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今年6月22日是大运河申遗成功9周年。为了迎接这一重要节点，中国青年网记者对淮北师范大学教授张秉政进行了专访，畅谈十年再出发，千古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的行与思。

　　十年前，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时，为保护文化遗产，助力运河申遗，张秉政在安徽省淮北市策划发起了一场行走隋唐大运河文化考察活动。历时三年时间，跨越五省、两个直辖市、30多个地市县，与文化学者、民俗专家、摄影家、新闻记者一起走完了隋唐大运河永济渠和通济渠。十年后的今天，他再次出发，行走京杭运河山东段、江南河部分和浙东运河。6月16日，受“从西兴出发”文化周主题论坛主办方的邀请，他又马不停蹄前往杭州参加论坛，并作了《因河而行文化盛——千古运河历史文化考察亲历记》的主旨报告，回首十年路，他感慨万千。

　　张秉政在“从西兴出发”文化周主题论坛作主旨报告。本人供图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十年前开展的“行走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活动情况？

　　张秉政：十年前，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时，为保护文化遗产，助力运河申遗，我在安徽淮北市策划发起了一场行走隋唐大运河文化考察活动。

　　提起大运河，人们往往想到的部分河道都在通航的京杭大运河，甚至包括我所在的属地安徽省淮北市，百姓鲜为人知，在市内境内穿过的还有条湮没在历史和黄土之中的隋唐大运河。

　　昔日作为隋唐宋时期帝国的生命线（漕运），它枢纽天下，临制四海，舳舻相会，瞻给公私，昔日的辉煌逐渐湮灭被遗忘。

　　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的考察当时由文化学者、民俗专家、摄影家、新闻记者组成，沿着以隋唐大运河遗址本体为文化线路进行全方位综合考察。

　　共计花了三年时间，已跨越了五个省，两个直辖市，涵盖了以洛阳为中心，以通济渠（从洛阳到扬州）永济渠（从洛阳到北京通州）为半径，途径30余个地市县进行实地考察，初步摸清了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家底。

　　在此基础上，以实际考察获取的大量考古资料和影像资料、访谈录等作为研究运河依据，考镜源流，辩彰学术，条分缕析，归纳梳理、整理，撰写成文字，于2019年初，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发行，约60万字，被运河研究学者誉为“隋唐古运河纸上博物馆”。该著作被国家重要媒体持续报道介绍，被广泛传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对此而言，通过世界文化遗产视野下的综合历史文化考察，不仅是对大运河文化进行探索和研究的自觉行动，更是凝结着我对大运河深厚情感的一次缅怀之旅。

张秉政在考察中与同行人员合影。本人供图

　　记者：十年后再次踏上运河行走之路，原因是什么？

　　张秉政：众所周知，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建造时间最早（约为2500年前，吴王夫差因讨伐齐国而修建邗沟），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在流淌数千年的历史中，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谈起中国大运河，它应是当今三条运河的总称，一条是隋代贯通的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北京），南到杭州的隋唐大运河；第二条是在六百年后元代裁弯取直的京杭大运河；第三条是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

　　这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后成为完整的中国大运河概念（申遗时有专门的名词：三条运河捆绑申遗）。随着个人对运河越来越深入了解和研究，我深感走完隋唐大运河还远远不够，于是又产生了要继续走完这三条运河的心愿，也算是我在有生之年的一个愿想。

　　为了弘扬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价值，讲好中国运河故事，就需要对这样复杂变化的时空体系，散落在运河两岸的世界文化遗产、运河记忆认真梳理整理，真正把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家底摸清。

　　这就需要在历史文献掌握基础之上，进一步实地考察发生急剧变化着的当今社会发展时期，对运河经济、文化、科技成就、河道变迁、水工设施、两岸城镇乡村村落、地理风貌、百姓生活、历史事件等一一做出记录。这是对当下社会急剧变革的需要，这是第一层原因。

　　其二，随着中国大运河2014年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大运河沿线各省市已从当初申遗热转化为大运河文化带热、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热。各地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把大运河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号召。国家层面上重视有着顶层设计，从各地地方政府、民间组织来看，纷纷编织规划、出台方案，有的组织地方立法，目的打造中华文化高地，再现大运河开放天然属性，活化传承，将为新时代讲好运河的中兴故事奠定基础。

　　其三，为了完整展现大运河历史文化辉煌，作为个人应当把未走完的运河之行，如京杭运河山东段、江南河的部分和浙东运河，继续走完全程，比较全面、多方位、多角度，从历史文化、经济结构、风土人情、水工设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尽可能一网打尽，搜集、整理、消化、浓缩，深入了解大运河历史文化和精神意蕴。有道是“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张秉政在考察过程中。本人供图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本次开展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活动的内容是什么？

　　张秉政：从2013年考察隋唐大运河来看，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永济渠大部分河道已经被掩埋或成为遗产遗迹，但现存部分河道仍具有排涝、排水、灌溉等功能。通济渠安徽段泗县水域上有20公里左右水面发挥灌溉浇地功能。

　　目前，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纵贯我国东部，在防洪排涝、输水供水、内河航运、文化融合、生态景观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南段通航河段仍有1050公里，船舶平均载重约800吨，完成年货运量约5亿吨（相当于14条京沪高速公路）铁路运量，仅次于长江运量。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家级占比重巨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富集区域，区域物质水平高。京杭大运河与浙东运河衔接，由隋唐大运河连接的“一带一路”又衔接上“海上丝绸之路”，京津冀、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都在这里。

　　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占国土面积不足10%，却承载了全国近三分之一人口，贡献了近一半经济总量，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自明。

　　总之，大运河从时空、地域、遗产类别等比较，经济和文化价值甚高。它在历史与现实交融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价值，是不可穷尽的，永不枯竭的历史文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宝库。

　　行走隋唐大运河时我已步入老年，今年已是77岁，还能不能完成心愿，我也在犹豫中。岁月不饶人，不能不服老，我好言“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怯志之有倦”，我现在居住在上海，先打点行囊，把江南运河、浙东运河走完。

　　疫情时紧时松，我就见缝插针，好在路程近，说走就走，在家做好“功课”。就这样分了五个时间段，与学弟丁晓平，弟子仇菁、张诚，基本上走完了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

　　今年四月，我从上海来到山东最北部地区德州市，与摄影家周璐老师一起，驾车沿着古运河线路，从德州、临清、聊城、阳谷、阿城、东平、济宁，直下微山湖南阳古镇，历时十八天，把京杭运河和山东段考察补上了。这样中国大运河基本上行走完，下段时间再补上走得不够细密、不够扎实的地方，补差补缺，真正得到了进入中国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入门资格（所谓入门资格起码有两个：一是行走过运河没有？二是在运河边上生活过没有？）。

张秉政考察的杭州塘栖广济古桥。本人供图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本次行走大运河的重点内容有哪些？

　　张秉政：运河的历史文化考察在第一次行走时认真作了准备，可以说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三年后总结认为仍是行之有效的。当然也有不足，还要重在策划。这次行走京杭运河部分河段和浙东运河，依然是“走运河、话两岸、溯历史、展民俗、看变迁”的行走宗旨，明确活动要依然与国家文物局确立的世界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水工遗存、附属遗存及相关遗产共计85处，分解到所到地区、县市）相呼应、相匹配。

　　以大运河古道为线，以河岸重要城市、码头、遗址为点（考察点）进行，力求将大运河历史与现状，生态环境与变迁，以及沿岸风土人情和百姓生活进行全方位展示、归纳，为世界遗产点、大地风貌（运河风光、城市风貌），市井生活，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四位一体的综合性考察。

　　这次考察浙东运河、江南运河，考虑到水乡的风貌，江南水乡，运河古城，纵横交错的水网河道，为江南带来多姿多彩，韵律无穷的古桥建筑艺术。

　　“水巷小桥多”，桥成了运河文化重要符号和载体，也是古运河的重要主体之一。如绍兴、苏州，规模不等、形态各异的桥是解读运河最好的注脚，因而就把在浙东运河、江南运河考察古桥作为一个重要节点和切入点，如拱宸桥（杭州）、广济桥（杭州），八字桥（绍兴），宝带桥（苏州），长虹桥（嘉兴）等等，考察了近五十座古桥。

　　认认真真到运河城市所在的城乡作田野考察，考察造桥的时间，历史重大事件，造桥的工艺成就，生态环境，桥发生的故事，桥的历史变迁。凡此等等，用文字、影像、口述史一一做好记录。人走桥，桥渡人，古桥给百姓带来方便，带来福祉。古代与现在，历史与现在，我们今天又能为古桥做些什么？这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

　　在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山东运河需要寻找水源，因为水源来自鲁中山地汶、泗两水系，两水系其特点，其一，降水量小且集中；其二，鲁中山地起伏，山岩物质皆为花岗岩等砂质沉积岩构成，蓄水功能弱。

　　在寻找水源上，还表现在要找地下泉水，另外设置湖泊等水柜（如东平湖）；其三，山东段地势北高南低，治水官吏与当地治水名人白英合作，在济宁城北地势较高南旺筑戴村坝拦汶河河水，俗称“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因而成就了世界上有名的水利工程。

　　为了运河从南方到大都京城的畅通，从元到清代六百余年设置数十座船闸，用来控制水量，节省水源，通过交替启闭，形成梯级船闸，帮助漕运船只翻越高点，或渡过急流河段，因此山东运河因船闸较多称之为“闸河”。

　　因而在山东段考察重点放在水利设施，放在各个船闸上（实际上北方以闸为桥），南北运河考察桥，内容有所不同。

张秉政在考察过程中向当地人咨询。本人供图

　　记者：本次行走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您有哪些思考？

　　张秉政：这次行走浙东运河与江南运河，大运河山东段都碰到一个问题，寻找散落的世界文化遗产，必须离开运河所临城市，深入到乡村去寻找，必须像纤夫一样沿着古运河河道两岸奔走。不然田野考察只能是蜻蜓点水，如在浙江绍兴考察天佑桥，桥在袍谷洋江。桥有凉亭，亭中有碑，桥五孔，看图片甚为壮观。但今日走近，桥已拆除，接谈中当地居民因带来的不便颇有怨言，仔细考察，内河疏浚，此地已通大船。但是这座古桥被拆，风光不再。

　　在山东会通河（运河），冲风冒雨，寻找古闸，走遍张秋，阿城，七级三座古镇，寻访大闸（现皆为世界文化遗产），走访了荆门上下闸，阿城上下闸等四座古运河闸后，在七级镇寻找上下闸，按照地理方位怎么也找不到七级上闸，打听当地居民好不容易才问出，了解到七级镇上闸已融入南水北调工程，消失了。

　　还有寻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张秋木版年画，在传承基地了解传承人情况，原传承人乔振霞已去世，传承当地的木版年画竟是从网上购来的，真令人哭笑不得。看来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任重而道远。

　　对于行走运河，就传承运河非遗我有几点思考：

　　一是要坚持活态化展示。如苏州金砖制作工艺保护传承较好，已成立产学研展示基地，适应广大民众和市场需求，在御窑金砖厂，推动原有历史空间与非遗相结合，充分利用原有场馆资源，充分展示非遗空间。

　　二是要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保护格局。鼓励和引导民间艺人，社会资本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结合保护来传承。

　　大运河上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的保护应该结合进行，遗产保护它的成果杰作。如张秋木版年画为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传承人不断去世，后继乏人，培养新人乃当务之急，因为诞生于农耕文明的非遗技艺随着时代的大变动大发展，消亡速度已经大大加快。

　　由于当下所处的空间，周边和社交活动变化，很容易被忽略、消亡。如扬州雕版印刷记忆。现在满街都是电子照排和激光打印，自然传统技艺受到严重冲刷。

　　再如这次行走到山东济宁，很想听到船工号子，这些水上文明的产物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图解和泥塑而已。船工号子成了大运河畔濒临消失的“活化石”，抢救刻不容缓。

　　在隋唐大运河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忧心忡忡，告诉我他的孙子宁愿开超市赚钱也不愿意学习雕刻的场景历历在目。在山东张秋木版年画基地所听到的看到的更让人尴尬难堪。

　　非遗传承人的保护问题，我一直都很关注，他们的记忆绝活，经验需要保护，因为他们历来都是“师带徒”或家族传承，旧传统中传男不传女。当下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都非常重视非遗传承的认定工作和奖励机制，设立大师工作室，发挥带头人效应。

　　这次行走，在南北方很重视了解运河最重要水工设施——桥（北方为闸）。前面已经谈到，这些古桥造桥技艺经历朝代不断变迁，其行业进步和传承是如何发展的？目前掌握这种记忆的传承人在哪里？情况如何？这些我们应当认真关注。

　　一句话，桥是物质文化遗产，造桥的智慧、技艺、手段、经验乃至传承人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遗保护的对象，这二者结合起来保护才能有效果。

　　在这里说到永济渠新乡市郊的合河古桥，2016年我带队考察时，超400岁的运河古桥无人管理，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已经成为危桥。报载2017年当地政府重视，又进行整体维修，又重现了形体巨大，古朴壮观，气势恢宏的古石桥。

　　桥重修了，珍贵文物得到保护，为了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记忆，还应当建立古桥生态保护区。

张秉政考察的绍兴八字桥。本人供图

　　记者：本次行走运河活动告一段落，您未来还有哪些计划？

　　张秉政：我已出版过《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一书，社会效应很好，除在中国北京国际书展、扬州运河博览会展出之后，后在台北、无锡、深圳等城市参加书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运河展我也有部分作品展示。上海2019年读书节还把此书作为“观史类必读书目”。我想在继续行走完三条运河后，再认真思考，总结整理，检视一下我走过的路，出版以“中国大运河古桥文化”为切入点的人文科学书籍。这些因素尽显中国大运河水利工程之壮丽。

　　古桥自身审美文化与周边环境构成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以及古桥蕴含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值得再挖掘。这些古桥因为本身有故事，有景观，有艺术感，有当地人的生活场景，有烟火气，可以说是常读常新，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运河古桥的自然环境之美，意境之美，历史沧桑之美，我将乐此不疲，为之努力。（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华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