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中，春节才是新一年的真正开端。这种习惯是在过去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养成的。而奠定这一民族习惯的，是大史家司马迁。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已故父亲的职位，正式成为西汉王朝的太史令。事实上，西汉的太史令是天文官，相当于汉王朝的皇家天文台台长。不论天文、历法，还是占星、候气（预测节气变化），都归太史令管。因此，写作《史记》只能算是司马迁的“副业”，规划好王朝的历法，才是他的首要任务。

    古代劳动人民是很难直接接触到历法的。如果官府不向他们通报日期，他们往往弄不清楚“今夕是何年”，更别说弄清楚今夕是何月、何日了。

    可是，劳动人民承担着绝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如果他们不知道年月日，分不清一年四季，就会耽误春种秋收。这就需要国家主持下的机构制定出历法，将一年四季精确的时间表通过各级政府下达到基层民间。这在古代就叫作“敬授民时”，即郑重地将历法交给百姓，使百姓知道时令变化，不误农时。这也是司马迁身为太史令的责任。

    因此，司马迁一上任，就针对汉王朝当时的历法状况，提出了修订历法的建议，拉开了“太初改历”的序幕。     

    “太初改历”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历法改革。司马迁之所以一上任就着手推动这项大工程，有科学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必要性。

    从科学上讲，汉王朝自建立以来，采用的始终是秦朝的历法，叫作“颛顼历”，到司马迁的时代，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调整过了。

    历法都是有误差的，长期不调整，误差就会积累放大。我们现行的公历也有误差，约每三千年误差会积累到多出一天。到时，需要人为减去多出的一天，抵消掉误差。古代历法误差更大，汉人用秦历，到司马迁的时代，误差已经很明显了。比如，日历上是月底三十或月初初一，可天上能看见月牙。这就会使得节令不准，贻误生产、妨碍生活。

    从政治的角度讲，到司马迁的时代，历法也应该修订了。

    制定历法是复杂尖端的学术工作，必须依靠国家的技术力量才能完成；然后再通过国家的行政渠道颁布给百姓。因此，历法代表了国家的权威。那么，如果历法不准确，影响了生产、生活，就会令百姓感到困惑，有损国家的威信。

    司马迁一当上太史令，就联合几位同僚上书朝廷，倡议改革历法，希望通过制定一部新的历法，彰显出汉王朝的新气象。朝廷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决定改革历法。同时决定，这次历法改革就由司马迁来主持。

    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几年，汉王朝开始了建国百年以来的第一次历法改革。

    当时，朝廷集中了一批学术精英，组建起了一个二十多人的改历班子，其中包括著名的占星家唐都、出身于巴蜀民间的历算家落下闳，还有其他从官员中和民间选拔的治历者。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是精通数学的历算家邓平，而掌握全局、协调各方的总主持人，就是司马迁。

    事实证明，司马迁是一位称职的学术组织者。在他的主持下，用了一年左右，大家制定出一部全新的历法。通过实际观测发现，实测数据和推算历法对得上，证明了新历法的有效性。于是，汉武帝下令，将新历法颁行全国，同时，改年号为“太初”，这一年就叫作“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新颁行的历法就被称为“太初历”。

    在科学上，它修正了旧历法在长期沿用中积累的误差，在技术上也有一些革新。但“太初改历”真正的开创意义主要在政治和文化上。

    这部新历法对汉王朝统一治理国家非常重要。因为，统一王朝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统一，还意味着时间的统一。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如果服从中央王朝的领导，就称为“奉正朔”，即指奉行与中央相同的历法。

    在战国时代，列国各自为政，都有自己的历法。这意味着，列国各有各的时间表，本国的一月，可能是别国的二月、三月。因此，秦灭六国实现统一之后，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颁布《颛顼历》，统一了全天下的历法。

    到汉朝建立，一时无暇顾及制历这类复杂的科学工作，只好暂时沿用秦朝的《颛顼历》。

    直到《太初历》制定出来并颁行全国，汉王朝才拿出了不同于前代的时间管理方案，实现了天下在新历法基础上的统一。

    （《光明日报》2.2 张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