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场晋升、升学选择、日常社交等方面，女性“身份”的束缚或者女性面临的“压迫”残酷显现。不过，经过互联网的“洗涤”，以及身边人的现身说法，“男女”因性别差异受到差别对待的问题似乎已经不让我感到错愕，毕竟，我们本身就处于男权社会，天平有所偏袒虽不合理但自有其“运行逻辑”。倒是女性与女性之间不时冒出的火焰让我有些不知所措。甚至可以说，日常生活中，女性从女性处遭到的“侮辱”“压迫”不比在男性身上少，比如母女之间的相爱相杀、婆媳斗争、女生间常流传的“婊子”“小三”等词汇。那么，女性之间的战争因何而起？有无避免的可能？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给我提供了一种思路。

一、男人的性主体地位的确立：排除女性、男同性恋

在《厌女》开头，上野千鹤子自述受塞吉维克的理论影响写下此书，并借助塞吉维克提出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概念，理清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同性恋憎恶”“厌女症”三者间的联系，即男性之间的主体性是通过以“厌女症”基础之上的“同性恋憎恶”获得的，并得出：“男子气”是通过将女人“他者化”才得以定义的，即男子气=不是/不像女人。

弗洛伊德将“生的欲动”分为“自我确认”或“性欲发泄”两种。前者译为“同化”，后者译为“欲望满足”。日本社会学学者田启一将这两者用简明的说法转述为“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在出生于父母之间、成长于三角形家庭中的孩子里，渴望与父亲同化、拥有母亲（替代者）的人，就成为男人；而渴望与母亲同化、拥有父亲（替代者）的人，就成为女人。因为无法拥有现实中的母亲（已为父亲拥有）便寻求母亲的替代者为妻的人就成为异性恋的男人。同时渴望阳具但发现母亲没有阳具，便通过寻求儿子来作为阳具的替代品，从而实现与母亲的同化，这就是异性恋的女人。即，只有那些把“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分别成功投射到异性双亲身上的人，才能顺利地成为异性恋的男人或女人。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会有“失败”的可能性，这时“同性恋”产生。

所以，两种欲望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分离的。“想成为像那个人一样的人”和“想拥有那个人”，这两种渴望常常是重叠的，因此塞吉维尔指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中包含有同性恋欲望，两者是连续体。但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成为的欲望”是通过与对象的同化而成为性的主体；而“拥有的欲望”是通过将欲望指向对象而将对象作为性的客体。也就是说不能把同化对象的他者（主体）同时也作为性欲望的对象（客体）。“同化”是指通过“成为那样的人（即成为他者）”来成为主体。在异性恋秩序中，儿子“成为男人”就是与父亲的同化，即成为像父亲那样拥有女人（客体）的性的主体。

如前所说，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纽带，就是相互认可的性的主体之间的纽带。而在这个由主体成员间构成的世界里，如果出现同性恋欲望，就可能相互沦为性的客体。这一现象的发生将会引发“阶层的混淆”，所以，可能导致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相互客体化的性爱欲望是危险的，必须为加以压抑和排除。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中的“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许会被当中性的客体，即丧失主体地位的恐惧。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是由对同性恋憎恶来维系的。而确认男人的主体性的机制，则是将女人客体化。通过一致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使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相互认可和团结得以成立。在此，我们不难得出，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也正是在在厌女症的基础上的同性恋憎恶，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维系起来，实现了男人的性主体认同。

二、性的双重标准：“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

为了获得并持续这种认同，男人需要不断证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样的男人”，也就是持有“厌女症”，但其中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点，即是如何面对“母亲”。这时上野千鹤子敏锐地把握到男性群体间存在的“性的双重标准”（sexual double standard）——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例如：男人的好色被认同、肯定，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每一个现实存在的女人都有身体、灵魂，有子宫、阴道，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 在这里，女性已经被归为两类，成为“他者”，并归为对立群体，其中不乏又受到阶级和人种的间隙。女性在其中被强制分离，逐渐出现对立的情形。这点在情侣关系中可见一斑——女友得知男友在“聊骚”，女友第一反应是男友遭到他人的“勾引”，而不会首先怀疑是男友的花花肠子在作祟。

再举一个在现实中常见的例子——当妻子发现丈夫在外有了新欢，或者是在“捉奸现场”，首先出现的混战双方往往是妻子和妻子口中的“小三”，而真正的关键人物“丈夫”反而取得了喘息的机会。暴怒的妻子嘴里不住地往外吐出“贱货”“婊子”等词汇，甚至迫不及待问候她家里人。待妻子想起她的丈夫时，她的怒气已经消了一大半。

身处其中的女性在社会的“规训”之下，很难摆脱强加在她们的分离，所以也常出现类似：圣女们要求“别把我当娼妓”，而“娼妓”们又怀着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女人的骄傲的怪现状。全然忽略或是忘记横在我们面前的这双名叫“性的双重标准”无形的手。值得一提的是，性的双重标准并不是自始就存在的，它恰是以夫妻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时期成立的，而这也是作为产业的娼妓制度形成的时期，即近代家庭制度与娼妓制度，两者互为表里。

三、父亲、母亲的女儿们

受近代家庭机制的影响，儿子、女儿与父母亲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

于儿子，父亲成为母亲以之为耻的“没出息的父亲”，母亲成了别无出路的“不满的母亲”。儿子预知自己早晚会成为父亲不能彻底厌恶父亲，通过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为“不成器的儿子”。儿子不能解救母亲而又陷入自责，同时儿子还意识到保持“不成器的儿子”的状态，又暗合了希望儿子不脱离自己支配圈的母亲隐秘的期待。

于女儿，没有像父亲同化的必要，却也没有像儿子那样被给予能力挣脱“没出息”状态的能力与机会。女儿因为明了前面的人生始终不过如母亲委身于男人便成为“不开心的女儿”。女儿一直目睹眼前的父母关系，为自己将来也会变成母亲那样而体味到一种绝望感。不过，女儿拥有母亲没有的特权。：A她可以以母亲为反面教材而拒绝成为母亲那样B她可以成为“父亲的诱惑者”，挤入父母之间，从而获得优越于母亲的地位。这便带来了母女之间的裂痕。

与儿子不同，女儿对“不满的母亲”既没有责任也无需表示同情，于是“她”的不开心便更不留情。而当结婚以外的获取社会成就的途径面向女性开放以后，女儿也开始难以逃脱母亲的期待。在“近代家庭”制度之下，母亲需要为照料孩子付出代价。对于自己付出的代价，母亲想让孩子来补偿。母亲要女儿“代理实现”自己未能满足的欲望，这是在女性的人生选择机会增加了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 随着“少子化”的现象，女儿成了“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在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里，很可能只有一个女儿或是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对子女的教育不会有性别差异。事实上，像儿子一样被期待、被精心养育、接受着像儿子一样的教育投资的女儿们为数不少。可是，女儿还是与儿子不一样。女儿要回应母亲的双重期待，既要像儿子又必须做好女儿。

这时，在外界强加下，女人有了两种价值：自己获取的价值、他人给予的价值（在女人的世界里，后者似乎高于前者）。母亲一方面期待女儿，可当女儿真的实现了自己未能达成的欲求，却又不会只是单纯的高兴，而会怀有更复杂的心情。儿子无论实现了什么，母亲都无需为他竞争，性别在这种时候起到了便利的缓冲作用。但女儿不同.......对于母亲，女儿仅仅实现了“自己获取的价值”是不够的。如果女儿没有得到“他人给予的价值”，母亲的野心尚未完成。母亲之所以为母亲，是因为她实现了被男人选上的价值。如果女儿没有实现这一种价值，不顾她多么能干有为，母亲也可以一生都不把她当作一个成人。假如女儿选了一个母亲也想选的、无可挑剔的男人结了婚，母亲的心情想必也会十分复杂。

无论是回应母亲的期待，还是背叛母亲的期待，只要母亲还活着，女儿就不可能逃离母亲的束缚。无论是顺从还是叛逆，母亲都一直支配着女儿的人生，直到死后。女儿对母亲的怨恨表现为自责和自我厌恶，女儿无法喜欢不能爱上母亲的自己，因为母亲和女儿互为分身。对于女儿，厌女症总是包括母亲在内的自我厌恶。有解决的办法吗？上野千鹤子引用信田所言，认为母亲向女儿、女儿向母亲，相互告诉对方；“我不是你”。我们只能从这里开始。

追根究底，把这种“自我厌恶”交给女儿的是母亲，而将厌女症植入母亲头脑里的是她的丈夫,母亲成了父亲的厌女症的代理人。女儿通过父权制代理人学到父亲的厌女症。或许当“女儿”彻底摆脱“父亲”“母亲”的“带入”，脱离于单纯的个体，一个真正的“自我”才得以诞生。

四、女校文化的双重标准——被男人接受、被女人接受

走出家庭，女性在女性群体中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上野千鹤子注意到了女校里的女性生活现状，我们借此可以窥探女性的生存生态。

上野千鹤子注意到，女性流行一种生存法则，即“山姥假皮”——为避免灾祸，让美女化为老妪的一种变身道具，或是她既拥有迷人的样貌和身材，同时又能扮演让人恨不起来的、笨拙滑稽的天然呆角色。靠着这类法则，校内的女性群体常常表现为“学业分数”“女性分数”两类。“学业分数”被期待为对“女性资源”匮乏的补充。反之，学业分数低的少女则试图以“女性分数”为“替代资源”来立于学业优秀的女生之上。此外，女校文化还有一种“被女性接受的分数”，这种分数与以上两类又各不相同。有的女生因为有“男子气”而成为全班的英雄，有的女生很会逗笑而招众人喜欢。

女人眼中的好女人，成为女人间羡慕怨叹的对象，而女人眼中的好女人却与男人的视线有偏差，甚至隐含着“不受男人喜欢的”、让女人安心的恶意评价。所以对成绩好的女生，她们嘲笑其“女性资源”匮乏，挖苦她们不懂男人......不过，“女性分数”并不完全是靠自己挣来的，归根到底是被男人选择（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由男人赋予的价值，所以，思春期的少女们走向性早熟的行为，越出学校文化的规范。由此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貌似反抗学校文化的早熟少女，却成为男人社会里始乱终弃的性客体。同样，身处其中的“被女性接受的分数”获得者也不能幸免于难。她们“在他者”赋予价值高于自己挣来的大环境之下，会因不知在异性恋制度之下该如何举止而经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然后，她们会痛苦地懂得，被女人喜欢的女人，绝不能得到男人的喜欢。学业分数、女性分数、被女人接受的分数，三者的关系是扭曲的。女人的世界被这几种尺度进一步分离、隔断。正因此，作者认为：女人不会去建立一个像男人那样的、可用一元价值尺度测量的同性社会性的世界，也建立不起来。

五、两种“例外”状态

可在这种环境之下，女性能做的只有“接受”吗？

被现实包裹着的女性也有自己的突围方式，尽管这种突围并不彻底。

上野千鹤子注意到，不乏有女性将自己当作女人中的“例外”，即是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将厌女症转嫁出去。这里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女人，被男人当作“名誉男人”来对待；另一种是主动退出“女人”范畴，逃脱被估价的女人身份，即是“丑女”策略。那么，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是：何为“女人”？成为或退出“女人”又需要何种条件？

在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支配的社会中，“成为‘女人’的条件”是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没满足这个条件的，便不是“女人”。绝经的女人不是女人，失去乳房子宫的女人不是女人，丑女不是女人等等。这些女人，都被逐出“女人”的范畴。所以，当自觉意识到自己身体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时，便是少女思春期的开始，与年龄无关。同样，在这种环境下，女人之间的友情在“原理”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所有的女人都以男人为归属，而互为潜在的竞争对手。

将自己看作“女性”的例外，而大胆逃出“女性”范畴的女性可以算是一种自救，但这只能算是聊以自慰的说法，因为逃离出去的“例外”女性并没有逃离出“厌女症”的桎梏。

“在性别不对称的社会里，女人的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是不成立的，因为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有一个分配社会资源、尤其是成员资格的功能。女人欠缺社会资源，若想获得成员资格，（目前）只能通过归属于男人的途径。女人之间也有非正式的集团，可把那种集团称为“同性社会性共同体”只是一种错误的比喻用法。”

我们周围不乏充斥着色彩类词语，对此我们大多能马上能感知到这类调侃、戏谑背后隐含的“歧视”意味,有时甚至能举起抗议的旗帜。但隐藏得更深或者说更为我们忽略的其实是女性群体间特有的一类词汇，如“绿茶婊”“心机婊”.......说出这类词汇的当下我们或许是想对冒犯行为做出反抗，但于此同时我们又为旁观的“他者”增加了笑料、增强了男性群体的主体性，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大受欢迎”。可是，女性将走向何处？女性与女性又将以何种方式自处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我想一切待对以上问题的“质疑”后可慢慢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