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滑动阅览 《浙江书法史》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先秦及秦汉时期

第一节 先秦及秦代

一、浙江史前出土文物中的刻画符号

二、青铜文化与鸟虫书

三、秦小篆与文字的统一

第二节 两汉时期

一、浙江现存汉代刻石

二、浙江其他体裁刻写文字遗存

第二章 三国两晋南朝时期

第一节 三国时期

第二节 两晋南朝时期

一、王羲之

二、王献之

三、两晋、南朝时期其他擅长书法的浙江书家

四、两晋浙江砖文

五、宋齐梁陈时期的浙江书家

六、两晋及南朝时期的浙江书论

第三章 隋唐时期

第一节 隋至初唐

一、智永对“二王”书风的承续

二、“二王”书风的发展

第二节 盛中唐时期

一、“二王”书风的延伸

二、外籍书家在浙江的书迹

第三节 晚唐时期

第四节 隋唐时期与宗教有关的浙江书法

一、与佛教有关的浙江书法

二、与道教有关的浙江书法

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书法理论

第六节 浙江在唐代书法域外传播中的作用

第四章 五代两宋时期

第一节 五代及北宋前期

一、吴越钱氏贵族书法世家

二、五代及北宋时期浙江的主要文人书家

三、五代及北宋时期浙江的僧侣书法群体

第二节 北宋中后期

一、外籍名家与浙江的渊源

二、北宋中后期的浙籍书家

三、僧侣书法

第三节 南宋时期

一、对晋唐书风的继承

二、南宋浙江文人对篆隶古文的关注

三、其他有影响的书家

四、陆游、张即之、赵孟坚

五、南宋浙江理学家的书法实践及书学观

六、其他善书者

第四节 五代两宋时期浙江的写经、刻帖、石刻和鉴藏状况

一、写经

二、刻帖

三、石刻

四、鉴藏

第五节 五代两宋时期浙江书法工具材料的发展

第六节 南宋时期的浙江书学

一、赵构与《翰墨志》

二、姜夔的书学著作

三、陈思的书学著作

四、桑世昌《兰亭考》与俞松《兰亭续考》

五、沈作喆与赵孟坚的书论

第五章 元代

第一节 元初杭州的书法圈

一、南宋遗民书家

二、其他著名人物

三、雅集活动

第二节 赵孟𫖯的艺术成就及其历史作用

第三节 鲜于枢、邓文原与康里巎巎

一、鲜于枢

二、邓文原

三、康里巎巎

第四节 吴镇、张雨、柯九思与杨维桢

一、吴镇

二、张雨

三、柯九思

四、杨维桢

第五节 其他主要书家

一、赵氏一门书法

二、受赵孟𫖯影响的名家

第六节 元代浙江书家的章草、篆隶实践

一、章草

二、篆隶

第七节 元代浙江书法的域外传播

一、赵孟𫖯书法对高丽的影响

二、对日本书法的影响

第八节 元代浙江的书论

第九节 元代浙江所产的文房四宝

第六章 明代

第一节 明初书法的传承

一、赵孟𫖯书风的影响

第二节 台阁体与台阁体书法

一、宋璲与姜立纲

二、其他台阁体书家

第三节 明代中期浙江主要书家

一、姚绶

二、王守仁

三、丰坊

四、其他重要书家

五、一般书家

第四节 明代后期

一、徐渭

二、倪元璐

三、陈洪绶

四、其他重要书家

第五节 明代浙江书学

第六节 明代浙江的刻帖及书画著录

一、明代浙江的刻帖

二、书画著录及碑帖考证

第七章 清代

第一节 两浙遗民与清初书法

第二节 康乾二帝的喜好与董赵书风的盛行

一、康熙帝与董氏书风的流行

二、乾隆帝与赵氏书风的流行

第三节 浙江书家在扬州的活动

第四节 金石学家们的书法实践

第五节 清代后期的悲怆乱世与碑帖新声

第六节 清代浙江书学

第七节 清代浙江的刻帖

第八节 清代浙江书法的域外影响

第八章 近现代(1911年以后)

第一节 文化遗老的书法成就

第二节 新出土书迹的研究与利用

第三节 碑帖融合的新探索

第四节 画家的书法

第五节 印学家的书法

第六节 新文化运动与浙江学人书家

第七节 书法篆刻社团与期刊

第八节 近代以来浙江的书学

第九节 近代浙江书法的域外影响

附录:浙江书法大事年表

后记

《浙江书法史》绪论

夏朝大禹以“九州”分天下，浙江时属扬州。商至西周时期，大致仍沿用此种划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钱塘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吴国，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和北岸的部分地区属于越国。秦朝实行郡县制，设置会稽郡，其辖境相当于现在江苏省长江以南，浙江省仙霞岭、牛头山、天台山以北，安徽省水阳江流域以东和新安江、率水流域。西汉时，浙江分属于丹阳郡和会稽郡。东汉永建四年(129)，以钱塘江为界，会稽郡一分为二，东为会稽郡，西为吴郡。三国吴时，会稽郡一分为四——会稽、东阳、临海、建安，后又分临海为临海、永嘉二郡。隋唐时，实行州(郡)、县二级政区制，现今浙江省区域范围分属于苏州、杭州、湖州、睦州、越州、婺州、衢州、处州、温州、台州和明州等11州。唐代后期确立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划，现今的浙江地域分属浙江西道和浙江东道。两宋以路、府(州)、县为地方行政区划，浙江在北宋时大部分属于两浙路，在南宋时分属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元代立两浙大都督府于杭州，至元二十一年(1284)改名为江浙行省，而现今的浙江仅属于江浙行省的一小部分。明代将行省改称承宣布政使司，浙江布政司作为全国13个布政司之一，统辖11府，逐渐形成了在大一统王朝治下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行政区域从此开始稳定少变，历经清、民国一直延续至今。

一

历史上的浙江，在文艺、学术、科技、军事各领域，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殷商时期，浙江出现印纹陶文化，这是老百姓因地制宜的一种创造。春秋战国时期，以会稽为都城的越国，在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带领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举而灭吴，与诸侯会于徐州，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当时，浙江冶炼业和制陶业已相当发达，青铜文化达到了鼎盛，也让浙江摘下“僻陋在夷”的帽子，塑造了硬气而坚韧的性格。

秦汉时期，吴越文化逐渐成熟，《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地方史书的完成是一大标志。东汉王充的《论衡》，则是“浙学”的鼻祖。而上虞嵇康则是汉末曹魏时期最著名的玄学思想家之一，在当时和后世均有着较大的影响。

越王勾践剑铭

东晋时期，士大夫为避战乱而南迁。崇尚生命自由气质的“魏晋风度”也随着他们一起，在浙江的沃土上生根发芽，出现了像王羲之、谢灵运这样古今莫二的人物。浙江文化也因此被注入了士族精神与书生气质，孕育了灵气而又浪漫的情怀。

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

唐代国力昌盛，政治开明，文化繁荣，以骆宾王、贺知章、孟郊为代表的浙江诗人，写下了众多名篇，脍炙人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避地衣冠尽向南”，江南经济持续发展。到了两宋时期，浙江逐渐成为最繁华富庶的地区之一，文学艺术绽放出勃勃生机，出现了“庆历五先生”与“永嘉九先生”。宋室南渡后，浙江出现了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及“甬上四先生”与“金华四先生”，形成了全国罕见的学术中兴局面。同时，也吸引了大批青年才俊汇聚于此，浙江的文化由此时进入鼎盛时期，呈现出雅正而又丰富的面貌。

贺知章《孝经》

元代蒙古族统治阶级采取对汉人歧视和压迫的政策，迫使浙江的士大夫以传承为己任，在赵孟𫖯的带领下，高举复古大旗，全面守护了传统的正脉，创造了辉煌的局面。明初，“一代宗师”刘基、“开国文臣”宋濂、“明之学祖”方孝孺，以及和宋濂一起总纂《元史》的王祎，四人以事功或气节名扬四海。而中后期兴起的“阳明心学”，则远承陆九渊的“心本论”，近接朱熹的理学，以“致良知”来调和“知行合一”，把朱、陆的“立志”与“格物”浑融为一。思想上的高度，带动了书画印领域的深入，尤其是在实践变革、张扬个性以及鉴藏审美等方面。

王冕《题墨梅图》

清廷建立后，浙江学者开始对明亡进行反思，以实学为主导，“经世致用”成为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主张学术研究要切于“人事”，反对空谈义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贵专家之学，重史学，不守门户之见，影响巨大。之后的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大家，与浙派诗人朱彝尊、厉鹗、杭世骏、丁敬、钱载等，交互辉映，把经学、史学、金石学、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近现代浙江文化在继承发扬传统的同时，求变革、探真理成为主旋律。从1840年到1949年的百余年中，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学问家，如龚自珍、孙诒让、王国维、章炳麟、蔡元培、鲁迅、陈望道、郑振铎等，他们学识渊博，学术造诣深厚，并致力于兴学育人，启迪民智。加上有“东方剑桥”之称的浙江大学，和专门培养艺术人才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国美术学院)等在杭州创建，使得浙江文化始终保持着敢于创新、勇立潮头、脚踏实地、借古开今的发展态势，成为东方文化中最为璀璨的明珠。

二

文字从实用走向审美，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现象。浙江虽距离中原地区较远，但先民们追求文字精美的愿望是一样的。先秦时期，吴越文化神秘浪漫，在文字使用上，极尽美化装饰之能事。当时的鸟虫书工细华丽、恣肆诡谲，在战国文字体系中独树一帜，或施之于青铜，或契刻于玉石，体现了吴越先民们独特的审美意识。

目前，学术界对鸟虫书起源有不同看法，但对鸟虫书流行于江淮一带的观点基本一致。据容庚1964年《鸟虫书》一文对传世40件鸟虫书器铭所作的研究，鸟虫书主要分布于“越、吴、蔡、曾、宋、齐、徐”。最新的考古统计，仅属于越国器者，已多达70余件。可见，浙江(越、吴)是鸟虫书的发达地区。越、吴国是在楚文化的影响中发展，故而其鸟虫书风格接近楚金文，此为大宗。其文字构形修长，刻意装饰，鸟飞虫蠕，婀娜多姿，其所蕴含的古美华丽，逐渐成为早期浙江书法的一个地域性特征:灵与巧。

岣嵝碑

秦代虽然国祚不长，仅15年，但在书法史上，却是关键时期。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记载:“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于是，书同文，消灭了其他六国文字，并大踏步推进文字隶变，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可惜，秦代书迹在浙江少有遗存，史籍所载著名者如《会稽刻石》等，原石已不存，后人仅赖翻刻本去想见秦小篆的风貌。两汉时期。浙江虽然不是汉碑的集中区域，史籍中也无有明确记载的著名书家出现，但这一时期浙江书法并不逊色。浙江境内至今仍保存有几块重要的刻石，如被誉为“浙江第一石”的《汉三老碑》、新昌《大吉山买地券》等。其他出土的刻写文字，如铜镜铭文、砖铭、印章文字等也有不少，字体或隶或篆，各具异彩。

大吉山买地券

东晋时期是浙江书法史上的高峰时期，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辉煌时期。“书圣”王羲之祖籍虽不在浙，但自随晋室南迁后，一直生活在浙江，因此与浙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唐太宗语)，无与伦比，为百代宗师。一篇《兰亭序》，字字珠玑，被推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献之能承家学，不守旧，开创新体，风神骏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其父并称“二王”，是书法史上一个神话般的符号。

王羲之《兰亭序》

早在西汉时期已经发明了造纸术。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发明用更廉价的原材料来造纸，“蔡侯纸”因此诞生。西晋时用纸更普遍，如左思《三都赋》出，“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传》)会稽也是东晋时最为重要的纸张产地之一。嵊州曹娥江上游的剡溪一带盛产藤本植物，当时人们以野生藤皮造纸，历史上名噪一时的“剡藤纸”即源于此。其他著名的书法用纸还有吴兴由拳纸、富阳竹纸、会稽竖纹竹纸等。纸张的普及，无疑是书法发展的重要基础。

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禅让皇位给杨坚，开启了大一统的隋代，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300年的分裂局面。书法也因此而南北汇流，渐成醇正典雅之则。王羲之七世孙智永退笔成冢，写就《千字文》八百本，散于江东诸寺，对王氏书风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兄智楷亦以书法擅名江南，兄弟二人可谓克绍箕裘，不辱家声。

唐初，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风的推崇，书法艺术得到迅速发展。而籍系浙江的虞世南和褚遂良，前者继智永禅师衣钵，得二王正脉，后者辅佐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书法清朗秀劲，开时代新风，为一代广大教化主。孙过庭一卷《书谱序》，不仅标志着唐代书法理论的高度成熟，也是唐代传承王羲之书风正脉的典范。盛唐时期的会稽徐氏家族对当时的书风影响也很巨大，尤其是徐浩，地位显赫，书艺超群，是肥厚书风的奠基者，中唐之后的墓志书风多从徐出。其他浙籍书家如贺知章、高闲等，也是身手不凡。晚唐时期的邬彤、胡季良、奚虚己等，都有作品传世，颇为珍贵。其他如李邕、李阳冰、颜真卿等，都曾在浙任官，留下了许多名作，如《有道先生叶国重神道碑》《城隍庙碑》《放生池碑》等，大大丰富了浙江书法的面貌。他们的到来，无意之间推动了江南士人文化的新风尚。亚栖《论书》中称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李邕、颜真卿“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这几乎是对隋唐浙江书法的概括之词。

孙过庭《书谱》（局部）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民生安定，文化发达，而钱氏一族皆好书法，尤以钱镠、钱元瓘以及钱惟治等人为代表。他们推动书法发展，在浙江营造了很好的氛围。宋代推行文治，实行了诸多复兴文化的政策。浙江先后出现的林逋、杜衍及时称“沈氏三先生”的沈括、沈遘、沈辽，唐氏家族的唐询、唐诏、唐坰等人，皆以善书闻名遐迩。淳化三年(992)，朝廷刊刻《淳化阁帖》，再次确立王羲之书法的典范地位，这对引领之后的书风发展，影响至深至远。

淳化阁帖（明肃府本）法帖第八王羲之书三

北宋治平二年(1065)，蔡襄知杭州，时间虽然不长，但留下的《茶录》《山堂诗帖》等作品，皆为人书俱老之作。苏轼两度到杭州做官，前为通判，后为太守。他赞美“余杭自是山水窟”，“故乡无此好湖山”，不仅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也留下了珍贵的墨迹，如《次韵辨才诗帖》《游虎跑泉诗帖》等。元祐八年(1093)，黄庭坚为黄廉(字夷仲)撰写的《叔父给事行状》、为黄育(字和叔)撰写的《和叔墓碣》，都提到其祖上是从金华浦江迁徙至江西分宁双井。1988年出土的《宋故徐纯中墓志铭》，款署“金华黄庭坚撰并书”，可证黄庭坚与浙江的关系。宁波天一阁藏有黄庭坚绢本草书《刘禹锡竹枝词卷》，沙孟海跋中称“九百年剧迹，墨气绢色，奕奕动人，几度展玩，铭心弗谖”。米芾于元丰六年(1083)任杭州观察推官，任上书有《龙井山方圆庵记》《郡官帖》《雨寒帖》等。此外，书于元祐三年(1088)的《苕溪帖》与《蜀素帖》，堪称盛年力作。

蔡襄 《山堂诗帖》

宋室南渡后，以杭州为都，浙江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宋高宗赵构醉心书艺，亲书《石经》，撰写《翰墨志》。风气所及，将相与士大夫在政务之余，寄情翰墨，推崇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书风，形成了浓郁的学书氛围。南宋刻帖盛行，官刻、私摹的丛帖、单刻帖数量众多。南宋浙江名僧辈出.其墨迹或为尺牍，或为偈语，多与禅宗有关，为人所重，对日本禅宗书法影响巨大。

赵构 《赐岳飞批札卷》（局部）左右滑动查看

有元一代，有影响的书家绝大多数与浙江有关。并称“元四大家”的鲜于枢、赵孟𫖯、邓文原、康里巎巎四人，赵、邓两人生于浙江，鲜于枢主要在浙江活动，而康里巎巎也曾在浙江任职。尤其是赵孟𫖯，官居一品，荣际五朝，诗书画印，精妙绝伦。他一生高举复古大旗，形成了一个队伍庞大的追摹赵氏书风的书家群，开创一代风气，使得处于异族统治的元代，却在书法上呈现出了一派中正典雅的晋唐古风，并对后世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宗霍称:“元赵子昂以书法称雄一世，落笔如风雨，一日能书一万字。名既振，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他如张雨、杨维桢、柯九思、吴镇等，都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赵孟𫖯 《与鲜于枢尺牍》（局部）

复古潮流的兴起，还促进了篆隶和章草等书体在元代的复苏。从赵孟𫖯、吾衍到吴叡、泰不华、俞和等，都精善篆隶与章草书。尤其章草一体，自魏晋后衰落，至元而重振，其中赵孟𫖯、邓文原、俞和、杨维桢等人功劳巨大。杨维桢还创造性地将章草与楷、行、草各体糅合，形成新的风格，给后人探索书法以重要的启迪。

邓文原《临急就章》（局部）

明代手工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浙江文化与艺术的繁荣。宋濂、刘基作为开国重臣，以其政治地位及其威望，成为明初书法传承的中心人物，朝野上下，竞相效法。二人书均尚赵体，因而明初书坛取法赵体的文人很多，几乎是元代书风的自然延续而无易代之痕，体现了赵孟𫖯书风对后世浙江文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

宋濂 《烟江叠嶂图跋》（局部）

明代中后期书法在守成与求变中交织前行。既有黄淮这样“以书入仕”的人物，也有王守仁这样冲破“台阁体”的心学大家，但始终未脱离传统与法度。明代中期，文坛先后出现了“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与之相呼应，书坛向正统回归，提出“书宗钟王”。万历年间之后，浙江书坛掀起了一股追求个性与情趣的浪漫主义风潮，尤以徐渭、倪元璐、陈洪绶等为代表。他们的行草书作品一反圆润妍美的书风，直抒性情，古拙奇崛，傲岸不驯，极富艺术感染力，给书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徐渭 《女芙馆十咏卷》

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浙江书法的底蕴至清代已是极其厚重了。浙江是清代学术的中心地域，非常繁荣。学术与书法，互为表里，集学者与书家于一身的浙籍文人层出不穷。他们在事业之余，雅好金石书画，访碑论书，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墨迹，为后人所取法与传承。清初以曹溶、陈奕禧与朱彝尊为代表，乾嘉时期则有金农、丁敬、黄易、张燕昌等人，后期浙江金石形成大军之势，著名人物有陈鸿寿、张廷济、赵之琛、达受、李遇孙、龚自珍、吴云、俞樾、赵之谦、魏锡曾等，他们都是当时金石界的重要人物。加之阮元三次来浙任职，奖掖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赵魏、孙星衍、江藩、秦恩复、何元锡、张廷济、朱为弼、翁树培等人，并修纂《畴人传》《两浙輶轩录》《皇清碑版录》《两浙金石志》等。嘉庆二年(1797)，阮元任浙江学政时，选拔浙江学者集中于孤山，编纂《经籍纂诂》。嘉庆六年(1801)，在原址创建诂经精舍，以穷经致用、实事求是为宗旨，请来王昶、孙星衍为主讲，陈鸿寿、张鉴均等讲授经义。“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述。东南人才，称极盛矣。”(李元度《阮文达公事略》)之后，还延请俞樾、黄体芳、谭献、汪鸣銮来主讲，培养出了像朱一新、章炳麟等一批在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都是清代后期浙江书坛的代表性人物，以经学为底，倾心于古，有着独特的人文气息。

金农 《外不枯中颇坚轴》

此外，“西泠八家”(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创印学重镇于西泠，雄跨前后一百多年，影响所及，不仅仅止于印学。八家结交之人，或诗人，如杭世骏、厉鹗、全祖望等，或画家，如金农、罗聘、戴熙等，或金石家，如翁方纲、阮元、达受等，或藏书家，如卢文弨、汪启淑、鲍廷博等，皆是一时杰出之士，形成了“浙派诗”“浙派词”等文化现象，不可不谓之兴盛矣。1904年，丁仁、王提、吴隐、叶舟在杭州孤山创办西泠印社，聚集了一大批金石学家与书画家，直接西泠前贤之遗绪，研究印学，保护金石，使浙江成为全国印学的研究中心，带动了浙江甚至是全国的书法教育、交流、研究、鉴藏的发展与兴旺。清代后期战乱不断，浙江书法仍斯文不坠，实有赖于此。

陈鸿寿 《行书七言诗轴》

清末民国时期的考古发现对民国书法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殷墟甲骨文、敦煌及西域各地汉晋简牍、敦煌六朝及唐人写本的相继出土，提供了全新的书法素材，拓宽了书法的取法范围，并对书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浙江学者和书家对这些考古成果进行整理、研究并将其引入书法实践和书学研究中，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罗振玉、王国维之于甲骨研究，沈曾植之于简牍、写经，吴昌硕之于石鼓，赵时㭎之于“二赵”小篆，黄宾虹之于鼎铭文，李叔同之于北碑，马一浮之于《圣教》，沈尹默、朱家济之于二王，潘天寿之于卜文，沙孟海之于大字榜书，陆维钊之于蜾扁体，王蘧常之于章草，钱君匋之于汉简等，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标杆，可谓各擅其胜，各领风骚。

吴昌硕 《节临石鼓文》

三

事实表明、任何艺术家的创作，都离不开两个关键要素:一是历史传承，二是地域文化。

孙过庭《书谱》中说:“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所谓“学”者，实际上就是历史传承，且中国文化素来主张“传”与“统”的血脉关系。韩愈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阐扬的是道统的“传承”。欧阳修在韩愈基础上提出“正统论”、并批判了“昧者之论”与“自私之论”。书法也是如此，需要代代传承。且强调“传”的是“正统”，而不是瞎传乱来的“昧者之论”与任意是非的“自私之论”。

明代解缙《春雨杂述·书学传授》中有一大段关于笔法传授的文字云:

卫夫人传晋右将军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书学，先于其父枕中窥见秘奥……右军传子若孙，及郄超、谢朏等，而大令献之独擅厥美。大令传甥羊欣，羊欣传王僧虔，僧虔传萧子云、阮研、孔琳之。子云传隋永欣师智永，智永传唐虞永兴世南伯施，伯施传欧阳率更信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传薛少保稷嗣通，是为“贞观四家”。而孙虔礼过庭独以草法为世所赏。少保传李北海邕，与贺监知章同鸣开元之间。率更传陆长史柬之，柬之传犹子彦远，彦远传张长史旭。旭传颜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会稽浩。真卿传柳公权京兆、零陵僧怀素藏真、邬彤、韦玩、崔邈、张从申，以至杨凝式。凝式传于南唐韩熙载、徐铉兄弟。宋兴，李西台建中、周膳部越，皆知名家，苏舜钦、薛绍彭继之。以逮南渡，小米传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庭筠以南宫之甥，擅名于金，传子澹游，至张天锡。元初鲜于枢伯机得之。独吴兴赵文敏公孟𫖯始事张即之，得南宫之传。而天资英迈，积学功深，尽掩前人，超入魏、晋，当时翕然师之。

解缙这段话虽不是专门为浙江书法史而梳理的，但从上述记载中，就可以看出浙江书法自东晋以后清晰的历史传承脉络，一直到元赵孟𫖯的出现，几乎没有中断。而且，各个时代都有集大成者出现，如王羲之、智永、虞世南、褚遂良、赵孟𫖯等，对整个书法史影响都是非常巨大，这正是浙江书法的传承基石。所以，撰《正统辨》的陶宗仪、撰《后正统论》的方孝孺以及后来的丰坊、龚自珍等，都对浙江正统学脉加以推扬。思想所及，浙江士人风骨铮铮,是非分明，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谓之“书法浙学”，也是适当的。

解缙 《草书诗帖》

浙江书法不仅历史底蕴深厚，而且地域特征明显:江南明快灵秀之风。与北方有明显差异，在特定的时间段中与江南其他地域也有显著区别，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纵观浙籍历代大家书迹，秉承富有创造力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从观念、取法到审美价值上，形成了纯正严谨、开放包容的浙江精神，无不体现出硬气而坚韧、灵气而浪漫、雅正而丰富的地域文化特征。

有学者把浙江地域文化概括为四种:吴越文化(杭嘉湖地区)、古越文化(绍甬地区)、瓯越文化(温台处地区)与婺越文化(金衢地区)。吴越地区历代富裕，典型江南情调，书风也温文尔雅，如唐之褚遂良、元之赵孟𫖯等。绍甬地区是古越国的发祥地，地接海陆，山水毓秀，书风既清雅又激越，如晋之二王，隋之智永，唐之虞世南，元之杨维桢，明之徐渭、倪元璐等。瓯越地区偏隅一方，文化相对独立，书风明显偏古朴，如唐之李阳冰、元之柯九思、明之刘基。春秋战国时，金衢地区为越国之西界，多盆地，富物产。历史上出现了骆宾王、吕祖谦、陈亮、宋濂这样的大人物，书风宽厚平实。

四大区域文化相互之间也有彼此影响、彼此渗透的现象，如明初之宋濂，师法赵孟𫖯，并在金华形成了群体效应，杰出人士有柳贯、黄溍、吴莱、宋璲、何基、王柏、许谦、金履祥等。又如清末之沈曾植，其书风深受倪元璐的影响，而沈的书风又影响了潘天寿、马一浮、李叔同、陆维钊、王荣年、夏承焘等人。

历史上也曾有人用“浙东”“浙西”来区分两浙的地域文化。“浙东”与“浙西”的差异，实际上就是吴越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浙西尚博雅，浙东多豪俊”，至今仍是如此。

浙江书法的历史优势还离不开自东晋以来的纯正书学思想的传承。且不论王羲之传世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等文字的真伪，单就唐虞世南之“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而言，可谓完人，千古典型。因此，他的书法“可与王羲之相后先”。《笔髓论·契妙篇》曰:“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这段文字所强调的“中正冲和”，是浙江纯正书学思想的总纲，后之学者无不奉以为圭臬。褚遂良称自己“少则服膺虞监”，即是例证。

唐代垂拱年间的孙过庭也有一段很著名的言论:“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平正”二字，道尽书学奥秘。他称赞王羲之“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所以，他撰写《书谱》，反对“鼓努为力、标置成体”，“任笔为体、聚墨成形”，提倡“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本者，正也。正，才能融会贯通，尽善尽美。

南宋时期，寓居湖州十余年的姜夔著《续书谱》，明代项元汴的儿子项穆著《书法雅言》，清代朱履贞著《书学捷要》、周星莲著《临池管见》等，皆体拟《书谱》，于书写技法的阐释，研之精深，述之简明，方便广大学者入正大之门，亦可见《书谱》对后世的影响，尤其对浙江地区既深且远。

姜夔 《续书谱》

元代，赵孟𫖯一方面从思想上呼应唐贤，提倡“贵有古意”，要“允执厥中”，要回归“汉魏以下典型质朴之意”，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梳理书法技法传承的两大核心要素——“用笔”与“结字”，并概括为“用笔千古不易，结字因时相宜”。赵孟𫖯所带领的“复古思潮”，其效果犹如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运动”，振衰起弊，为两宋之后的书法发展，注入了强心剂。

项穆在《书法雅言》中提出了“三戒三要说”:

大率书有三戒：初学分布，戒不均与欹;继知规矩，戒不活与滞;终能纯熟，戒狂怪与俗。若不均且欹，如耳目口鼻，窄阔长促，邪立偏坐，不端正矣。不活与滞，如土塑木雕，不说不笑，板定固窒，无生气矣。狂怪与俗，如醉酒巫风，丐儿村汉，胡行乱语，颠仆丑陋矣。又书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则点画不混杂，整则形体不偏邪。第二要温润。温则性情不骄怒，润则折挫不枯涩。第三要闲雅。闲则运用不矜持，雅则起伏不恣肆。以斯数语，慎思笃行，未必能超入上乘，定可卓焉名家矣。

“三戒三要说”，像是一道防火墙，深入人心，保护了浙江书风的健康持续发展，避免走弯路。明季以来，浙江书法的发展状态，也验证了它的正确性。清代嘉庆后，碑学大行其道时，浙江书家提出了“以学养书”的观念。民国时期，又将碑帖融合的综合观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上述皆源于自晋唐以来纯正书学思想传承与导引之功，确保了浙江书法的历史与现实优势。

但是，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五四全盘反传统论”以及之后不断的内忧外患，导致了传统文化的严重断层。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有感于当时“老书家寥寥无几，而且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了，后继无人，前途堪忧”的严峻状况，提出要从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试办书法专业。1962年3月，在杭州召开的文化部有关教材建设会议上，潘天寿特别提出了如何发扬书法篆刻这门中国特有的艺术传统，以及如何培养书法篆刻后继人才等相关问题，同与会者取得了设立书法专业以延续民族文化精华的共识，这成为催生我国第一个高等书法专业的直接动力。1962年8月，浙江美术学院正式决定筹备书法篆刻专业，聘请陆维钊、朱家济、沙孟海、诸乐三、方介堪等一批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担任专任教师，并于1963年9月正式招收第一届本科生，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就此拉开帷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批老教授们目睹了清王朝的覆灭，又经历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深感维系文化命脉对于民族振兴的重要性。因此，他们高度重视，全身心投入，从教研探讨、备课文案到课堂组织、教学实施，梳理出从“会写字”到“懂书法”的教学逻辑，为书法篆刻迈向专业化时代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高等书法专业迄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逐渐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专业教学手法，明确了固本培元、借古开今的教学方向，以及以学养书、抗志希古的教学目标，“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与个性相结合，专精与广博相结合，让学生真正领悟到书法艺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古为鉴，变化气质，陶冶情操。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学问功底的深厚与醇正、厚积而薄发是高度一致的，由此而保持了浙江书法的人才高地与历史优势。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过两千多年的锤炼而凝聚成的富有浙江特色的书法传统与书法精神，以及它的发展规律。在新时期里，让这种传统、这种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绵延不绝，“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编 辑 ｜周萱荻

责 编 ｜方 舟 刘 杨

审 核 ｜丁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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