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学者写关于中国历史的作品，之前只看过费正清写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传统与变迁》，两部以一个外人的视角去看中国的发展与变迁，尤其是写到近代更多的是在分析外部力量对中国变化的影响。年初，偶然知道了美国学者孔飞力，发现他正好接替费正清的班在哈佛大学研究东亚文化，于是便找来了他写中国历史的代表作《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不出所料果然是一部“大书”。

叫魂案始末

“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这种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从清朝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大运河及长江北上西行，迅速的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脆弱的民众受到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姓名来盗取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会昏厥甚至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整个中国都为应付这种妖术动员了 起来。平民百姓寻找各种方法去抵御这种妖术，官僚穷追妖术的蛛丝马迹抓起有作案嫌疑的“妖人”，身居庙堂的乾隆一方面焦虑的催促凶手，力图弄清叫魂背后的凶险阴谋，不断发出谕旨严查到底，另一方面有教导官员不要屈打成招冤枉好人。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生命和许多乌纱帽之后，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有的只是自扰、造谣、诬陷。沮丧之余，乾隆皇帝下旨“收兵”，停止清缴。

孔飞力的叙述是将其分成了三个版本的故事，三个故事相互连接在一起。这三个故事分别代表着三个群体：平民、官僚、君主。

一、 恐惧的底层平民

故事起源于浙江宁德县，由于县城的桥梁失修，石匠吴东明中标修建。事件极为普通，却被临近的寺庙为了争抢香客造谣说中标失败包工头在另一家寺庙做了法，路过之人皆遭殃。后来演变成将写有名字的纸条打入修桥的石柱中，那个人死后便无法翻身。再后来演变成了剪人发辫、取人衣物、叫人姓名便可控制灵魂。这种闹剧先是在江南传播，人们谈妖色变，无端猜疑，蓄意加害，互相栽赃继而大半个中国都被拖进了这场丑恶的巫术闹剧中。

其实在中国传统社会，妖术迷信和恐惧对于底层大众并不陌生，妖魔鬼怪，地狱伏法也是在其之中。时至今日一些迷信活动也会在普通民众中流传，八十年代末政府还专门出了一个科教片揭秘其中的一些骗术，不过那却成为了不少朋友对恐怖片的部分记忆。

但这种迷信演变成全社会的恐慌却并不常见，尤其是在称为盛世的时代。

二、 谨慎的中层官僚阶级

尽管各级官僚在职位、职能、个人品德都不相同，他们也没有底层群众的对于朝不保夕衣食无忧的恐惧和不安。但是对待底层的恐慌他们却都的做法却是出奇的一致，秉承着自己的守土之责，力图息事宁人，制止谣言，打击相关人士，即使是对于敏感的割发辫这种有颠覆满清意图的大罪也是能不上报就不上报。总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按照常理例行汇报工作内容给朝廷是一种减轻责任的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汇报即证明官员管辖范围内的社会平安无事，也是为了避免君权反复的进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造成大量的内耗。这也就是所谓的：报喜不报忧。纸包不住火，当乾隆知道叫魂案之后整个中国刮起了一场查找“妖人”的风潮，平民入狱官员落马，最终在破绽百出的证人与证词中乾隆不得不叫停。

三、 焦虑的顶层君主

康熙和雍正的精心治理下清朝终于走入了“盛世”，弘历非常自信的视自己为千古一帝，虽然他是一个人，但他却代表着整个满清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极具人格化。六下江南并没有让他觉得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反而会让他产生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的来源确实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的问题-“合法化焦虑”。外来者的对本地的统治，一方面要依仗本地人的管理，但却要又要防止本地人的过度管理。放在清朝就是：“汉化”可以有效管理国家，过度“汉化”会影响满人统治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当乾隆听说江南一带流行“剪发辫”的妖术后最先而来的是讳莫如深，因为汉人不留发辫，满人来了才让汉人剪发辫，在他看来这就是对满清政府“合法性”的威胁。其次，当他得知事件的扩大以及两个多月前事件就已发生，不管政府是否有真“妖术”都要发动全国进行清剿，清的不仅是扰乱社会威胁王朝统治的“妖人”也要清那些欺上瞒下、腐败沉积的汉人官员。当妖案的破绽越来越多的时候，依旧没有动摇乾隆的意志和决心，最终在众多事实之下乾隆接受了军机大臣的谏言，停止了清剿，但他依然相信“妖人”“妖术”依旧存在。

至此我们简要的概括了整个事件，如果仅仅是讲了整个“叫魂案”的背景起因经过结果，那本书也就和普通的历史解读相差无几。之所以说这本书有很多人看了会喜欢会有感悟，其实是它对于事件当中各方势力反应的分析。

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

在看似盛世的背后，其实人口爆炸，经济增长，耕地面积减少导致粮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但这种资源和财富压力并不是平均分配到每个人头上。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受到的压力不同，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差距也是越来越大。富庶的江南地区固然可以维持温饱，但同样会感受到更大的经济压力。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妖术”引起了社会恐慌，同样也揭露了丑陋的社会现实。

一旦官方认真发起妖术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它是恶棍的力量，嫉妒者的补偿，虐待狂的乐趣，受害者的盾牌。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向来稀缺的社会，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突然可得的一项权力。通常权力只存在于幻觉中，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机会，但当国家清除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自由漂浮的权力。这些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如其来的机会，使他们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

官僚制度：有用的“谨慎”

在乾隆期望于清剿“叫魂案”主犯时，最大的障碍便是官僚。官僚依据一些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的自我保护，隐瞒真相，墨守成规。阻碍了清剿行动的进程，但也因此保全了大批证据不足的犯人，而不至于被严打。虽然这不能改变君主对于“叫魂案”的看法，翻案最终是依赖于几位身居高位的大臣告诉乾隆这是一桩错误的案件，但两者都避免产生更多无辜受害者。

几位大臣的建议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于专职权力制衡的宪政。但由于没有可靠权力使皇帝受制于法律，也没有法律可以让皇帝想要惩罚的人受到保护，但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可以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自己就不能把自己看成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们身上。但是有这种胆识的人在行政最高层也是凤毛麟角。自商周的比干开始，历朝历代都多多少少会有几个敢于直言上谏的人——邹忌、触龙、魏征、陈公辅以及海瑞为首的一大批明朝谏臣。他们的刚正不阿是一种精英的自信，爱国的表现。而这种自信最终也是随着帝制的垮台一同沉入了未名湖中。

我们不会哀悼旧的官僚制度，但在这种官僚制度之下“叫魂案”引发的自下而上的狂潮并没有给社会造成深远的伤害。不论是好事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止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定，中国就会在风暴中集聚偏航，统治者可以利用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化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其他与当下社会主流背景不符的人或有其他信仰的人，便会成为这种力量攻击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