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了多起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很快被证实这是由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引起的，2020年1月12日WHO将其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1]。2月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其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2]。尽管武汉的COVID-19病例的临床特征已有部分研究[3]，但该病在其他省份的流行病学特征仍有待深入研究，现对天津市报告的135例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旨在对COVID-19的防控提供基础资料。

1.资料来源：病例基本信息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报告卡。

2.相关定义：确诊病例：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相关流行病史、临床症状并经过RT-PCR核酸检测阳性的病例[4]。无症状感染者：无临床症状，呼吸道等标本新型冠状病毒病原学检测阳性者。无症状感染者发病日期：阳性标本采集时间，诊断日期：阳性检出时间[5]。聚集性疫情：依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五版）》的定义：14 d内在小范围（如一个家庭、一个工地、一个单位等）发现≥2例的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且存在因密切接触导致的人际传播的可能性，或因共同暴露而感染的可能性[5]。临床分型：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的分类标准参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4]。

3.调查方法和内容：对所有病例采用中国CDC统一设计的调查表收集信息，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年龄、性别、既往基础疾病史等）、病例就诊及治疗情况（包括发病及就诊时间、临床症状等信息）。所有调查信息均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区级CDC专业人员负责填写，市级CDC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核确认。

4.指标计算方法：潜伏期＝发病时间－暴露时间；代间距＝第n+1代发病时间－第n代发病时间；续发率＝潜伏期内易感接触者中发病人数/易感接触者总人数×100%。

5.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x±s或M（QR）描述，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描述。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及Wilcoxon秩和检验。率和构成比的比较使用χ2检验。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对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多变量筛选采用逐步进入法，进入和退出方程的P值均分别设定为0.05和0.10。所有的分析均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病例分布地图由Mapinfo 7.0版本绘制。

1.基本情况：135例病例中，男性72例，女性63例，年龄（48.62±16.83）岁，最小8岁，最大90岁。其中3例死亡，病死率为2.22%。职业排在前3位的为农民31例（22.96%），离退休人员21例（15.56%），家务及待业人员19例（14.07%）。医务人员1例（非医源性感染）。33.33%（45/135）的病例至少有一种基础性疾病，最多的为心脑血管疾病（84.44%，38/45），其中高血压25例，糖尿病14例；其次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占17.77%（8/45）。3例死亡病例2例有心血管疾病、1例有肾癌。

2.发病时间分布：天津市最早发病时间为1月13日，至1月17日以武汉市旅居史人员为主，1月19日之后本地病例逐渐增多，1月26日发病数最多为12例，1月31日为第二个发病高峰，发病11例。发病者的旅居史从武汉市逐渐转变为湖北省其他市，之后也出现了其他省市旅居史的病例，2月4日之后全部为本地病例。从发病到确诊报告的时间间隔中位数为6（3~8）d，发病呈现增长到高位波动再到缓慢下降的过程。见图 1。

3.地区分布：天津市16个区中有14个区有病例报告，发病数排前3位的区为宝坻区60例、河东区14例、河北区12例，这3个区病例数较多与聚集性疫情有关。位于北部的蓟州区、西南部的静海区无病例报告。见图 2。

4.感染来源分析：135例中19例（14.07%）14 d内有武汉市旅居史，5例（3.70%）有湖北省其他市旅居史，5例（3.70%）在湖北省以外省市接触过确诊病例，5例（3.70%）有湖北省以外省市旅居史，但否认接触过发热呼吸道病例。其他101例（74.81%）均为本地感染。

本地感染的101例病例中，来源于亲属59例（58.42%），来源于公共场所28例（27.72%），来源于集体单位的同事12例（11.88%），其他2例（1.98%）无明确感染来源。

5.聚集性疫情：

（1）疫情概况：共发生33起聚集性疫情，原发聚集性事件18起，引起家庭续发15起，涉及116例病例，占全部病例的85.92%。发病最多的为公共场所（宝坻区某商场），共造成27人发病，其中10人引起家庭续发病例15人；其次为集体单位（河东区某客运段）10人发病，其中4人引起家庭续发7人。单纯家庭聚集13起，共引起47人发病。见表 1。

（2）潜伏期计算：选择单次暴露的人群，即根据暴露于宝坻区某商场的16名顾客的发病潜伏期计算COVID-19的中位潜伏期为6.5 d，最短3.0 d，最长13.0 d。

（3）代间距计算：28起家庭聚集性中，排除共同暴露，能确定明确的代际传播的26起，共引起家庭内二代传播53例，未发生三代传播，判定密切接触者共259例，家庭内续发率为20.46%（53/259）。通过计算，53对首例与二代续发病例的代间距平均为5.00（95%CI：3.64~6.15）d。

（4）聚集性疫情控制效果：对天津市两起较大的聚集性疫情实行严格控制措施，1月23日对客运段采取封控措施，2月1日开始对宝坻区采取管控后，相关的病例均呈下降趋势，采取控制措施后至最后1例病例时间间隔未超过一个最长潜伏期。见图 3。

6.临床特征：

（1）首发症状：135例中有4例无任何症状，3例男性、1例女性，中位年龄67岁，年龄为48~89岁。4例均为既往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且均无基础性疾病。131例有出现症状的病例中首发症状有发热（体温≥37.3 ℃）的病例占78.63%，体温为（37.88±0.60）℃，除发热外，其次为咳嗽（56.48%）、乏力（19.08%）。有腹泻症状仅占5.19%。

（2）影像学与实验室检查：131例有症状的病例中有103例（78.63%）X线或CT显示肺部有改变。其中主要为磨玻璃样阴影59例（57.28%）和斑片状阴影25例（24.27%）；显示肺纹理增粗19例（18.44%）中14例为X线诊断。白细胞总数为（5.47×109±2.06×109），白细胞总数降低的33例（24.44%）。

（3）就诊情况：131例出现症状的病例发病到就诊间隔中位时间为4（2~8）d，其中市区的间隔为4（2~7）d，郊区的间隔为6（3~8）d，郊区的就诊间隔长于市区（Z＝-2.130，P＝0.033）。在就诊于发热门诊前自行服药治疗的44例（32.59%）。就诊于一级医院的有15例（10.34%），其中13例居住在郊区。

（4）病情严重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131例出现症状的病例中，普通型69例（52.67%），重型51例（38.93%），危重型11例（8.40%）。将重症型和危重型合并为重症分析，将是否为重症病例作为因变量，将病例一般情况、就诊情况、既往病史及是否为聚集疫情病例等变量纳入单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心脑血管病、慢性基础性疾病病种数为重症的危险因素，OR值（95%CI）分别为1.052（1.063~1.079）、2.481（1.140~5.402）、1.668（1.123~2.479）。将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年龄、慢性基础性疾病病种数是重症危险因素。OR值（95%CI）分别为1.038（1.010~1.167）、1.709（1.052~2.777）。见表 2。

从天津市135例COVID-19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来看，初期以武汉市输入病例为主，后期出现本地传播，符合COVID-19人传人的特征。而135例病例3例死亡，3例病例中1例患有2型糖尿病史30余年，高血压9年，冠脉搭桥手术史2年、1例高血压病30年，脑梗死10年，糖尿病18年，8年前因右肾癌行右肾切除术、另外1例有冠心病史9年。3例病例均为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基础疾病加重死亡。135例中出现4例无症状感染者，均是通过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筛查中发现的，以上特征均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描述的COVID-19的临床特征一致[4]。

天津市的发病时间从1月下旬快速上升，至26日达到第一个高峰，后缓慢下降，到2月1日出现另一个高峰后呈现下降趋势，与全国确诊病例发病时间趋势基本一致[6]。对两起较大规模的疫情采取及时的管控措施，包括对客运段整个单位的人员采取集中隔离以及对宝坻区某商场涉及的所有人员进行居家隔离和宝坻城区的交通管制措施，两起聚集性疫情的发病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天津市整体的发病也呈现也下降趋势。

从出现症状病例的临床特征来看，首发症状为发热的病例占78.63%，咳嗽病例占56.48%，乏力占19.08%。既往研究发现发热、干咳及乏力是成年人感染新冠病毒以后的较常见表现。80%~98%的病例有发热，约80%的病例有干咳，40%~60%的病例有乏力[7-8]。本研究结果中发热与既往武汉市等地区的研究基本一致，但咳嗽和乏力的比例较低，究其原因，本研究主要统计的是病例的首发症状，多以发热为指征到医院就诊，随着病程增长，肺炎症状加重，咳嗽以及全身症状会逐渐显现。

从影像学特征来看，78.63%的病例显示肺部影像学改变。其中主要为磨玻璃样阴影和斑片状阴影。与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专家推荐意见中描述的成年人COVID-19的早期胸部CT特征一致[9]。从未看到磨玻璃样阴影和斑片状阴影的病例来看，多进行的为X线诊断，诊断为肺纹理增粗，相关研究也发现，胸部X线片检查对结节、磨玻璃影阳性率低[10]。因此，考虑到COVID-19具有特征性，建议胸部CT作为重要早期辅助诊断手段。

对于新发传染病的潜伏期，既往研究也发现，最好采取明确单次暴露的病例进行计算[11]。本研究利用聚集性疫情中有单次暴露的16例病例计算疾病的潜伏期，相较于用全人群中暴露时间不明的数据更加科学准确，得出中位潜伏期为6.5 d，最短3.0 d，最长13.0 d，中位潜伏期与最长潜伏期均在诊疗方案公布的范围之内。

本研究结果显示，单因素分析中年龄、心脑血管疾病、患慢性基础性疾病病种数是重症病例的危险因素，但多因素分析发现，最终年龄和患慢性基础性疾病病种数进入回归方程。可能由于患多种基础性疾病，其体内免疫球蛋白、补体等免疫因子水平异常，直接影响病例免疫能力[12]。对新冠病毒易感性增强，而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又使原有的多种基础性疾病加重，最终更易造成多脏器功能受损，导致病情加重。从本市的死亡病例也看出，2例病例均患有多种基础性疾病，最终导致死亡多为多器官受累导致的功能衰竭。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病例来自非高流行区（湖北省），例数较少，可能不能代表高流行区感染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另外，死亡病例为感染引起的基础疾病加重引起，由于确诊病例较少，可能高估了该疾病的病死率。中位潜伏期的计算也有待于收集更多单次暴露的病例进行深入研究。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