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作家刘子超站在霍尔果斯口岸，眼前是通往中亚的卡车队列，以及远方壮阔的天山，他不禁想：当下的中亚是什么样的？天山底下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为了探访我们神秘的邻居，刘子超在九年里数次深入亚洲腹地，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展开一场寻觅之旅，写就了中亚游记《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的旅程》。

　　7月17日晚上8点，刘子超携其新书《失落的卫星》做客单向空间，与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罗新畅谈，分享各自深入亚洲腹地的旅程。作为资深的旅行爱好者和写作者，两人谈论了各自对旅行和旅行文学的想法，分享旅行的意义和写作的秘密，讲述旅行何以成为一种诱惑，一种生活，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深入失落大陆，寻找被遗忘的声音

　　在去中亚前，刘子超读过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写的纪行，历史课上也学过撒马尔罕、河中地区、七河之地等相关历史知识，那些充满想象的地名，从此在心中生根。同样的浪漫，也体现在罗新教授身上。当被问到为何着迷于中亚时，罗新将其分为两方面，一是跟学术有关，二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读大量苏俄文学，尤其是像艾特玛托夫等名家的作品，在心中培养了对中亚的浪漫想象。

　　这种浪漫在旅行中逐渐变成更为复杂的感受。2011年，刘子超第一次抵达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他在首都塔什干看不同的人种，面对着一个极其陌生的世界。第一次中亚之旅伴随着震撼，但回到家后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为了真正了解这个神秘的邻居，刘子超学习了俄语、乌兹别克语，在九年间去到了中亚所有能去到的地方——沿着国境线飞驰，绕过散落的飞地，驰骋于帕米尔无人区，在苏联的核爆试验场抛锚，他以探险者的精神见证隔绝之地；踏上撒马尔罕的金色之路，徜徉于血腥战场和帝国宫殿，凝视最古老的圣书，抚摸玄奘笔下的佛塔，他试图寻回古人的目光。

　　一路上，刘子超还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收集了大量中亚普通人的真实故事：在塔吉克斯坦，他结识了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青年，聆听他为何将希望寄托于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他遇见被流放至此的朝鲜人后裔，他们不再会说母语，卖着已经变味的泡菜；在干枯的咸海边，他遇见困守咸海七年的中国人，聆听活在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的感受；在乌兹别克的酒吧里，他听见把酒言欢的商人指着撒向空中的钞票大喊：“你之前看到的全是假象，这才是现实！”

　　在这片处于全球化边缘和大国夹缝间的土地，一场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寻觅之旅就此展开，一个个徘徊在希冀与失意、自由与迷失之间的沉默者浮出水面。这片失落大陆的被遗忘的声音，就被记录在《失落的卫星》一书里。

　　获评全球真实故事奖，为中国旅行写作树立标杆

　　在正式出版前，刘子超笔下的中亚故事就已经颇受关注，个别篇幅在媒体刊登后不仅迎来读者的青睐，也为受到国内名家、媒体乃至国际大奖的高度赞许。

　　2018年，经评委西川、陈嘉映、董国强、姚晨、许知远、阿乙筛选，刘子超便从近500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单向街公益基金会“水手计划”的五位入围创作者之一。

　　作家许知远盛赞刘子超是“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游记作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则认为，在近代中亚游记中，《失落的卫星》是第一部高质量的原创中文作品，“为今后的旅行写作树立起标杆”。

　　在当晚的沙龙中，罗新也谈及自己初读《失落的卫星》的感受，表示自己非常吃惊，想不到中国人会写出这样的旅行文学作品。罗新教授指出，中国人外出看世界的现象在以往并不多见，但到了今天，哪怕再偏僻、再困难的地方都有中国人，年轻人发表的旅行记录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新的、好的形势，《失落的卫星》正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刘子超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越来越多中国商人凭着悟性和开拓精神出海，中国作家也开始有机会和能力用中国人的视角打量世界。

　　早在2019年，经评委梁鸿、李海鹏、吴琦推荐，《失落的卫星》中的乌兹别克篇章便入围了由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担任顾问的“全球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这是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甄选、由29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参与的非虚构特稿大奖。最终，刘子超的作品评获该奖的特别关注作品。

　　《纽约客》资深记者Jon Lee Anderson称赞其富含“简洁、直接的散文风格，以及独特的幽默感、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全球真实故事奖”评委Margrit Sprecher则认为，读完刘子超的作品，“你对这片土地的了解比读一百篇政治类文章还要多”。

　　在疫情时代，旅行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在《失落的卫星》之前，刘子超曾出版两本游记，游历过欧亚多个地方，从一个全职的媒体记者转变为专门旅行、写作的自由人，2016年后决定深入中亚，为这片土地写一本书。罗新教授也曾数次抵达欧洲、中亚等地做研究、考察及学术交流，除了长期关注中国之外的土地，常年坚持长距离行走，并创作出《从大都到上都》这样的行走游记。对于两人来说，旅行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刘子超认为，旅行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自己去实践、去行走、去发现。对此，刘子超借用“新游牧”（Modern Nomad）的说法：“游牧者是有方向的，比如从夏牧场到冬牧场，而不是漫无目的。他的随身物品很少，经过断舍离后，没法带上路的东西就不要了。我现在正是这个状态，在生活中做减法，断舍离后带上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做有目的的旅行。”

　　罗新则认为，旅行是接触到全新的世界，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方，看到一些不认识的人。在跟生活在异地的他人深入接触之后，才能发现他们跟我们是差不多一样的人。这种确认就是写作的过程、旅行的过程。在今天，在这个时代，这种确认很宝贵。

　　在西方，旅行文学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早在十九、二十世纪，欧洲就涌现大量游记作家。这种对中国读者来说还算新颖的文体，涉及许多历史和文化知识，那么在这两位资深读者看来，什么才算好的旅行文学作品呢？

　　刘子超认为，好的旅行文学应该充满人的故事，比如奈保尔写的《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奈保尔曾说自己想让这本书充满人的故事——呈现出一个地方的人心，就是旅行文学到达最好水平的一个标志。

　　对此，罗新教授表示认同：“凡是好的、成功的旅行文学大概都有这个特点，就是写了大量的人。” 他认为，刘子超不同于普通游客，而是带着一种真正旅行者的视角，“他是去街巷跟人接触，记录真实的人的故事，这是西方旅行文学非常优秀的传统。”

　　刘子超也认为，在这本书里，旅行慢慢变成一种方法。旅行退后了，人浮现出来了。旅行目的就是遇见人，寻找具有某种时代感的故事。这本书是一个尝试，是一个努力去找人的过程。

　　在不便出门的疫情时代，旅行似乎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一本游记的出版更像是一种逆向行为。对此，罗新教授指出，正是在偏见泛滥的年代，旅行的意义才更为重要，正如马克·吐温所说：“旅行是偏见的天敌。”

　　曾经庞大的帝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踏上未知废墟，如游牧者般寻觅

　　朝着太阳落下的方向，在雕像倒下的地方，寻找中亚的失落之心

　　九年间，作家刘子超数次深入亚洲腹地，前往神秘的邻人之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在这片处于全球化边缘和大国夹缝间的土地，展开一场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寻觅之旅。

　　沿着国境线飞驰，绕过散落的飞地，驰骋于帕米尔无人区，在苏联的核爆试验场抛锚，他以探险者的精神见证隔绝之地；踏上撒马尔罕的金色之路，徜徉于血腥战场和帝国宫殿，凝视最古老的圣书，抚摸玄奘笔下的佛塔，他试图寻回古人的目光；结识将未来寄托于汉语的塔吉克青年，遇见困守咸海七年的中国人，在乌兹别克的酒吧里，听见把酒言欢的商人指着撒向空中的钞票大喊：“你之前看到的全是假象，这才是现实！”一路上，他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徘徊在希冀与失意、自由与迷失之间。

　　一切如同离轨的卫星，暧昧而失落，充满活力、孤独和挣扎，我们就在隔壁，却浑然不觉——直到旅行开始，直到翻开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