施的建设线：一是在一个具体的都市中，由电车、地铁和公交车建构起来的个人活动空间；二是铁路在国内工业资本主义运输中的基本物流空间构架；三是航空飞行建构起来的全球资本主义空间范围。在列斐伏尔看来，从前的社会组织解体了，而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吸收了原有的活动空间，但又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通过整合与瓦解（intégrant et désintégrant）国家性和地域性空间，一个世界性空间正趋于成型。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涉及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和创造另外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秩序这二者间的冲突。这种空间的和对空间的渗透已经在实现制度渗透获得霸权（hégémonie）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列斐伏尔这里，由铁路、高速公路和航空飞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不仅仅是运输条件的改变，而是重构了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空间实践，以及一个世界性社会空间，由资本活动建构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工”，这种“对空间的渗透已经在实现制度渗透获得霸权”。当然，列斐伏尔认为有可能创造一种更加合理的世界秩序，这将取代资本主义的空间霸权。不过，在此，他并没有展开说明这种新型的空间存在。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2015MZD026）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参考文献及注释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