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现代文学阅读接受中存在着一些误读现象。这一现象在现代小说接受中表现尤为突出，比如对《子夜》《二月》《出关》《孔乙己》等作品的解读，误读明显。现代小说误读现象的产生，缘于几方面原因：接受者的政治偏见、个人成见、文艺观差异、方法错误及作品自身的复杂性等。正解的方法应当是：尊重文本，总揽全篇，领会主旨，避免主观；知人论世；还原历史语境；避免政治和门户偏见；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和角度。

关键词：文学接受；现代小说；误读；正解

文学接受是文学活动系统中一个重要环节。作品一经发表，其意义通过读者的阅读接受被解读出来。现代文学中的许多作品经由批评家、研究者及普通读者的阅读，其内涵得到很好发掘。这种发掘既有共时性的多维阐释，也有历时性的不断获得新解。比如，八十年代，受新方法论启发，王富仁从文化视角研究鲁迅小说，提出“《呐喊》《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观点，校正了以往从政治革命视角研究的偏差。九十年代，刘禾从性别诗学视角对《生死场》做出全新阐释；《狂人日记》发表百年之际，贾振勇从精神史角度重新阐释《狂人日记》，其观点新颖深刻。但是，文学接受历来有正解也有误读。在现代文学作品的接受中，尤其在小说接受中存在不少的误读现象。本文就此现象展开论析，以期端正认识并探索正确的接受和解读方法。

一、误读现象表现

1.对《子夜》的误读

《子夜》问世后，评论界基本是一边倒的赞誉。革命批评家瞿秋白这样评价《子夜》：“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1] “学衡派”的吴宓也热情赞美《子夜》：“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配置亦殊入妙……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宛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2] 1950至1960年代，《子夜》被视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范本。国际汉学界也给予《子夜》高度评价。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认为：茅盾的创作把中国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子夜》是那个时期创作的高峰。[3]俄罗斯语文学博士索罗金盛赞《子夜》在社会生活描写和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4]日本学者筱田一士说：《子夜》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十大巨著之一。[5]

但，1960年代以后，在《子夜》接受中开始出现另一种声音。美国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子夜》给予否定性评价，他认为《子夜》是失败之作。[6]香港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论及《子夜》，颇为不屑。他说：茅盾才情不足，加之作品过于重视社会意义，致使其文学性十分薄弱。[7]1980年代以来，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中青年学者对《子夜》艺术倾向及文学史地位提出了质疑，也对“主题先行”与“《子夜》范式”进行了思辨与探索，由此引发了反驳与再思考，《子夜》的接受呈现出质疑与认同并存，释解与驳难相生，挑战与悬置同在的多元格局。1989年，蓝棣之发表《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该文认为《子夜》是“主题先行”的产物，而且还认为接受者对于《子夜》的赞誉为过誉之辞，呼吁重新评价《子夜》的文学地位。[8]

《子夜》在文学史的地位毋庸置疑。它是一部名著，得到世界文坛承认。《子夜》深刻表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族工业出路问题，小说结构艺术成就极高，资本家形象塑造得极为成功，它具有重要的社会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虽然它也有不足，但可以说它是一部有缺陷的经典名著。夏志清、司马长风、蓝棣之对《子夜》的评价显然是误读。

2.对《二月》的误读

柔石的《二月》反映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这一作品发表后赢得广泛赞誉。小说的主人公萧涧秋是一个持有人道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来到芙蓉镇想践行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与此同时，他也想以一己之力帮助幼弱者，然而，在黑暗势力的排斥打击下，他的梦想破灭了。于是，他离开芙蓉镇走向革命中心——上海。鲁迅亲自为《二月》作序，并予以热情肯定。鲁迅说，萧涧秋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他是个彷徨苦闷，探索出路的知识分子。鲁迅肯定了《二月》的积极意义。[9]

80年代末，蓝棣之根据精神分析学理论对《二月》进行“文学症候式”分析，其中对《二月》中萧涧秋与采莲的关系进行了深层心理分析。他认为，萧涧秋潜意识中爱着七岁的采莲，采莲在潜意识中也牵挂着萧涧秋。萧涧秋想要逃避这一罪恶的情感，选择离开芙蓉镇。他写道：

有一次，萧去看望文嫂一家，下雨了，采莲想了一下慢慢说：“假如雨下大了，就不要回学校了”，“我和萧伯伯睡在床底这一端，让妈妈和弟弟睡在床底那一端不好吗？”当萧后来不得不坚持要回去时，采莲又问：“陶姐姐也在等你么？”最后，采莲又哭着诉说明天要去上学，而萧马上说：“我等着你”。这就好像是萧说陶岚在等我，我却在等你，并且还“着重在她脸上吻了两吻，吻去了她两眼的泪珠”。从小小采莲的这些话里，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萧的关心和关注非比寻常，而萧的回应，也可谓心有灵犀……值得揣摩的是在萧带着采莲急奔文嫂家的路途上，作家写萧对采莲诉说自己深夜的徘徊，和采莲对萧诉说自己的梦。萧对采莲说，他“半夜以后，还一个人在操场上走来走去”。然而，当采莲问：“做什么呢”时，萧却说：“你是不懂得的”，而作家暗示这是一个“人生底秘密”问题。问题在于，既然采莲不懂，又何必向她诉说？同时，既然采莲还不能懂，可见是超越了她这个年龄段通常能懂的范围，最后既然采莲不懂又要告诉她，说明萧是多么希望她能懂得呵!仿佛是对此作出回应，好像是要证明自己能够懂得什么，采莲向萧诉说了自己的梦。[10]

蓝棣之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和文本细读的方法对《二月》文本做出了细致分析，但这种分析是对小说内容的妄作穿凿，其结论惊世骇俗，难以服人。该文消解了《二月》的社会意义，对作品的细节做了无谓的解析，是严重的误读。

3.对《出关》与《孔乙己》的误读

鲁迅的历史小说《出关》发表后，评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对《出关》的误读有几种情况：有的学者（以苏雪林、向培良为代表）认为该作是鲁迅的自况，作品表现“左联”内部的激烈矛盾，这是恶意歪曲；有的学者依据鲁迅对《出关》的说明，过分阐释作品的积极意义和战斗精神，这是拔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出关》是鲁迅对孔子形象的重塑，扬孔抑老；最后还有学者认为，《出关》有两层结构，显在结构是批判讽喻现实，潜在结构是自况。这些阐释都是主观的，与鲁迅的创作原意不符。

长期以来，学界对《孔乙己》主题的解读也存在误区。人们普遍认为《孔乙己》批判了旧的教育制度，控诉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从表层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是正确的，但深入探究，会发现这是对作品的误读。

《孔乙己》发表于1919年，而科举制度早在1905年已经废除了。既然已经被废除了，打一只死老虎就没有多少意义与价值了。那么，鲁迅创作这一作品究竟要表现什么呢？应该说，鲁迅创作《孔乙己》的主旨是表现对社会底层被侮辱被损害者命运的关注，展示他们悲剧性的精神世界，揭示这种悲剧性精神产生的原因，这样的创作主旨与鲁迅所持有的启蒙文学观有密切关系。受俄罗斯文学影响，鲁迅主张文学“为人生”、为社会服务。他说，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起，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是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11]在俄罗斯作家中，契诃夫的写作对鲁迅影响最大。契诃夫怀着宗教和人道情怀创作了许多反映社会底层小人物命运并揭示他们灵魂深处隐秘和痛苦的小说。鲁迅的创作也是这样，他在谈及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小说中的故事“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2]

《孔乙己》通过对主人公及周围人群的描写，揭示他们的精神悲剧，批判他们的麻木与冷漠，同时表同情于被侮辱被损害者，并希望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所以把《孔乙己》主题解读为控诉科举制度罪恶是狭隘的。

二、误读现象成因分析

1.政治偏见

文学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倾向性。从接受角度讲，政治立场不同的人会对同一作品做出不同阐释。

苏雪林对《出关》的接受显然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前后有很大转变。早年，她非常推崇鲁迅，曾在《国闻周报》上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对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在鲁迅去世后不久，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变，苏雪林的转变是有原因的。1930年代，中国文学界因政治倾向不同划分成壁垒森严的两个阵营，鲁迅成为左翼文学领袖，胡适转向右翼，苏雪林选择了右翼。[13]因政治倾向的不同，她对鲁迅态度由崇敬转为仇视。鲁迅在世时，她没有公开挑战，鲁迅去世后，她口诛笔伐。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一文中，苏雪林写道：“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十余年，根底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颇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亦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城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无疑，这是苏雪林政治立场的明确宣示，她之所以反对鲁迅，意欲消除“党国之大患”，杜绝左派利用鲁迅的偶像影响进行“赤化宣传”。去台湾后，她的反鲁态度进一步升级。她在《我论鲁迅·自序》中坚持认为国民党丢掉大陆与鲁迅影响有绝大关系。[14]

基于苏雪林的政治立场，她对《出关》的解读必然戴着有色眼镜。她认为：《出关》是一篇反映左翼联盟内部矛盾的作品。在《理水》中，鲁迅曾以“文化山”隐喻中国知识界。《出关》中孔子和老子都是“文化山”中人。小说中的孔老之争影射左联内部文化权利之争。孔子很有心机，一心依傍朝廷。他表面谦恭，但为了权力，排挤自己的老师——老子。老子受排挤后，内心苦闷，宣称要走流沙，但实际上他并不愿意真的走，他贪图权力，爱慕虚荣。他想夺回“文化山”的领导权，如此便“北面而坐，东面而朝，生杀予夺，莫我敢抗，成为无上威权者”[15]。苏雪林认为小说中的老子是鲁迅自况，她通过文学批评嘲讽了左翼作家团体。苏雪林对《出关》的误读缘于政治偏见。

2.文艺观差异

百年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中国新文学产生于这样的时代必然充满责任感、使命感。茅盾本着文学“为人生”的宗旨，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时代面貌，关注中国命运，探索民族出路的宏伟作品，《子夜》是其代表作品。《子夜》的出版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茅盾在《〈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中说：

《子夜》出版后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初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为五千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究竟这大批的读者是谁呢？是不是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学生？当时，新文学的读者以他们为最多。陈望道在文化界的交游极广，又是大江书铺的主持者，对于书的销路亦有实感，他说是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的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子夜》描写到她们了…… 此外，听说电影界中人物以及舞女，本来看新文学作品是有选择的，也来看《子夜》。[16]

尧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出现的历史时刻，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这种方法明显地提供了一个决定其审美价值的尺度。”[17]从《子夜》出版之初的读者接受反应足见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但是，对于这样的名著，夏志清认为它在艺术水准上不及《蚀》和《虹》，司马长风也判断这一作品才情不足。夏志清、司马长风对《子夜》的误读，根本原因在于其文艺观。丹尼·卡瓦拉罗说：“文学不只与那些普泛的和永恒的美，或高尚的准则有关，更与产生它的意识形态的环境有着实际的纠缠不清的关系。”[18]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在沪江大学英文系学习期间，夏志清基本不接触中国现代小说。1948年，他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他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先后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大学。夏志清对中国大陆的社会历史及实现生活缺少切实感受，对中国大陆文学有种隔膜，而且他主要接受了西方教育。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形成他完全有别于大陆的文艺观念，他的文化观念和革命文化是对立的。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批评了夏志清对《子夜》的曲解。

司马长风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和文学系，1949年初到香港定居，与友人创办香港友联出版社，主编《祖国周刊》《东西风》《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刊》《儿童乐园》等刊物。他曾任《明报月刊》编辑并执教于香港树仁学院和浸会学院，教授文学和历史。他的文艺观也是西方式的，其特点是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艺观。由于文艺观差异，导致夏志清、司马长风对《子夜》产生误读。

3.个人恩怨

向培良对《出关》的解读带有明显个人意气色彩。向培良原是“狂飙社”重要成员，思想进步，有斗争和探索精神，深受鲁迅赏识。一度时期，他与高长虹都曾是鲁迅家中的座上客，但因一件小事，双方生隙。1926年，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向培良向韦素园主编的《莽原》杂志投稿，被退稿，上海的高长虹要求鲁迅出面主持公道，鲁迅觉得自己不知情没有说话的理由，便没有理睬，这样得罪了高长虹、向培良，他们开始攻击鲁迅。1926年11月7日，高长虹在发表于《狂飙》周刊第五期的《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鲁迅“是精神的堕落”，“世故老人”，从此公开与鲁迅决裂。在同一期上，向培良发表《论〈孤独者〉》为高长虹助阵。向培良在文中认为鲁迅落伍了，是旧时代人物。鲁迅根据向培良的变化，于1931年7月所作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对他无情还击，说他是“叭儿狗”、“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向培良从此背上“叭儿狗”的骂名难以解脱，他对鲁迅的痛恨可以想见。所以，他在模拟鲁迅写的小说《出关》中把老子写成是一个“思想界的权威”，他心胸狭窄，疑心很重，报复心很强，还是一个肺病患者，显然，他在暗指鲁迅《出关》中的老子是鲁迅的自画像，并且也暗示鲁迅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苏雪林对《出关》的恶意曲解，除了政治偏见，也挟私人恩怨。从个人感情上讲，苏雪林是厌恶鲁迅的，这是因为鲁迅所抨击的人有许多是她的朋友，比如杨荫榆、胡适、徐志摩、陈源、孙福熙等，而且，俩人有一次见面，很不愉快。据苏氏自述，1928年7月，在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所设的一个宴席上，“鲁迅对我神情傲慢，我也仅对他点了一下头，并未说一句话。”[19]席间，鲁迅又为微不足道的小事“斥责”孙福熙“卑鄙”“无人格”，更让苏雪林“觉得十分寒心”。[20]鉴于这样的情形，她的批评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就不难理解了。

4.方法不当

80年代中后期，受西方“重写文学史”思潮影响，一些中青年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新要求：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以审美为原则。基于这样的理念，他们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进行重新评价。众声喧哗中，茅盾的文学地位遭受质疑。一些学者对《子夜》的“主题先行”、“一份高级社会文件”等问题进行再分析。1994年，王一川主编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文库”对中国现代作家重排座次，茅盾落选。应该说，在“重写文学史”浪潮中对《子夜》的评价脱离了《子夜》产生的语境，属于方法错误。把革命作家捧得太高是错误的，但低估他们的文学业绩同样是错误的。

蓝棣之对《二月》的心理分析，是一种主观色彩浓重的过度阐释。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研究小说，其主观与随意性不可避免。田建明的论文《祛魅、讽喻与自况》认为，《出关》的结构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层面是对历史人物的祛魅性书写和现实讽喻，隐性层面是作者的自况。该文对《出关》的解读依然是主观性强，逻辑不严密，难以令人信服。

此外，误读现象也与一些学者喜欢标新立异及文本自身的多义复杂性有关。

三、正解方法

解读文学作品应当准确、公正，不可曲解和过度阐释。准确、公正解读作品的途径和方法有如下几点。

1.准确解读文本

在文学活动的三个环节（作家-作品-读者）中，作品（文本）是中心。文学接受，文本是前提和基础。关于如何正确解读作品，孟子曾提出“以意逆志说”。《孟子·万章上》中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21]孟子认为，解释诗歌不应拘泥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可以因为拘泥于词句而误解本意，应当根据文辞之意，加上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去推断作品的主旨，这样才可以正确理解作品。研究文本，即使对文本空白的处理也不可主观、随意，以避免望文生义、妄加揣测、言不及义、隔靴搔痒、褒贬无度。事实上，一部作品，如同一棵大树，有主干，有枝叶，阅读时要做到总揽全篇，领会主旨。20世纪西方文论中，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都十分重视和强调文本阅读。“新批评”派提出了“文本细读”的批评原则，虽然这一理论原本是针对诗歌阅读的，但是这一方法也适用于其他文体作品的阅读批评[22]。

恩格斯在研究拉萨尔的悲剧《济金根》时，为准确理解该作的精神，反复读了四遍。他说：“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所以我把《济金根》往后放了一放……在读第三遍、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23]只有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才可以准确把握作品的内涵。中国古人讲读书百遍，其义自现。总之，在文本解读中应当总揽全局，顾及全篇，不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

2.尊重作者原意

结构主义理论认为，作品一经发表便拥有独立、自足的生命，从而构成一个主体，与作家无关。法国著名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否定作者的权威，他说：“作者已经死去。”他认为在文本中，真正说话的是语言而不是作者。英美“新批评”理论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意义存在于文本之中，“诗既不是批评家自己的，也并非作者的（诗一诞生，它就和作者分离了，它走向世界，作者对它再也不能意图或施加控制了）。”[24]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则进一步认为：任何由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都是无中心的系统。文学作品的意义总是超出文本范围而不断地解构自己，而且有一种提供多重涵义的可能性。[25]这些理论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比较片面。

关于这一问题，孟子曾提出“知人论世”说。他认为解读作品必须了解作者本人思想。他在《孟子·万章下》中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6]他强调，文本与作家本人的生活以及时代背景关系密切，因此，必须清楚了解作家的生活和思想及写作背景，才能准确理解文本内涵。

确实如此。文本是作者的精神产品，文本中凝结着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思考，渗透了作者的情感体验，是作者思想感情的结晶。虽然文本一经问世便有了自主性、独立性，但是作者赋予它的内涵风格还是有一定规定性、客观性。文本接受虽然有流动性、开放性特点，但是不承认文本的稳定性、相对封闭性（静止）的特点显然是错误的，对文本漫无边际的主观阐释必然是离谱的。文本解读应当尊重作者原意，随意阐释和曲解显然不符合学理要求。

3.还原历史语境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文学作品反映着作家的思想人格以及个性气质，而作家的思想个性与他生活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有密切关系。正确解读作品必须考察作品产生的时代因素和社会背景，也就是必须联系作品产生的历史语境。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27]这一观点无疑是对孟子“知人论世”说的进一步阐发，它强调了“论世”的重要性。1930年，鲁迅严厉批评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超阶级”、“超时代”的错误观点。他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28]鲁迅强调了作家和他的创作无法脱离社会环境与历史语境。

总之，文学是一定社会条件的产物，文学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所以，解读文学作品，一定要结合它产生的历史语境。

4.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在态度和方法问题方面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避免政治偏见。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作品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渗透着作家的政治倾向性，同样，接受者也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作为研究不可因政治立场而对作品进行歪曲解读。因政治立场曲解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超出文学活动范围。其次，不因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拔高或贬低作家作品。每个人会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各自不同的生活圈子，文学活动不应受此影响。科学的态度应当是坚持学理原则，敢讲真话，对作家作品做出公正评判。再次，要有正确研究方法途径。有些理论片面深刻，华而不实，运用时要谨慎，不可被误导。

综上所述，在现代文学接受中存在不少误读现象，导致这些现象产生，既有主观也有客观的原因。正确解读作品应当秉持科学、客观的态度，运用适当的方法，尽可能避免随意地拔高或贬低。鲁迅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轻易近乎说梦的。[29]这是鲁迅先生的经验之谈，文学接受者应该深刻领会其中的深意。

注释：

[1]瞿秋白：《〈子夜〉和国货年》，《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38页。

[2]云（吴宓）：《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4月10日。

[3][捷克]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135页。

[4][俄]索罗金：《真理报》，1981年4月8日。

[5][日]是永骏：《茅盾小说文体与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7]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48页。

[8]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9]鲁迅：《〈二月〉小引》，《柔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10]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11]鲁迅：《南腔北调集·前记》，《鲁迅全集》（五），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30页。

[12]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五），第106页。

[13]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14]苏雪林：《我论鲁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

[15]苏雪林：《我论鲁迅》，第75页。

[16]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

[17][德]尧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1页。

[18][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19]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20]苏雪林：《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感的原因——鲁迅逝世卅周年纪念》∥陈漱渝：《鲁迅论争集》（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4页。

[21]孟子：《孟子》，牧语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7页。

[22]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9 页。

[23][德]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557页。

[24][英]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葛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25]马国新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97页。

[26]孟子：《孟子》，牧语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9页。

[27]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8页。

[28]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五），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33页。

[29]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六），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