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周末　　

       法治周末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教育部人事司日前发布今年工作要点，其中提出，用改革的办法选准选好书记校长，优化领导班子结构。为此，教育部决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试点公开选拔校长。

　　公选大学校长，这是对前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落实。然而，能否通过公选校长，推进大学去行政化，首先必须明晰大学校长究竟是干什么的。

　　在以前的大学选拔、任命机制中，大学校长首先是一名官员，由于大学有副部、正厅等行政级别，因此，候选校长必须满足相应的行政级别―――副部级高校校长候选者必须有正厅或相应级别，这既把级别不符合者排除在外，也使大学校长职务变成了某些官员仕途升迁的台阶。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推进，学校要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按照这一精神，在公选校长中，就应该尝试不再按照原有的行政级别体系，而是取消级别这个前置条件，择优聘用。

　　但遗憾的是，此次教育部将要开展试点的校长公选，在候选者标准中，行政级别仍旧是不可逾越的门槛。这也就意味着，看起来颇有新意的改革，并没有撼动大学校长首先是行政官员的定位。

　　从世界一流大学遴选校长的实践来看，大学校长是按职业化的要求进行遴选、管理和评价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十分关注候选者是否懂教育、懂管理以及是否拥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这是校长职业对候选者素质的基本要求。

　　说到底，大学校长就好比大学的CEO，负责大学的运营。为了选出胜任大学校长岗位的人选，校长遴选委员会通常由大学理事会指定组成，这样选择出来的人选，也就必须对大学理事会负责，对师生负责。

　　对于校长任期内作出的贡献，完全从管理大学的业绩角度进行评价，而不再看其科研或者教学。当校长任期届满，大学理事会会评价其管理大学的成败，决定是否续聘，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以连任多个任期，而不是任满后就得“换届”。在国外大学，连续担任校长一职长达二三十年者大有人在，也成就了其教育家的事业。而我国校长由于有任期制，所以年限一般较短。由于校长没有级别，不再担任校长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重新选择自己的职业，而不必由组织为其安排去向。

　　我国社会和教育领域，对大学校长的管理和评价模糊不清，一名学者担任校长之后，往往照样从事学术研究，而社会也时常用学术成就来评价其贡献。这是似是而非的。我国大学的行政化问题，与校长的职责不分有着很大的关系。作为职业化的校长，其贡献就在于管理好大学，而不是学术成果，甚至从精力和利益回避出发，完全有必要要求大学校长在任期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否则，一心二用，可能造成精力分散，还会出现以行政权力通吃学术荣誉和教育荣誉的不良情况。

　　与国外成熟的大学校长遴选与管理机制对比，我国尝试的大学校长公选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从目前的操作看，公选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那么，其遴选标准自然也是行政标准，而非教育标准和管理标准；这种方式遴选出来的人选，一方面难以体现学校特色，另一方面仍旧对行政部门负责，而非对学校办学负责。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曾表示，今后校长要专业化、职业化、去行政化，并强调，专业化不是行政化，不是按照官员的标准来选校长，而是按照校长的标准来选。但这并没有在公选中充分体现出来。至于对校长的管理，是否能按职业化进行要求，也不明朗，去年湖南大学新任校长赵跃宇自己提出在任期不做学术研究，得到舆论一致好评，但这只是个体行为，并不是一项制度安排。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校长遴选、管理与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为此，我国教育部门和大学应该真正搞清大学校长究竟是干什么的，并以此来组织公选、管理。否则，只有公选的形式，但遴选的标准不变、管理的思维不变，我国大学的校长，就难以摆脱官员定位，我国的大学，也无法脱离行政权力至上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