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伦是改进而非发明中式造纸术

随着灵活便携的竹筛的运用，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再加上纸的用途日益广泛，造纸术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人们不仅仅将它当作书写材料，还拿它来糊裱门窗，做成灯笼、纸花，或是扇子和雨伞。

有证据表明 公元9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厕纸了。到了10世纪，纸币已经成为可被接受的支付工具。

阿拉伯造纸术的成就

一个古老的阿拉伯故事描述了纸从东方第一次传播到西方的过程。

故事说，公元751年，阿拉伯人和突厥军队展开了一场战争，当时的突厥军队有一些中国的援军相助（原文如此）。

在这场战争中，一些中国的造纸工匠被阿拉伯人俘虏。阿拉伯人将这些工匠从塔什干战场的塔拉兹河岸带到了撒马尔罕，并强迫他们透露造纸技术的秘密。

从那时起，撒马尔罕及其周边地区——这些阿拉伯人在8世纪早期就已经征服的地方，人们开始造纸。其质量一点不比中国所产的纸张逊色。

当代纸张研究对这一说法的理解是：中亚的军事冲突加速了纸的传播，不过这一传播可能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军事史上记载的对东方秘密知识的加速传播和武力征服，是以贸易史上长期的东西文化传播运动为背景的。丝绸之路在纸的传播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早在这批中国造纸工匠被俘虏之前，纸就已经作为商品，通过丝绸之路的交通网络传到了中亚。因此，丝绸之路也是一条纸张之路。

从这个角度看， 造纸术更像是一种缓慢渗透到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技术，而不是一种在特定日期习得的技术。

中国纸被纳入长途贸易，引发了当专有知识以商品形式转移时通常会发生的双重步骤：首先进口一种商品，然后是生产这种商品的技术。 进口商品的耗费巨大，必须经过漫长的旅途，这使得这种引进方式变得十分有吸引力。

最开始，阿拉伯造纸工匠可能一直是使用浮筛，后来才一步步地通过“抄纸”替代了这种“浇铸”工艺。但不管对造纸技术做了哪些细节上的修改，阿拉伯的造纸工匠们都需要让纸的生产技术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

他们需要尽量减少水的用量，并找到其他材料来代替中国造纸术中主要使用的原料——构树的韧皮。在这种压力之下，破布、旧织物、绳索这些在中国至多起辅助作用的原料，变成了阿拉伯造纸中的核心原料。

阿拉伯帝国改进造纸术

缺树皮的情况下也能造纸

于是一种物质循环的基本模型就建立起来了。在这一模型中，人们不是仅仅通过改变废弃物的物理形态来获得材料，比如金属，而是制造出了一种结构完全不同的材料。

从此以后，纸成为一种人造材料，其原料本身就是文明的产物。

尽管中国用的构树和埃及用的纸莎草也不是纯“天然”的，毕竟它们也是人工栽培的植物。 但使用破布造纸打破了自然条件的束缚，使人们不再受限于只有在中国南方亚热带气候条件下才能生长的构树，或者埃及纸莎草。破布等原材料在人类生活的地方随处可见，只要他们需要穿衣，并进行交易。

一旦造纸的原材料不再受到当地的自然条件限制，造纸技术便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

它在作为长途贸易商品时就已经拥有的游牧民族随遇而安的特征，也融入了它的物质结构中，在克服区域生产界限时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公元8世纪，巴格达出现了造纸坊，接着开罗和叙利亚也有了造纸坊。公元10世纪以来，大马士革、的黎波里、哈马的人也开始造纸，并很快开始出口纸张。公元11世纪，有一位波斯人报告说，在开罗，商贩们用纸包裹他们的商品，而早在公元10世纪，叙利亚不仅仅向北非出口纸张，也输出了造纸技术。

随着使用本身已是文明产物的材料来造纸，纸张逐渐失去了与天然原材料的联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原材料基础是无限的。

由于这些原材料来自城市和乡村，而不是田野和树林，所以从中世纪的阿拉伯文明一直到19世纪，造纸一直和人口发展以及纺织制造等因素密不可分，再加之它对绳索和索具的需求，造纸和贸易与航海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阿拉伯人对造纸术有所发展

纸是如何到达撒马尔罕，又是如何在整个阿拉伯帝国传播的，直到19世纪晚期才被详细地追溯。维也纳宫廷图书馆的馆长、东方学家约瑟夫·冯·卡拉巴克（Joseph von Karabacek）对此功不可没。

1877—1878年的冬天，埃及中部城市法尤姆附近以及赫尔莫普利斯两地发现了两万多张纸的残片。卡拉巴克的论文《阿拉伯残片》（Das arabishe Papier，1887）正是基于这两万多张残片的研究写成。后来这些残片被奥地利的莱纳大公（Erzherzog Rainer）收进他的纸莎草文献收藏中。

卡拉巴克翻译了这些来自8—14世纪的残片，向世人描述了这些残片上丰富的字体、颜色和格式。他还提到了一种非常轻薄的“鸽纸”，人们一方面用它来“飞鸽传书”，另一方面也很喜欢用它来写情书。

此外，卡拉巴克还出版了他自己翻译的《文士工作者》（Umdat-al-kuttab），这是唯一一篇流传至今的、在11世纪撰写的关于阿拉伯造纸工匠的文章。

最后，他在一次展览中向公众展示了其中的一些残片，并编制了一个目录，记录了纸的广泛用途和地理分布。

同一时间，奥地利植物学家尤利乌斯·威斯纳（Julius Wiesner）利用植物生理学研究的显微镜法分析了阿拉伯纸的材料特性。

他和卡拉巴克同时发表了研究成果。两人的研究是独立进行的，却得到了同一个结论： 阿拉伯不仅是纸从中国传向欧洲的中转站，而且阿拉伯人还不断地改进了造纸技术，对13世纪以来欧洲造纸厂的兴起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卡拉巴克试图证明，用亚麻破布以及大麻纤维制造的“布浆纸”源于阿拉伯文明，因此阿拉伯文明是欧洲造纸业的典范。

这项在维也纳进行的关于阿拉伯纸的研究，采用了类似历史文物和科学微观的方法，或多或少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回应。但这几乎没有影响到欧洲人的普遍认知。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论与其说是填补学科空白，不如说是在打破一种旧有的传播范式。

约瑟夫·冯·卡拉巴克将他写的关于阿拉伯纸的论文称为一项“历史学和古文物学的研究”，这个副标题有一种纲领性的气息。这意味着，这篇文章会用与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同样细致和翔实准确的方法来描述阿拉伯纸。

卡拉巴克认为阿拉伯纸是欧洲纸的起源。而对阿拉伯人来说，他们的纸源于中国纸。这引出了一个在当时的欧洲尚未为人察觉的巨大认知差异： 欧洲近代的纸和古代的莎草纸并不相同。

美国造纸学家达得·亨特（Dard Hunter）在评论老普林尼《自然史》第十三卷中对莎草纸生产工艺的描述时，强调了这两种书写材料的区别。

用于书写的莎草纸是由植物制成的。人们先将纸莎草的茎的外皮削去，切成薄片并将其压制后，再通过一种类似于精细木工打磨的方法进行加工，使其表面变得光滑，易于书写。

古埃及的莎草纸

而在造纸术中，纸张则是通过分离原材料纤维得到纸浆，然后经过舀浆、抄纸等步骤，获得了所需要的形态。

中式纸淘汰莎草纸和羊皮纸

德语里“纸”（papier）这个词是从papyrus（纸莎草、莎草纸）一词演变而来的。而莎草纸则通常被称为“尼罗河纸”。所以，人们很容易觉得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时期繁荣起来的欧洲纸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莎草纸的直系后代，把两者作为同一类东西看待。

在老普林尼的作品中，“papyrus”这个词通常是指纸莎草，而由它制成的产品才称之为纸。而与基督教以及修道院文化密切相连的羊皮纸又构成了古代莎草纸和现代纸之间的桥梁，阿拉伯纸反而成了一个配角。

即使到了20世纪，人们在回顾纸的历史的时候，也只用了一句话便概括了阿拉伯纸数百年的历史：“造纸技术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的。”

约瑟夫·冯·卡拉巴克等东方学者基于18世纪、19世纪的东方旅行以及考古学发展之后搜集的材料，对阿拉伯纸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这之后，人们清楚地看到，欧洲并不是纸张经过激烈竞争之后占领的第一个地区。

在纸作为书写材料（特别是书法的载体）刚传到阿拉伯的时候，它的竞争对手主要是莎草纸和羊皮纸。 羊皮纸尚能和这位新来者共存，成为一种相对独特的传播媒介。但是纸的到来意味着莎草纸生产的持续衰败。

希腊化世界的羊皮纸

在巴格达的第一家造纸坊建立几十年后，有人试图再生产莎草纸，但很快就失败了。尼罗河流域曾经造就了埃及莎草纸的垄断地位和成功，但随着外来纸张的发展，纸张质量不断改善，莎草纸逐渐成了一种阻碍。 公元11世纪，莎草纸的生产在埃及已经销声匿迹了。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纸的经济优势——尽管最初的时候，两者的价格差异不大，而且纸本身也是一种昂贵的商品。 纸在书写材料的竞争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要归功于让造纸原材料打破了自然生长周期的束缚。

在纸取代莎草纸的过程中，我们厘清纸张崛起的路径。

首先，它作为一种替代品出场，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发挥作用。然后它充分发挥这些功能，证明自己的实力，从而不断刺激人们对它的需求。

它并没有给世界创造出新的文字或者书写方式，也没有创造出古代高官的职位，书法也不是因它而产生。它更多的是弥补沟通上的欠缺，比如以传播媒介、统治手段等形式来立足。

于是，伴随着纸在空间地理上具有的游牧民族般的特性，纸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用途和功能不断积聚起来。 它的推动者，如高官蔡伦以及阿拉伯王国里的哈里发，都来自统治阶级。

早在倭马亚王朝（661—750）时期，这个征服了波斯萨珊王朝的阿拉伯帝国，其统治范围已经从中印边界一度延伸到了北非和西班牙。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掌权后，帝国将都城从大马士革往东迁，最后迁都至公元762年建立的新都巴格达。

这个年轻的伊斯兰帝国从波斯文化中学习了行政管理的方法，从拜占庭帝国吸收了古希腊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丰富遗产。而 纸这一新兴媒介，则正好帮助他们把希腊遗产复制到阿拉伯文化中。

同时， 纸对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官僚机构和统治阶级也十分有吸引力。根据历史学家、政治家伊本·赫勒敦（Ibn Chaldun）的说法，行政系统淘汰羊皮纸转而使用纸张，是在786—809年间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chid）统治时期。

人们认为纸更适合于行政和法律系统以及贸易往来，因为 写在莎草纸上的字可以擦掉或伪造，写在羊皮纸上的字可以刮掉，而写在纸上的文字很难以这些办法篡改。

伊本·赫勒敦认为，纸的传播一方面是阿拔斯王朝行政系统不断书面化以及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的结果，另一方面，纸的传播又促进了行政、文学以及科学的发展。

东方学者对伊本·赫勒敦的观点又进一步进行了解释，如约瑟夫·冯·卡拉巴克和阿尔弗雷德·冯·克莱默（Alfred von Kremer），后者著有《哈里发时期的东方文化历史》（Kulturgeschichte des Orients unter den Chalifen，1875）。

这些研究为我们打开了鲜为人知的世界。过去我们只知道 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没有迅速采纳印刷术，直到18世纪才勉强接受。相比于印刷术缺席所带来的影响，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追溯阿拉伯文化中“印刷术之前的纸”。

本文节选自《纸的文化史》，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全面介绍了与纸相关的所有历史，其实也就是信息传递和书法、文化的历史，在许多地方纠正了错误的刻板印象，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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