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由“关广梅现象”引起的大讨论，实质是改革姓“社”还是姓“资”之争。由《经济日报》率先报道并发起的这场讨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回顾这一段历史，依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期《旧报新读》请当年参与采访报道的经济日报记者庞廷福撰文，回忆当年那激情燃烧的一幕。                                                          

  ——编者

    ■庞廷福

    1987年4月中旬，从本溪传来消息说，搞租赁改革的关广梅，被视为本溪市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摆放在市内展窗里的她的大照片被人打上了“X”。我当时是经济日报社驻辽宁的记者，闻讯后急忙从沈阳奔赴本溪。

    “关广梅现象”缘起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关广梅在1971年参加商业工作，当过营业员、门市部主任、业务副经理、经理。1984年改革以来，其先后租赁了8家副食商店，其中包括全市最大的副食品商店——东明商场，组建成东明商业集团，并创造出租赁、承包、股份合作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经营形式，人们称之为新租赁制。关广梅对租赁的商店进行了体制改革，如对各店的经理实行“委托经营责任制”，其收入取决于经营业绩；对职工实行“百元销售工资率”的分配办法，打破了“大锅饭”；实行经理兼党支部书记领导体制，精减了脱产人员，等等。

    关广梅经营的商场经济效益迅速提高，职工收入成倍增长。事实证明，关广梅的改革是成功的，“关广梅现象”是鼓舞人心的。但是，“关广梅现象”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注定要引发认识上的分歧。自1986年底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以来，关广梅的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改革举措变成了一系列搞自由化的“罪状”。如，针对她的收入高于职工，说她是“没有资本的资本家，搞剥削”；针对她实行经理委托负责制，说她是“坐收渔利的二把头”；针对她组建租赁集团，说她“学资本主义搞垄断”等等。

    进入1987年，对关广梅的“批判”愈演愈烈，公开说她是“本溪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在市老干部局召开的会议上，有人向市委领导质问道：“关广梅是优秀共产党员，为什么还去搞租赁？为什么去挣钱？”3月份，在评选省劳模和党的十三大代表时，一些人对来考核的省有关部门的同志说：“关广梅带头搞自由化，搞的还那么厉害，有什么资格当劳模、当党代会代表？”

    采访在思考与辩论中进行

    夜里，在宾馆房间梳理调查来的情况，我思绪如潮，翻腾不息，从微观入手的调查和从宏观着眼的分析研究，使我比此前更加清楚明确地认定，这是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刚露头的事关大局的事态，提出人们都十分关心却不知怎么提或不敢提的问题，说出人们想说却又不知如何说或不敢说的话，不仅是党报记者的职责，也是新闻价值和新闻魅力所在。

    我返回记者站，以《关广梅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吗？》为题，写成了内参，在讲述了关广梅租赁改革的情况和遭遇后，我写道：“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严格划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改革的界限，但在基层，人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模糊认识，有的人还在搞‘左’的东西。这些问题，若不及时予以解决和澄清，将阻碍企业改革的深化。”

    4月18日，经济日报《情况反映》增刊第31期发表了这份内参。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总编辑范敬宜同志亲自打来电话。在汇报了具体情况后，我说，对关广梅租赁改革不仅在本溪市有很大争议，而且在省里有关领导部门和新闻界同行内的看法也不一样。之所以出现很大分歧，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是对改革的认识，二是对关广梅本人的认识，即关广梅的租赁改革和她本人的思想修养都有不完善之处。但，我认为后者是“现象”，前者才是“本质”。

    我之所以郑重建议高度关注这一事态，并非要单纯宣扬关广梅的改革业绩，把关广梅当作了不得的先进典型来树立，而是要通过对她租赁改革的争议提出这样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搞改革是不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企业改革里搞反自由化斗争对不对？如果动辄就问姓“社”还是姓“资”，那中国改革还能不能搞？在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后，中国的改革还要不要搞下去？这些问题，是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至于对关广梅本人，不能求全责备。改革，要在改革中完善；改革者，也要在改革中完善自己。最重要的是，改革者本人的缺点，决不能成为否定改革的理由。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这样的背景下，如此鲜明地提出这样严肃的“难点”问题，是需要政治勇气的，对此范敬宜同志态度鲜明：只要角度妥当，没有不可触及的问题。

    很快，财贸部的杨洁、谢镇江同志从京来沈。我们三人组成报道组即刻赶赴本溪。在那里，我们整整蹲了7天。其中，花了5天时间进行采访，可以说是广泛、深入、细致。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场大型座谈会。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持两种不同观点的人是“背靠背”谈的，没有面对面直接交锋，似乎缺点什么，觉得不过瘾。既然要在报上开展大讨论，为何不在本溪先“讨论”一把？于是，一场30多人的座谈会举行了。与其说是座谈会，倒不如说是大辩论会。开头，倒也“和风细雨”，可开着开着，就变成“暴风骤雨”了。我们的全部采访就这样在唇枪舌剑、气氛紧张的“本溪讨论”中结束了。

    那天，一回宾馆，三人都很兴奋，很快拟定了报道计划：一、以关广梅建议在报纸上开展讨论的《给编辑部的信》作为开始；二、写一篇讲述关广梅租赁改革情况及其遭遇的问题的报道；三、将在大型讨论会中的两种不同观点整理成《对话》。

    一石击破水中天

    1987年6月13日，《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出报道《关广梅现象》。一石击破水中天，由此引发了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这组深度报道由《关广梅现象》《“关广梅现象”大对话》《论关广梅现象》等九篇报道和评论组成，以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请信》为开端，历时45天，震动全国上下，引起全世界强烈关注。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跑到经济日报社问：毛泽东号召学雷锋，谁是“关广梅现象”大讨论的后台？

    “关广梅现象”大讨论前后共收到读者来稿来信一万多件。而关广梅本人不仅照常出席了党的十三大，还成了会上的“风云人物”。在有数百名中外记者参加的招待会上，关广梅侃侃而谈，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有的外国通讯社甚至报道称十三大刮起了“关广梅旋风”，美国《时代周刊》还把关广梅作为封面人物进行介绍。最值得高兴的是，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等于承认了租赁制的合法地位。实践证明，“关广梅现象”大讨论站住了脚。

    “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被评为1987年度全国好新闻惟一的特等奖。《关广梅现象》这篇报道在2013年被收入《中国百年新闻经典通讯卷》中。

    范敬宜的《一点补充》

    三十多年过去了，一个“插曲”依然难忘。由于采访中遇到始料不及的两种意见的激烈争论，前方记者压力很大。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给采访组写了一封表明态度的信，大意是：编委会决定开展关广梅问题的讨论，不是仅仅想弄清楚关广梅这个人究竟能不能当十三大代表，主要是想通过这个讨论，帮助广大群众认清我们目前进行的改革的性质，即究竟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更加坚定对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如果将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报道搞错了，一切由我负责，与记者无关。这封带有“军令状”性质的信，对前方记者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体现了范敬宜同志作为报人的责任与担当。

    《经济日报》关于“关广梅现象”的报道，之所以能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甚至引起国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范敬宜同志在《一点补充》一文中认为，主要是由于这样几方面的原因：

    一、它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1987年春天，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一段重要时期。一方面，改革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引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关注；另一方面，党的十三大尚未召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还没有提出，社会上对于当前的改革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非常激烈，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媒体对关系改革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解惑释疑。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下，《经济日报》推出的“关广梅现象”大讨论，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二、它是当时媒体新闻改革浪潮下的产物。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新闻宣传的呼声越来越高。新闻界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改革的宣传呼唤宣传的改革”这样一个命题。广大读者也强烈要求新闻媒体能够及时、深刻地回答时代提出的各种新问题。作为当时国内最权威的经济类报纸，《经济日报》自然而然地要承担起改进自身报道，为经济领域的改革鼓与呼的责任。

    三、它也是《经济日报》自身改革与发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