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丽红，申畅

李提摩太(1845 － 1919)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70 年来华，从此开始了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国度里长达 45年的生命旅程。作为传教士，李提摩太留在中国的宗教印记并不突出，但当人们回溯晚清政治生活，却无法忽略他的身影。特例独行的李提摩太，一反同时代大多外国传教士的传统宗教路线，通过交结游说政要、办报立言等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宗教理想。

一、走上层路线:交结政要，游说参政

初到中国，李提摩太也尝试过用传统方式开展传教活动。他每天都去小礼拜堂布道，发现没有什么成效，来听布道的大部分是来自农村或偶尔路过的流浪者，他们出于好奇来看看外国人。他还经常于街头布道，散发小册子宣传基督教义，亦收效甚微。为找到有效的传教方法，李提摩太拜会回教徒、景教徒、佛教徒，甚至与中国的隐士参研各教派典籍，从中寻求启发。他认识到，宗教传播首先需要本土化。第一，中国人信奉“儒家思想”、祭拜祖先，他一反大多传教士的排斥态度，包容人们的祭祖活动，从而破除障碍，使基督教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第二，要使人信服，先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于是他换上了当地人的服饰，削了头发，带上一条假辫子，以拉近同中国人的距离。他的这一做法很有成效，当天就被邀请去一户人家喝茶。第三，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的思想顽固不化，比较难以接受外来宗教，但是他们深受病痛折磨的身体并不排斥外国的医疗帮助。1874 年上半年，李提摩太与布朗医生在山东半岛周围各县进行医疗传教，当布朗为病人诊疗时，他在候诊室里向候诊者布道。虽然由于不久之后布朗的离开，李提摩太终于找到的这条行之有效的传教道路不得不中辍，但是药疗带动传教的方式给了他不小的启发和帮助，他用奎宁丸、止疼药等药物救济了很多身患热病和霍乱的平民，在民间渐渐树立起了威望;他还通过赠送药品的方式结识了李鸿章。1876 年 9 月，李鸿章到烟台与英国代表签署《烟台条约》期间，李提摩太利用为李鸿章的士兵诊病、送药品的机会，与李鸿章初识，从而为其日后游说参政、涉足中国政界做了先期铺垫。来华前差会部负责人叮嘱他“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牢牢掌握在手中” 的思路 也不断提醒他要“寻找上等人”。正是受这种“走上层路线”的传教策略的驱使，1873 年秋，李提摩太首次走访济南，在那里亲身领略了中国科举考试的运作情况，并到考棚向应试的文人销售福音书。居留济南五个月后，李提摩太回到烟台。1875 年，他将传教据点迁往青州府。这时期，从爱德华·伊尔文( Edward Irving) 关于传教的著名演讲中，他进一步坚信传教的正确方式，就是去结识思想和文化上的领军人物———清政府官员与士绅阶层。

由于在山东的出色表现，1877 年 11 月，李提摩太应上海赈灾委员会的请求，到灾荒更为严重的山西开展救灾工作。一到太原，他就拜访了山西巡抚曾国荃，试图向其灌输自己的改良方案，并寻求赈灾中的官方协助，却遭致曾的猜忌和不满。在曾国荃看来，传教士只是为了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因而处心积虑阻挠其行动。但是，李提摩太最终凭借其在山东的经验和不懈努力，赈灾成绩显著。到 1879 年底，他带领。由此赢得了民众的尊敬和信任，也得到当地官员的支下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山西共发放十二万两赈灾款持和认可。

1880 年，针对中俄冲突，李提摩太撰写了小册子《和议论》，反对中国主战派，主张议和。他给北京的每个衙门都寄了一本，并于同年 8 月专程赶往北京，打算就此问题向高层官员上书。途经天津时，顺便拜见了李鸿章。李鸿章毫不客气地提醒李提摩太，他所吸纳的信徒不过是通过为其服务谋取生计，在中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这促使他比以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 。“中国是由相对少数人———政府官员和受教育阶层———所领导的国家”，“抓住了领导者，你就抓住了所有人”此他开始通过书信、拜访、会见等方式努力将其“上层路线”付诸实践。

通过深入研究和反思，李提摩太发现，对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它的科学发明与创造。于是，他决定针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普及自然科学知识。他相信，通过向官员和学者做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就能进一步对他们施加影响。为此，他购买了大量书籍，购置了大批教学与科研仪器。在 1881 － 1884 年间，李提摩太每个月都要应官员和学者的要求做一次演讲，并做科学实验表演。表演结束时，他总是把这些魔术般的科学演示结果归结为上帝的旨意和能力。李提摩太的努力收效显著，开始有很多官员和学者拜访他;在一次汉人和满人围绕一所刚建成的戏院归属问题所引发的争执中，知府强烈要求把戏院交给他用。李提摩太充分利用与来访者探讨自然科学的机会顺便讨论宗教，同时向他们渗透上帝的力量蕴做演讲含于自然界之中的思想。李提摩太的此番举动，不仅为他的传教事业培植了新的土壤———官绅阶层，也为他参与时政奠定了基础。从此，李提摩太的传教士身份开始扩展延伸。

1880 年，在左宗棠收复伊犁返京途经太原时，李提摩太同太原府的高级官员们一起去欢迎左宗棠，他带上了一幅自己制作的世界历史图集作为晋见礼。

1882 年，李提摩太拜访了新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上任伊始，张之洞力行改革，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里发现了李提摩太给前任巡抚曾国荃的建议书，于是派人请他放弃传教工作，出任政府顾问。李提摩太觉得自己不能离开崇高的传教职位去从事低级的世俗工作，所以他谢绝了巡抚的好意和报酬。张之洞在山西的改革计划随着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而偃旗息鼓，但不久改任湖广总督之后，他在辖区内建立钢铁厂，修筑铁路，开办各种工业和现代学校，大都出自在山西时李提摩太向他所提的建议。

李提摩太就是通过频繁接触中国各级官员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游说，从而打入清廷政治权利上层的。和他有过往来的中国政要包括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曾纪泽、翁同龢、孙家鼐、恭亲王奕訢、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等。这些政治行为看似背离了他的传教士身份，其实不然。当中国的有识之士正急于探索救亡道路，变法图强思潮正在孕育涌动之际，谁最早喊出时代之强音，谁就能够引领时代风骚。李提摩太所为，恰恰符合其在精神上引导中国上层人的思想套路。如学者所言，“1895 － 1898 年这个时期，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达到顶点。这种影响是通过私人关系取得的”，李提摩太是“一个把培植与中国高级人士的私人关系作为促进改革的有效方法的人”。

二、议政:通过出版物影响清廷政要的思想和决策

殷勤向清廷政要进言献策，为李提摩太赢得了改革专家的身份和形象，也为他赢得了新的机遇。1890 年 7 月，受李鸿章举荐，李提摩太担任天津《时报》主笔。他随即将该报由时事性较强的报纸改为政论性报刊，陆续在报上发表 200 余篇时论，积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该报力倡在中国进行改革，并通过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同时，该报还就中国的时政问题发表看法。一直致力于政治游说而效果不著的李提摩太，终于找到了一条影响中国上层人的最佳途径。1891 年 10 月，在服务《时报》一年之后，李提摩太继任基督教在华最大的出版机构同文书会( 后改名为广学会) 督办。缘由《时报》而切身体验了报纸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之后，李提摩太明白:“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 。“尤其是想透过较有知识和统治阶层的人，来提高中国人的水准”。

在论及文字工作的重要性时，李提摩太说到:“第一，印刷的书刊比口头的传道对中国士大夫们更合适，在公开场合中对基督教持有敌意的士大夫们，在私人家庭生活中可能因着文字工作被带到主前;第二，借文字来宣扬基督教，较不会引起暴动;第三，文字工作比其他方法较能直接地接触更多的人，也接触得更快，更有效。所以他上任伊始，便通过出版书籍和发行报刊，大力传播西学、倡言改革变法，以加强对中国上层政治人物的思想引导。李提摩太还展开了对中国上层社会人数的调查，以进一步圈定同文书会出版物的读者对象。根据他的统计，中国最重要的行政官员、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院长以及部分一般读书人，还有他们的子女等，约有 44，036人。李提摩太认为“要把这些人看作是我们的学生”，通过书刊去“系统地指导”这些人的思想，就等于指导了中国四亿人的思想，控制了这些人就等于控制了全中国。

1895 年 1 月，中国对日作战的失败使举国震惊，“京外大小各官，因地大十倍之中国，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也，莫不欲究其所以致此之故，求新之意，因此而起，而又惜讲求外事之书，寥寥无几”。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开始急切地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和方向。李提摩太出版的书籍和言论恰好迎合了这种时代需求，广学会的出版物开始大受欢迎，各省争相购买。官府订阅占广学会销售量的八分之五，光绪帝就曾订购 89 种该会出版的书籍，其书籍甚至远销海外。其中，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是《泰西新史揽要》和《万国公报》。

《泰西新史揽要》由英国人麦肯西著，李提摩太对其进行了翻译。该书涉及各国的风俗习惯、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的演变，特别详细地记述了各国兴利除弊、变法图强的历史，意在让中国的政府官员们了解世界发展的最新动态，使他们明白如果采用同样的改革措施，他们的国家由弱变强是有希望的。该书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正好为在积极探求救国自强之路的国人提供了值得参考和借鉴的良方。恰如梁启超所赞:“《泰西新史揽要》述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该书初版就印行了 30000 册，之后又多次再版，仅在杭州一个城市，就有不少于六个盗版本，成为“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 康有为的许多观点便是以此书为蓝本。帝师孙家鼐曾告诉李提摩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要为向皇帝讲读《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要为向皇帝讲读《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长久以来所做的努力显然非常有效，其影响力甚至已上达天听。

《万国公报》，初名为《中国教会新报》，1868 年 9 月 5 日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个人斥资创办于上海;1874 年 9 月 5 日，出至第 301 期时改名《万国公报》。该报复刊词明确宣示:今后刊物的首要目标，就是指望引导中国“敦政本”“阅是编者，不出户庭而週知中外之事变，得以筹划于机先，弥缝于事后”。为此《万国公报》以“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为首要内容，进一步扩张“西学”容量，大力译介西方自然科学及社会政治学说，以满足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后，国难日亟、民情激愤情势下中国社会日益迫切的“西学”需求。此外，《万国公报》格外重视论说，发表了大量评论中国时局、鼓吹变法的文章，以迎合当时国人急于雪耻、力图振作的求变心理。有关于此，熊月之的评价极为恰切:“《万国公报》所传播的西学，在 19 世纪后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种中文期刊都不可比拟的。李提摩太本人就为《万国公报》累计撰稿 100 余篇，就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历陈中国积弊，为中国变法提供方案。

其中，《新政策( 并序) 》(1896 年 4 月) 一文，是李提摩太向清廷所上有关新政的总设计书，提出了教民、养民、安民和新民之法，并主张设立负责新政事务的“新政部”。《帝王初学》(1898 年 3 月至 1898 年 9 月) ，并序共二十一课。文章开宗明义，阐述了闭关锁国的弊端以及睦邻友好的必要性，向皇帝提出社会改革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1899 年2 月，《万国公报》第 121 卷上首载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第一章，最早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的学说。该文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

正如苏慧廉所说:“在中国还没有哪一位外国人、传教士或教友能有这么高的知名度。在中国的每个行省、城市以及数不清的城镇和乡村，李提摩太这个名字广为人知，并备受推崇。从端坐于宝座之上的帝王之尊，到粗制木凳之上的农村学生，李提摩太的著作都不乏读者，他对中国的热爱也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万国公报》有关西学的介绍和变法宣传，引起了中国官绅阶层的普遍关注。其发行量逐年递增，由 1876 年的1，800份，增至 1897 年的 5，000 份，最后发展到 1903年的 54，396份，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中国上海招商局的管理者将他们的定数增加了一倍，并把广学会的一些出版物分送北京的高级官员。

光绪皇帝就订有全套《万国公报》，并下令按期呈览，高级官吏们还经常就刊物中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维新派的一些改革思想就出自李提摩太的言论。对此，李提摩太说过:“我曾提出的各项建议几乎都被揉进了请愿书中，并被浓缩在一个绝妙的小小指南针中。无怪乎他来拜访我，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共同观点”。可见其对维新派的深远影响。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言:“变法成为一个运动，《万国公报》是有力的推动者”。

《万国公报》这种通过言论干预时政的倾向，对中国近代报业亦影响深远，它揭开了“政论时代”的序幕。在李提摩太的努力下，广学会也成为深刻影响中国人的传播西学和鼓吹变法的文化机构。如此种种，都为李提摩太参与中国政治，在即将开展的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增加了政治资本。

三、直接干预中国政治

甲午战役的败绩，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一场要求体制变革的浪潮袭来。李提摩太穿梭于政府官员之间，继续兜售自己的变法主张。从 2 月到 5 月间，他三次拜会张之洞;9 月，多次拜访赋闲在家的李鸿章。由李鸿章建议并牵线，他又先后拜见了总理大臣翁同龢、恭亲王奕訢及工部尚书刚毅等大员。应翁同龢请求，李提摩太就中国急需改革的方面写了一个草案，强调尊奉天意的国家才能繁荣昌盛，违背天意的国家必然衰落灭亡;提出对中国来说生死攸关的四项要求:教育改革、经济改革、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精神的更新;还包括皇帝聘请两名外国顾问、立即进行币制改革等七项具体建议。

另一方面，李提摩太还和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维新活动家频繁接触。10 月 17 日，他第一次在北京会见了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从此与维新派建立起联系，时常被邀请参加强学会聚会。对此，李提摩太说过:“在每一次聚会中，人们演讲的内容都是中国的改革问题，在接下来的改革派最感兴趣的讨论中也是如此。”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亦常就改革事宜请教于他。维新派的政治活动家们甚至直接借用了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报纸，并且开始的时候，其报纸的内容都是从广学会的《万国公报》上转载［2］。梁启超听说李提摩太需要一位秘书，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服务。李提摩太在北京期间，梁一直协助其工作。就在李提摩太觉得终于可以对中国的精英分子直接施以影响，将他的改革计划付诸实施时，方兴未艾的变法运动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戕害。1896 年 1 月 20 日，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压制下，下令封闭了强学会的会所，查禁了该会的一切活动，出版才四个多月的《中外纪闻》遭封闭。

在北京活动了五个多月后，李提摩太决定回上海。2 月 24 日，在他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翁同龢来到他的住处，这是空前的举动，此前还没有一位中国的总理大臣曾访问过传教士的住处［3］。1896 － 1897 年，李提摩太第二次回国度假。期间，中国的政局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维新派重整旗鼓把变法运动推向了高潮。

1897 年秋，因鼓吹变法而闻名遐迩的李提摩太一回到中国，便进入了运动的中心。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邀请李提摩太进京，担任皇帝的顾问，李提摩太踌躇满志。然而形势急转直下，顽固派纠结力量准备反扑，李提摩太致力于多年的试图通过影响中国最高统治者促动改革的努力再度落空。9 月 18 日，他见到康有为，向康有为出示了他拟写的计划书，提出由英、美、日共管中国，要清政府交出全部政权，以解救危机。随后拜见了孙家鼐，得知皇帝拟于 23 日召见他，但慈禧在 21 日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下令逮捕维新派领袖。政变后第三天，李提摩太在寓所与康有为、谭嗣同等秘密商讨如何挽救光绪帝，决定分头吁请各国驻华公使出面，然终未能如愿。

在中国的社会改革方面，李提摩太更倾向于温和的改良而非激进的革命。他认为通过启蒙运动循序渐进能更好地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所以他同情、支持中国的维新派，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却持反对态度。

1896 年，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获释之后，正在伦敦度假的李提摩太去拜见了他，提出中国需要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企图劝说孙中山放弃革命，走改良道路，遭到回绝。1900 年，李提摩太从上海前往纽约出席基督教普世宣教大会，途经横滨时再次拜会了孙中山，终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同样是基于渐进改良的政治理念，李提摩太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表示赞同。他认为袁世凯强化军队的战斗力，会给中国带来和平。当他听说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后，竟然说:“这是他一生中走得最聪明的一步”，因为孙中山对政治毫无经验 “而袁世凯大概是中国最有经验的政治家。” 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对外大借款，李提摩太再行劝阻，结果又碰了一鼻子灰。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政治舞台的每一次风吹草动，几乎都缺少不了李提摩太的身影。积极干预中国政治，使他成为一颗耀眼的政坛明星，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发生着重大影响。为此，也赢得了各种殊荣。1903 年，他被清政府授予头品顶戴，诰封三代;1907 年，他被赐予双龙宝星勋章。

李提摩太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立志传播基督教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然而中国的现实迫使他选择间接传教策略，从在思想上引导中国上层社会做起。积极干预中国政治，使他成为近代来华传教士中少有的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办学兴教，又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而他在报坛的作为，无疑开创了通过办报宣传和推行政治主张的先例。集传教士、政客、教育家、报人于一身的李提摩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正如李宪堂所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提摩太影响了一个时代:他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世变局中涂抹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开创了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