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被历代帝王奉为“帝王之师”。自汉高祖刘邦以太牢祭祀孔子以后，古代帝王纷纷效仿。本文着重介绍帝王亲至曲阜祭祀孔子及御赐祭孔礼器，除了帝王御赐礼器之外，历代官员、孔子后裔纷纷效仿定制祭祀礼器。这些祭祀礼器承载着历代帝王及官员祭祀“至圣先师”的庚续，传承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中国传统祭祀文化。

关键词：孔子，孔庙，祭祀，祭器

孔庙是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庙宇,又称文庙、夫子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圣殿。由于中国历史上尊孔崇儒之风盛行，在清代，孔庙已有2000余座，分布在全国各地，至今保存尚好的近百余座，尽管有南北东西的地域性差异和历史性差异，但各地孔庙的形制与祭祀活动都遵循一套共同遵守的原则，那就是无论级别高低，其精神如一。

世界上第一座孔庙是孔子故里曲阜孔庙，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78年，《孔氏祖庭广记·崇奉杂事》记载：“鲁哀公十七年，立庙于旧宅，守陵庙百户即阙里先圣之故宅，而先圣立庙至此始也。”由此可知，孔庙始建于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是孔子辞世后的第二年，以孔子所居故宅三间立为庙。鲁哀公将孔子住过的草堂进行了改建，将孔子生前穿过的衣服，戴过的帽子，看过的书，使用过的物品，放置供桌上进行祭祀，在草堂外布设礼器，并亲写祭文哀悼孔子，原始的“孔庙”就这样形成了。

“焚书坑儒”事件发生后，秦始皇下令将各地郡县的孔子庙堂拆除，“孔庙”从此不存。直到刘邦攻下秦朝都城咸阳之后，孔子再传弟子和曲阜儒生在孔子庙堂故址之上，重新修建。从《山东省志·孔子故里志》中可知，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 鲁相韩敕以官钱修饰孔庙，才逐步使之成为官设的庙堂，后经历朝历代整修拓展，规模逐渐扩大，至明清时形成现代之规模。

《礼记·祭法》记载：“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古时，只有为国为民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可以被人祭拜，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博大精深，他提出“仁”的核心，“礼”的形式，“中庸”的方法论等，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首当受人祭拜。孔子的伟大，不仅是他创立了被后世统治者极力推崇的儒家思想，更主要的是他在2000多年前能首开私学之风，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历史打破陈规，使平民百姓也有机会接受教育，总结出一套对后世教育具有指导意义的教学思想和理念，“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观念无疑具有永恒性的价值。孔子死后，历代帝王、民间组织、孔氏家族等都有尊崇与祭祀孔子的绵长历史。

一、帝王至曲阜亲祀孔子

（一）汉高祖刘邦

古代帝王到曲阜祭祀孔子的一共有十二位，始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汉书·高帝纪》：“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汉高祖刘邦到曲阜祭拜孔子，开创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后代的帝王多有仿效。汉高祖十二年，淮南王黥布造反，刘邦御驾亲征，后至曲阜祭拜孔子，声势浩大，首先接见了孔子后裔及曲阜儒生，用当时最高的祭祀礼仪太牢祭拜孔子，将祭孔礼仪规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受汉禄。

刘邦作为第一个到曲阜祭祀孔子的古代帝王，揭开了帝王祭孔、尊孔的新篇章，为后世祭孔奠下了基石，同时将儒家思想推到政治舞台，泽及孔子后人，对孔子嫡孙加官封爵，孔子嫡孙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延时最久的贵族世家。之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又为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提供了保障。同时祭孔典仪的规格、礼制也随之逐步演变成国家礼仪制度，称之为“国之大典”。

（二）光武帝刘秀

自汉高祖刘邦亲至曲阜祭祀孔子之后，上至朝廷官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到孔庙祭祀孔子。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总结西汉治国经验，以儒家思想治国，并于公元29年到曲阜，命大司空宋弘以太牢祭祀孔子。《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记载了这次祭孔：“冬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刘秀在曲阜期间，不断向随从官员讲释孔子的仁礼思想，启教官员，借孔子的儒家思想加强了统治力量，对东汉初期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汉明帝刘庄

汉明帝刘庄为太子时，曾跟随父亲刘秀至曲阜祭祀过孔子，亲眼目睹了父亲尊孔崇儒的实际行动，深受其影响。他倡导孔子的仁义礼智，尊君亲王的思想，并于公元72年至阙里孔庙，亲祀孔子。到曲阜后，召集曲阜儒生，畅谈孔子思想在治国中的重要性，并用孔子的学说贯疏群臣，用“礼”的方式约束朝臣关系，对统治朝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载：“……还，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

（四）汉章帝刘炟

汉章帝刘炟是东汉的第三位皇帝，他追随先帝的治国策略，重视对孔子思想的运用，于公元85年，亲率文武百官到曲阜朝圣，祭祀孔子，文武百官紧随皇帝祭拜，鸣乐起舞，群臣尽显礼仪风范，使此次祭孔比光武帝、明帝时期的更加隆重，同时赐予孔庙五件祭祀礼器。《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三月己丑，进幸鲁，祠东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据孔子博物馆馆藏古籍文献——清乾隆甲午年新修《曲阜县志》圣化堂版，卷十，图考第二之八记载：“谨按阙里孔子庙旧陈汉章帝所留五尊，曰太尊以陶为之，素质无欵识，曰犧尊、曰象尊、曰山尊、曰雷尊皆铜质有篆文识汉元和二年铸，与太尊共一案……。”

（五）汉安帝刘祜

继汉章帝亲祀孔子之后，汉安帝刘祜于公元124年率群臣至曲阜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后汉书·孝安帝纪》：“三月甲午，陈王崇薨。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刘祜利用儒家思想整治朝纲，管理群臣，加强统治力量，他是东汉最后一个亲祀孔子的帝王。

（六）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王朝。由于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东汉末年道教的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文化步入了一个多元化融合的历史时期，祭孔礼仪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提升，孔庙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亲幸曲阜，亲自祭祀孔子，开少数民族皇帝祭祀孔子的先例。他下令为孔子墓栽树建园，修饰墓碑，行鲜卑礼与汉礼，召见孔子后裔。正是孝文帝的尊孔崇儒，大大缓和了民族矛盾，利用儒家思想治国，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以少数民族统辖大半个中国的辉煌历史。

（七）唐高宗李治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一方面吸取随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一方面大力提倡尊孔崇儒，倡导儒学，推行仁义之道作为治国根本。公元666年，唐高宗李治到曲阜以太牢亲祀孔子，并下诏修建孔庙，以孔子为“太师”，并刻碑铭记祭祀孔子及加封孔子的过程，现保存在孔庙十三碑亭内。公元670年，又下诏将全国州县的孔庙进行重新修缮。

（八）唐玄宗李隆基

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继位之后马上进行改革，下令禁止民间铸造佛像，没收各地寺、观、法占用的用地，整顿财政，重新树立儒家思想观念，经过近十年努力，唐朝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局面。唐玄宗十三年（公元725年），皇帝为进一步加强统治，率群臣至曲阜亲祀孔子，亲拟诏书盛赞孔子：“孔宣父诞圣自天，垂范百年，作王者之师，开生民之耳目。”于开元二十七年正式册封孔子为“文宣王”。

（九）后周太祖郭威

五代时期后周开国皇帝郭威，于公元952年亲自到曲阜祭祀孔子，恢复唐封“文宣王”称号。后周太祖郭威此次祭孔有两个目的：一是尊孔崇儒，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纲常；二是通过祭孔广招儒生学士，为后周的治国吸引人才。

（十）宋真宗赵恒

公元977年宋真宗赵恒继位，勤于政事，利用儒家思想规范朝纲，使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于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率领百官到泰山封禅，并亲赴曲阜祭孔。据孔子博物馆馆藏古籍文献——清康熙版《幸鲁盛典》记载：“朕以纪号岱宗，观风广鲁，载怀先圣，实主斯文……。”于是宋真宗率随从官员顶着严寒到曲阜祭拜孔子，并召见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延世、孔延泽，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典礼，期间宋真宗又到孔子父母庙堂行祭拜礼，后至孔林孔子墓祭拜，超出了过去帝王祭祀孔子的礼仪。

（十一）清圣祖康熙

顺治年间，尊孔思想为治国纲常，朝廷收拢汉学儒生参谋议事，年少的康熙对学习汉族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继位之后设立南书房，广用汉族儒学能士，入南书房之人不仅饱读诗书，还能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令，由此可见康熙对儒家及儒生的重视与重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率文武百官到曲阜孔庙亲祀孔子，孔子第六十六代孙孔毓圻跪迎，赐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孔庙殿中。祭祀返回皇宫之后，御书大幅赞文，并立碑于曲阜孔庙，以示后人。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用孔子儒家思想治国的帝王中最杰出的代表，在他的影响之下，雍正、乾隆都以尊孔崇儒为国策，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历史局面。

（十二）清高宗乾隆

乾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到曲阜祭祀孔子次数最多的古代帝王，据《孔府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即位后曾八次亲祀孔子，分别为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并御书孔庙、孔府、孔林主要的门坊、匾联，从孔庙外墙的“万仞宫墙”到大成殿内的“与天地参”匾联，无不彰显出乾隆皇帝尊孔的虔诚。 

二、帝王御赐祭祀礼器

历代帝王不仅亲自到曲阜礼瞻祭祀孔子以示尊崇外，还颁赐祭祀礼器于孔庙以示虔诚。

（一）、据孔子博物馆馆藏古籍文献——清乾隆甲午年新修《曲阜县志》圣化堂版，卷十，图考第二之八记载：“谨按阙里孔子庙旧陈汉章帝所留五尊，曰太尊以陶为之，素质无欵识，曰犧尊、曰象尊、曰山尊、曰雷尊皆铜质有篆文识汉元和二年铸，与太尊共一案……”东汉元和二年，汉章帝刘炟专为曲阜孔庙祭祀孔子而制造了五件祭器并留于孔庙，分别为铜牛尊、铜象尊、雷纹铜尊、山纹铜尊、陶太尊，现均以收藏在孔子博物馆。

（二）、据孔子博物馆馆藏古籍文献——清乾隆甲午年新修《曲阜县志》圣化堂板，卷九，图考第二之七记载：“雍正十年奉领养心殿制造珐琅供器铜香鼎一、香盒一、烛台二、花瓶二，内安松、竹、梅花二树，金龙朱漆几五……几所以安香鼎、烛台、花瓶者也。香鼎几一，高二尺九寸八分，圆径一尺五寸，烛台几二，花瓶几二，各径圆一尺四寸，其高同鼎几，朱漆金饰，其光如泽。”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赐予曲阜孔庙祭器，从以上记载中可知，与五供同时颁赐的还有一件珐琅香盒，五个金龙朱漆几，松、竹、梅花二树等，但现已无存，只保存下来珐琅香炉一件、珐琅尊二件、珐琅烛台二件，现均以收藏在孔子博物馆。

（三）、据孔子博物馆馆藏古籍文献——清乾隆甲午年新修《曲阜县志》圣化堂板记载：“乾隆三十六年，皇上临幸释奠……阅视所列各器不过后汉时所造，且色泽亦不能甚古……著仿太学之例，颁内府所藏姬朝铜器十事，备列庙庭用。……衍圣公孔昭焕率其族属恭迎，祗领具折叩谢，敬藏礼器库内，祭祀则恭陈于殿中……。”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专从内务府拨给曲阜孔庙十件商代、周代的青铜礼器，陈列于大成殿，为祭孔时使用，分别是木工鼎、牺尊、伯簋、父乙卣、宝簠、亚弓觚、夔凤豆、蟠夔簋、饕餮甗、四足方鬲，简称商周十供，现均以收藏在孔子博物馆。

帝王御赐祭器，力求表达帝王虔诚的心意和至尊的朝威皇仪，无不彰显出端庄、秀美、简约神圣的和谐之美，乃国之重器。可感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渥，承载着历代帝王祭祀“至圣先师”的庚续，传承着中国传统祭祀文化。

三、官员定制祭祀礼器

除帝王御赐礼器之外，历代官员也纷纷效仿定制各种祭祀礼器荐于孔庙。孔子博物馆保存至今的主要以元、明、清三代的祭祀以铜礼器为主。主要有明成化乙巳（公元1485年）监察御史林诚、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山东巡抚钱钺、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兖州知府罗凤、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山东巡抚李戴等相继制造的礼器，有簋、盨、簠、豆、登、鉶、爵、罍、洗、鼎等。

曲阜孔庙从“故宅三间”到清代完成现存的规模和完备的祭祀礼制，沿袭了中国历史二千多年的祭祀文化，在不可抗拒的历史荣辱中完成了辉煌而又庄严的历史塑造，成为一座最为神圣的历史文化圣殿。作为专祀孔子的全国性庙宇，在自古以来就特别重视礼制的中国，孔庙的祭祀就自然而然的被纳入礼制的范畴。历史上共有十二位皇帝亲祀孔庙，并留祭器于孔庙，以及历代官员、孔子后裔所定制的祭器，进一步昭示了对孔子的敬意。帝王亲祀孔子，体现了帝王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尊崇，成为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表现形式。于此，曲阜孔庙记录着我国古代祭祀孔子的延绵历史，代表着历代帝王及孔子后裔对孔子的尊崇，承载着我国祭祀文化的规格，不仅代表着一种文化精神，更是我国文脉之所系。

参考文献：

[1] 孔德平、彭庆涛、孟庆涛：《祭孔礼乐》，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9月。

[2] 清乾隆甲午年新修《曲阜县志》，圣化堂板，17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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