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蓝的眼睛》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最蓝的眼睛》深刻揭示了白人至上社会中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而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黑人女性，不仅要遭受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同时更要遭受来自社会对她们黑人女性的性别歧视。本文主要分析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黑人女性所遭受的双重压迫。本文通过种族原因和性别原因这两个方面，分析论证黑人女性的自我丧失是由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造成的。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女性主义;自我丧失;双重压迫

1.前言

《最蓝的眼睛》是以1941年前非裔美国人遭受“精神奴役”的时期为背景的，在这个时期中，白人试图在文化上消灭古代黑人传统。虽然美国白人贩卖黑人为奴隶的“肉体奴役”时代早已过去，但在美国，南部黑人仍然遭受着贫困和种族歧视。

主人公佩科拉一直生活在父母的暴力、同学的嘲笑和社会对她的歧视中。她看着父亲在梦想破灭后成为一名暴徒，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人，他不断地因自己的出身而受到屈辱。在一个白人至上的社会里，佩科拉开始相信，如果她有白皙的皮肤，她的生活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她渴望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因为她相信蓝眼睛是白人的象征。佩科拉被酗酒的父亲强暴并怀孕，到故事的最后她也没有拥有白皙的皮肤和一双蓝色的眼睛，最终发了疯。

2.父权制社会和“他者”

父权制是以男性身体和男性生活方式为社会规范和理想形式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是一种系统的、有组织的、不公正的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它赋予男性特权（更高的地位、价值）。这些男性权力结构包含男性中心主义，即认为男性是文化和文学中权力的源泉，以及伴随而来的以男性为中心和男性主导的父权制假设[1]。男性将女性物化，在男性事务和交易中使用女性作为对象，限制和阻碍女性的创造力，并避免女性接触许多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领域。

而对于“他者”的概念，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和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男性定义了作为人类的意义，包括作为女性的意义。波伏娃坚持认为，因为女性不是男性，所以她变成了“他者”，一个对象，其存在由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定义和解释。

3.佩科拉悲剧的种族原因

《最蓝的眼睛》中的人物主要是黑人女性，作为黑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被肤色所否定，被性别所侮辱。在白人文化的主导下，传统的黑人文化被同化。“白”等同于美，一切与“白人”有关的东西都象征着权力和美好，拥有白人血统就意味着拥有一切。在“白既是美”的白人审美标准下，黑人女性逐渐认同白人文化和价值观，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文化认同。然而对白人文化的认同和内化，却并没有改变她们被歧视的命运。布里德洛夫一家认为自己是如此丑陋可鄙，他们生活在“黑人可鄙”的观念中。“仿佛某位神秘的无所不知的大师给了每个人一件丑陋的斗篷，他们都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大师说：‘你们是丑陋的人。’‘是的，’他们说。‘你说得对。’他们把丑陋拿在手中，把它当作披风披在身上，带着它周游世界。”[2]但最可悲的不是反抗的无力，而是受害者们将歧视“内化”了，他们已经成为被权力所“规训”的肉体[3]。

波琳也是一个自我背叛的女人，但她不关心自己的家庭，她在为白人工作的环境中赢得了尊重和信心，但她不能站在自己的种族群体中受到白人的平等对待。她日益增长的自我厌恶，她对白人文化的渴望，以及她对黑人文化的抛弃最终恶化了她与丈夫乔利的关系。波琳将她的畸形美学思想传给了她的下一代佩科拉。失去亲情使佩科拉对蓝眼睛的痴迷越来越深，她把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都归咎于她的种族。她认为如果她有一双蓝眼睛，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在《最蓝的眼睛》中，托妮·莫里森塑造了杰拉尔丁的形象。她拥有棕色的皮肤，她接受了高等教育，但白人文化价值观完全抹杀了她属于黑人文化的自然热情和自由。她努力融入白人社会，否定自己的黑人文化，胆怯地遵循白人社会的道德法则。但事实上，她不仅没有被白人社会所接受，而且也与她的原始文化和种族相分离。虽然杰拉尔丁拥有棕色的皮肤，她所受到的待遇要比黑人女性好的多，但与波琳和佩科拉一样，她也无意识的憎恨自己的非白人身份。她主动内化白人文化，渴望变成白人，能够被白人所接受。白人至上的社会对她们的无情歧视和排斥，最终导致她们放弃自身的文化认同，对自我身份产生厌弃和自卑。

4.佩科拉悲剧的性别原因

出去白人社会对黑人的歧视和排斥，黑人女性遭受着另一重的伤害——性别歧视。她们在身体和心灵上受到同种族男性的伤害。对于波琳来说，她的丈夫乔利也确实需要她，因为她是为数不多的能让乔利触碰并伤害的令人厌恶的事物之一。

女性主义中的理论表示，如果女人不是“房间里的天使”，那么她们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在外受尽屈辱的乔利想要妻子波琳做“房间里的天使”，服从和取悦他的要求。而对黑人身份深恶痛疾的波琳自然不愿成为自己黑人丈夫的“房间里的天使”，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这也是最终导致乔利强暴自己年幼的女儿佩科拉，致其怀孕并最终失去理智的原因之一。

在白人和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黑人女性没有自己的权力，甚至认为自己没有价值。她们的存在价值、尊严和权利在自己无意识的情况下被剥夺和粉碎。她们迷失在白人和男人制造的迷雾中。虽然她们存在于白人社会中，但白人和男人忽视她们，导致她们也忽视自己存在的价值，最终变得隐形。她们没有意识到自主和存在的重要性，她们渴望得到白人和男人的尊重。莫里森在这部小说中指出，黑人妇女和女孩受白人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我仇恨。托尼·莫里森在小说中赋予佩科拉、波琳和乔利的形象，证明了黑人个体在白人主流文化影响下发生了个体的分裂，导致了个体的异化[4]。

由于缺乏父母的关心和引导，佩科拉只能生活在幻想世界中，逃避现实生活的痛苦，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佩科拉感到周围的人甚至整个社会对她漠不关心，她甚至对自己的丑陋毫不怀疑。她是绝大多数黑人女性的缩影，在白人文化的内化与性别歧视之间，她们在双重压迫下彻底迷失了自我。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讲述了一个黑人女性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和自我身份丧失的故事。莫里森通过小说中的主人公，突出了佩科拉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所遭受的苦難。

5.结语

综上所述，黑人女性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中被“白化”，体现在她们对白人审美观念和价值观的接受和认同上。除了自身文化的缺失，黑人女性原有的自我意识相对薄弱，导致了她们对自己的歧视。另一方面，由于黑人女性没有性别意识，她们也没有自觉地抵制性别压迫。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丧失反映了她们对白人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对民族文化的忽视以及性别意识的淡薄。同时，女性自我意识的丧失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结果。黑人妇女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同时受到白人至上社会对她们的种族歧视和黑人男性对她们的性别歧视，她们最终忽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丧失了自我意识。

参考文献：

[1]Bressler， Charles E.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5th Edition）. Indiana Wesleyan University， 2011： 144.

[2]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杨向荣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19.

[3]李疏桐. 后现代语境下的女性主义创作——以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为例.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83.

[4]付盼. 论《最蓝的眼睛》中黑人个体的异化现象.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29）：3.

作者简介：祖丽菲热·帕尔哈提（1995-），女，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人，西南民族大学2019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