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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天水历史悠久辖区的秦州、麦积两区有知名的石窟艺术以及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甘肃天水的五大民俗传统文化是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石窟文化、先秦早期文化以及三国文化。
伏羲传统文化
五千多年前出现的伏羲文化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源头。传说伏羲皇发明网罟，教民渔猎，创八卦，别姓氏，倡导彩陶文化、玉石文化、龙文化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伏羲皇用爻片创作的“日月三爻图”是中华文字与数字的开端，也是中华易学的开端。因此，伏羲皇被历代中华儿女尊称为【人文始祖】。伏羲文化是伏羲时代产生的龙文化、玉文化、观天文化、姓氏文化、渔猎文化、太极八卦文化，原始文字与数字文化的总称。太昊伏羲皇首创的龙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精神纽带，成为民族传统、民族感情、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伏羲传统文化简介
羲庙祭奠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相传为伏羲生日。这一天，天水市民众自发集会到伏羲庙祭奠“人宗爷”（按：天水人习惯将伏羲称为“人宗爷”），乞求幸福安详，新年好运气。
除了民间祭祀这些传统文化外，天水还在每年举行盛大的公祭活动。
文明之光
据《三皇本纪》记载：伏羲“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于庖厨”。伏羲通过仰观俯察，了解自然万物，所画八卦是用8个符号，分别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利用八卦占卜吉凶，正是这种对世界初步认识和把握方式，并孕育着中国哲学的萌芽，这也是后来《周易》的思想基础。此外，伏羲还立九部、设九佐，以龙纪官，号龙师。禅于伯牛，钻木取火，教民熟食；制历法，定节气，消息祝福，以测吉凶，尝百药，制九针，以拯天疾，开创了中华最早的文明。
始祖地位木本乎根，人本乎祖。民族始祖是民族精神的支柱，是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也是神圣血缘观念的具体表现。一个民族始祖地位的确立，有历史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同时也是多种文化相互融汇的结果。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始祖是国人历经千百年反复审慎地选择而确立起来的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的代表。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的本身也是历史性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于民族先祖的认定，是从远古的传说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确立起来的。“三皇五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世系位序的排列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已逐步确立。“三皇五帝”的世系之中，太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居神农、黄帝之前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史书记载
关于太昊伏羲的文字记载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左传》、《管子》、《周易》、《庄子》、《荀子》、《列子》、《战国策》、《国语》、《世本》、《逸周书》、《山海经》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太昊伏羲的表述。《周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这段话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伏羲功业和始祖地位，影响甚大。
在正史中，司马迁《史记》从五帝之首的黄帝记起，未为伏羲立传，但他在《太史公自序》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肯定了伏羲的文化贡献。到了东汉班固的《汉书》，则突破《史记》的界限，将上古帝王世系从黄帝推至伏羲，伏羲开始登上官定正史。《汉书·古今人表》中首叙伏羲，次列炎、黄；《汉书·律历志序》引《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诸语，认为“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并以太昊伏羲为历史源头，确定他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地位：“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这就是说，在古帝王系统中，只有太昊伏羲氏是“继天而王”的，因而他是百王之先，炎、黄诸帝继伏羲而王。
晋代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是一部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史书，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三皇首列伏羲，次为女娲、炎帝。梁代肖绮《〈拾遗记〉序》中说：“文起羲、炎”。其后唐高祖《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修晋书诏》均以伏羲为中华文化的肇始者，所谓“伏羲以降，因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至唐开元间，司马贞为《史记》补写《三皇本纪》，综述、补充前世有关伏羲的文献材料，成一篇较为完备的史传。至此，伏羲在历史古代典籍中历史化的过程全部完成。
【文化贡献】
现代学者在解释“民族”的意义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从种族血缘和文化传统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我们在讨论民族始祖的确认过程时，要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历代典籍对伏羲的文化贡献所载甚多，这些贡献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
文化开源
首先，从民族文化的形成上来说，传说伏羲始画八卦，开启了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源。《周易》、《史记》等典籍记载了伏羲“作八卦”的重要贡献。《论衡·齐世》：“故夫宓牺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识其父。至宓牺时，人民颇文，智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故宓牺作八卦以治之。”描述了伏羲时代的社会状况。《礼记·礼运篇》注引《中侯握河纪》谈到与伏羲关系密切的“河图洛书”以及八卦：“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伏羲八卦中所蕴含的“天人谐和”的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是我们民族思想方式的基础。所以，可以说，伏羲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先河，是中华文化的原点。另外，传说伏羲确立了天文历法；发明网罟，教民渔猎；养六畜以充庖厨；造琴瑟，作音乐等。这些均反映了伏羲在中华文明和文化初创时的贡献。
与中华民族另外两个重要始祖炎帝和黄帝相比，炎帝是农业文明之初的代表，主要是对农业生产的贡献；黄帝是农业文明进化时期的代表，主要是华夏各族政治和制度上统一的象征。而伏羲所代表的是比炎黄二帝更早的渔猎文明时期，是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是文明初始的象征。
嫁娶文明
其次，从民族血缘的凝聚上说，伏羲时代是一个部族融合的时期，史载伏羲“正姓氏，制嫁娶”。《路史》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姓氏的主要作用就是明血缘、别婚姻，纯正血统。不同部族的人分别有不同的姓氏，“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各个部族相互通婚混血，从而奠定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基础。这是伏羲在民族血缘方面的伟大贡献。
太昊伏羲氏还赋予了我们民族以总徽号——龙。《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均证明，伏羲“人首蛇躯”。蛇是伏羲氏的图腾。中华民族的总图腾“龙”，正是以蛇为基础，汇合了多民族图腾而成的。闻一多在《伏羲考》一文中指出，龙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面产生的混合的图腾”。龙图腾的形成，象征了中华民族主体血脉的汇聚和文化的奠基。从此，普天下的中国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龙的传人”，共同尊奉同一个祖先——伏羲。在伏羲的旗帜下，多民族团结和合，统一为中华一家。太昊伏羲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血缘和文化的广泛代表。
【文化源头】
中华民族具有大约一百七十多万年发展历史。远古伏羲时代，已出现了象征民族团结的“龙图腾”，以及《伏羲易》爻片图形。
中华远古时代，在今之甘肃省天水市【大地湾古人类文化遗址】附近，有个“风姓，以蛇为图腾”的伏羲部落兴起，其首领伏羲氏联合天下各部族，创造了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龙图腾”。“龙”是中华各部族的总称，“龙的传人”辛勤劳作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至今已超过五千多年了。
今人歌颂伏羲皇：“织网罟、兴渔猎、别姓氏、创八卦，开创了中华文化与文明”。伏羲皇被历代中华儿女，共尊为【中华人文始祖】。
伏羲文化在新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与传扬。因此，天水市被称作【羲皇故里】。伏羲皇曾建都城于今之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因而，周口市被称作【羲皇故都】。
中华祖先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表达，形成了原始的“中华易学”。伏羲皇曾经用一些磨平一面的石片，当作“爻（yao）片”,表示“有与无、日与月、男与女；阴与阳”等相互依存的事物与现象。磨平的一面读作“阳爻符”，写作“一”，表示显性、男人、太阳、光明等，未磨的一面读作“阴爻符”，写作“--”或“八”，表示隐性、女人、月亮、阴暗等。伏羲皇在地上画个圆圈，放入“一阴，一阳”两枚爻片，创造了“日月符”，后人称作《阴阳鱼》或《太极阴阳图》，表现日月循环，生生不息。
伏羲皇继承祖先们对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以及居住地四方“东西南北”的认识，创作了“日月符”与“三爻（yao）符”，这就是原始的“中华易学”。请看“日月符”与“三爻符”：
伏羲皇创作《日月三爻图》
《日月三爻图》的中心是“日月符”，四周摆放八个“三爻符”。以“日月符”为圆心，“三爻符”内侧的“爻符”为“下爻”，外侧的“爻符”为“上爻”。故曰：“三爻八卦，内下外上”。读写阴阳卦爻遵循“从下到上”的顺序，读写数字卦爻遵循“从左到右”的顺序。
伏羲皇用三枚爻片创造的“三爻符”，表示原始文字和数字，还用八个不同类形的“三爻符”环形摆放在“日月符”周围，构成了一幅表现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示意图，称作“日月三爻图”，后人称之为《伏羲太极八卦图》，或简称《伏羲易》。
《伏羲易》是用图形表示的“中华易学”作品，被记录在甲骨文字里。殷墟出土甲骨文“易”字，记载了《伏羲易》的图形。请看甲骨文“易”字的结构。
日月+三爻=易
三爻+日月=易
图中代表“三爻符”的“三小横”无论放在“日月符”的左边，或者右边，这个甲骨文都读作“易”字。
现代中文来自远古时代的“甲骨文字”。甲骨文字属于“象形文字”，用“笔画”表现相关事物的形象。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易”字，表明“三爻符”围绕“日月符”摆放，构成了远古时代表现自然规律的“中华易学”。
后人将伏羲皇创作的“日月符与三爻符”图形，称作“伏羲太极八卦”。“太极图”中的“太极、阴、阳”三维一体，突出表现“三”是个重要数字。
远古“人头瓶”与“三足钵”
【伏羲故里】
甘肃省天水市大地湾古人类遗址出土的“人头瓶”与“三足钵”等文物，展示出距今四千年至八千年前，伏羲皇与神农帝等“三皇五帝”时代的原始彩绘与雕塑文化。
现代考古发现：远古中华祖先遗址中，存在一些磨平一面的小石片。这些出土的“爻片”与甲骨文“易”字，证实《伏羲易》在远古时代就出现了。
依据甲骨文“易”字和出土文物“爻片”的提示，再现《伏羲易》爻片图形，只需2+3*8=26（枚）爻片。这“26枚爻片”组成的《伏羲易》图形，如同26个字母组成的文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
后人用很多方式再现《伏羲易》的图形。请看羲皇庙里，现代人制作的《太极阴阳八卦图》。
伏羲皇手捧“太极八卦”的塑像
另外，河南洛阳地区伊川县出土的“伊川缸”等文物，也展示了距今五千至七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代，人们“眼观四时八至，二十四节气”等天文历法与绘制的“八卦”图形。
请看今人对“伊川缸”图案的解析：
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等自然规律，有目共睹。
从“伊川缸”图案解析，我们得知：原始“中华易学”是中华祖先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表达。原始的中华易学是“图形”而非“经文”。
探索《伏羲易》的内容，就能懂得中华易学的原理与规律，就能明白中华卦爻的数理及本质。了解《伏羲易》的时空方位，就能步入中华风水与养生学术大门。《伏羲易》的相关内容，分述如下。
（一）“日月符”蕴含的易学原理与养生术
伏羲日月符（太极）
1、“伏羲日月符”，后人称作《太极阴阳图》，蕴含“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阴阳互补，循环往复”等易学原理。更深入的思考，《太极阴阳图》蕴含“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现代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元素。
2、“伏羲日月符”提示：“太极、阴、阳”是万事万物的三种表现形式。现代科学发现：可见的“物体”、不可见的“能量”与“场”构成了宇宙世界。“物体、能量、场”是物质的三种表现形式。这三种物质形式的“显与隐；强与弱；多与少”等变化，构成了不同性质的万事万物。
3、从“伏羲日月符”的“阴与阳合成太极”的寓意，提示中华养生术：“精与气的结合，产生神明”。人体最初的“精”，即“生命物质”，来自父母的身体；出生后的“精”来自身体消化系统与呼吸系统摄取的营养物质与生命物质。“精”是生命力的载体，属于活体，需要适当的生存环境，不能过冷，也不能过热。摄取先天与后天之“精”，以增强生命力，对于人体的生命至关重要。人体的“气”即“生命能量”，是人体“精”催化“营养物质”产生的能量。“精与气”的结合，产生了人体的“神”，即“生命灵魂”。“神”需要“精与气”的供养与支撑。
中华养生术主张“扶正固本”，创造了很多“蓄精、补气、养神”的方法。例如，《黄帝内经素问》提倡“移精变气，聚精养神”。人们集中思想把身体吸纳与存储的生命物质“精”与营养物质结合转变为生命能量“气”，再升华为生命灵魂“神”。如果“精气神”充足了，人们就会神智清朗，思维敏捷，益寿延年。
上述养生方法，来自“伏羲日月符”蕴含的思想。因此，“伏羲日月符”即“太极阴阳图”常常被中华养生学家、医药学家与道学家们做为标志性的符号使用。
（二）“三爻符”蕴含的原理及规律
伏羲皇创作的八个“三爻符”，是原始的文字与二进制数字符号。后来，“伏羲三爻符”被用于占卜，冠以卦名，当作“卦符”看待了。《伏羲八卦》的“二进制数字”真相，随之被淹没了，没有人知道了。
现代人发现了《伏羲八卦》蕴含的“二进制数字”原理与规律，并用“0”与“1”两种状态组成了数字电路，开创了科技新时代。
数字电路的发明，普及了“二进制数字”的原理与规律，使得现代人很容易明白《伏羲八卦》的如下数理：
1、《八卦》的每个“爻片”都有“阴或阳”两种可能的状态；每个“三爻卦符”都需要三个“爻片”组成。依据排列组合的乘法原理，这样的“三爻卦符”，仅有2*2*2=8（种）型态。
2、从“伏羲八卦”即三爻卦符“000”坤卦开始,经001,010，011，100,101，110，到111的二进制“数值”，分别是0,1，2，3，4，5，6，7。由小到大的顺序很明显，便于学习和记忆。
本书采用数字“0”标示阴爻符号“--”；用数字“1”标示阳爻符号“一”。阴阳爻符“从下到上”的数位排列，转换为数字爻符“从左到右”的数位排列。这样“阴阳爻符”与“数字爻符”的对应关系，便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了。
例如，从下到上“阴阳阳”排列的“巽（xun）”卦，对应于从左到右的“011”排列的“巽”卦。“011”表示原始文字“风”与原始数字“3”。请看下图：
“风、3”，巽卦。
《伏羲八卦》的二进制“三爻符”，分别代表八个原始文字与数值。“三爻符”内部阴阳爻符数量与位置的变化，表现为二进制数值与原始文字的变化。例如，从“000”坤，土、女、阴等内容，逐渐变化到“111”乾，天、男、阳等内容，蕴含着“事物的性质取决于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性质”，以及“事物的变化一般遵循量变到质变的规律”等现代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元素。牢记《伏羲八卦》的数值、三爻符、卦名与意义，就能顺畅进入中华易学的殿堂。
《伏羲八卦》的对应关系如下：
数值--三爻符—--卦名；原始文字
0----000------坤；土、地、女、阴
1-----001-------艮；山、...
2-----010-------坎；水、...
3-----011-------巽；风、木、...
4-----100------震；雷、...
5-----101------离；火、...
6-----110-------兑；泽、...
7-----111-------乾；天、男、阳等。
（三）《太极八卦图》的方位与中华风水学术
中华风水学的真谛来自中华先民寻找宜居环境的经验积累。例如，山清水秀，背风向阳的宜居环境，或者，河流汇接或环绕的平川地代等，皆属风水宝地。中华四大发明之一的“罗盘”与风水学术密切相关。因为“罗盘”能够确定“方位”。
“先天八卦”或“后天八卦”的方位，都是后来人添加进去的。因此，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说法，但是，皆属“仅供参考”之列，不必细究。其中，比较权威的，当属依据“泰卦”确定的方位。
“坤上乾下，阴阳交合”谓之“泰”。“泰”的卦象表示“大吉大利”，而且能够与全世界的“地图规则”接轨。因此，很多人采用了“泰”卦确定的方位。请看依据“泰”卦，确定的方位图：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由坤卦（北）起始、顺时针依次为震卦、离卦（东）、兑卦、乾卦（南）、巽卦、坎卦（西）、艮卦、又返回坤卦（北），完成一个循环周期。
其他那些从卦爻“名称”或卦辞“文字”出发的“风水学”，多数脱离实际，除了“玄学”意义，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因此，学习与牢记“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等方位规则，以及“面向南方，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中华方位术语很有必要。至于其他风水理论，牵强附会的居多，越扯越远，仅供娱乐不必当真，也不必记忆了。
（四）《《伏羲易》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从《伏羲易》的“内容、时间、空间”三维属性观察，人们看到了《伏羲易》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
1>《伏羲太极图》被后人发展出“中华养生易学”与“中华道德易学”，其代表作品是《黄帝内经素问》、《太极养生功》、商代《坤乾易》与周代《道德经》等。
2>《伏羲八卦图》被后人发展出“占卜易学”，或称“玄学”。其代表作品为夏代《彖辞易》、周代《文王易》与《周易》、汉代“易经”与《京氏易传》、明代《断易天机》等。
3>《伏羲太极八卦图》被阴阳师发展出“阴阳五行学”，或称“五行易”；被风水师发展出“风水易学”，或称“堪舆学”；被巫师道徒演绎出“命相易学”与“鬼神易学”等。
由上可知：从《伏羲易》衍生出的中华易学与玄学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章探索《伏羲易》展示的原理及规律，让人们看到了“太极、阴、阳”，以及“三生万物”等“原始三维世界观”，看到了“精、气、神”支撑人体，看到了“物体、能量、场”构成宇宙世界万事万物。
《伏羲易》蕴含的“有无相生，显隐共存，阴阳互变，循环往复”等原理与规律，印证了马克思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量变到质变规律”等认识，古已有之。可以说：《伏羲易》不仅是中华易学与三维世界观的第一源头、而且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最佳载体。
伏羲皇被称为中华民族三皇五帝的“三皇之首”、“都”于宛丘，1984年发掘出了羲皇故都宛丘，方广百亩。被誉为近代地下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地下古城址。“城市”出现了吧！伏羲创网罟，执伏牺牲养成六畜，开创人类的畜牧时代，结束了茹毛饮血，开始吃熟食，也是一项人类的重大文明吧！伏羲制嫁娶，结束了群婚、乱婚，方始“一夫一妻”的对偶婚，正姓氏，别血缘，提高了人类的自身质量，又是一项关系人类的重大发明吧！不论许慎的《说文解字》，还是其它关于考证中国文字的典籍，皆说八卦的八个符号，是中国方块字的“祖先”。当代人发现，在八进制，十进制出现之前，远古中华祖先们已经发明了二进制数字符号，即“三爻符”。
【人文始祖】
追寻我们民族的根，有几个伟大的名字是无法回避的，他们就是“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伏羲位居“三皇”之首，中华文明史上一些重大的发明创造如画八卦、结网罟、兴嫁娶、创乐器等都附着在伏羲身上，因此伏羲也就成了文化的化身，古往今来被尊称为“人文始祖”，“人宗爷”或“人祖爷”。当然，现代意义上伏羲文化内涵更加广泛，凡和伏羲事迹相关的事或物，诸如祠庙遗迹、民情风俗、轶闻传说、史籍记录等都属于伏羲文化范畴。
关于伏羲的传说长久流传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秦汉以降，伏羲开天辟地第一帝的地位确立，其事迹及相应的文化通过三个层面传播：其一，典籍传承层面，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代不绝书；其二，图像传承层面，伏羲画像频频出现在墓室雕刻、建筑物彩绘、工艺品加工等各种艺术形式中；其三，祭祀传承层面，从官方到民间都设祠祭祀，绵延不绝。由此，形成了内容博大的伏羲文化。
中华龙文化
民间藏有8000千年前的龙文物。从而可映证，龙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图腾神，华夏先民在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进程中，龙图腾始终是最显亮的旗帜。伏羲而下，炎帝神农、勾芒、共工、祝融、轩辕黄帝等远古文化英雄都继承了龙图腾。三皇五帝一脉相承，他们创造的文化与龙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从而龙也就成为中华文化内涵博大、最富有魅力的形象。正如闻一多先生《伏羲考》所言：“龙族的诸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所以数千年来我们自称‘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建立国的象征。”其实，从更大的范围而言，从物质世界到精神天地，从上层文化到民间习尚，龙无所不在，中华大地几乎是龙的世界。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龙完完全全走入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其形象威武雄壮，团结强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最伟大的标识。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龙有着不同替代的牢固地位。无论何时何地，“龙的传人”这一口号始终是海内外华夏儿女团结奋进的“粘合剂”。有一句歌词唱得好：“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文化灵魂】
在赞颂伏羲的匾联上，“一画开天”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匾联之一，所谓“一画开天”就其实质，即伏羲在质朴、简易、无框框条条局限的原始思维状态下不断探索，在凡人俗事背后找到了一个思维的制高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层次考察，从而感悟到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最基本规律，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阴”和“阳”两个最基本的元素，并用“日月三爻图”这种特殊语言表达出来，从而打开人们认识世界的闸门。以“伏羲日月三爻符”为基础的易学，作为中国人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基本模式，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文化的灵魂。
以上三个方面是从大处着眼的，如果细化论述，则伏羲文化的精神实质还可表述为：①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②兼容并包的团结协作精神；③百折不绕的奋斗精神。伏羲和伏羲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而伏羲的精神仍涌动在中国人的血脉中。历朝历代对伏羲的崇拜，其实就是对文明和进步的礼赞，对劳动和创造的肯定，对无私奉献者的感恩，这与我们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建设富强和谐国家的时代精神是相一致的，也无疑会对提高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爱国主义情怀起到积极的作用。
【创始龙文】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民族，华夏裔胄被称作龙的传人。为什么被称为龙的民族和龙的传人？追根溯源，这一切，都肇始于远古时代太昊伏羲氏创制龙图腾和以龙纪官的伟大创举。
典籍记述
《周易·系辞下传》说：“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之后众多史籍几乎是一致采用这一观点。《汉书》、《白虎通义》更是原文照抄地记载。《世本》、《尚书·序》、《帝王世纪》称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为三皇，《汉书·律历志》将伏羲氏列为三皇之首。魏晋之后这一称谓成为众多史学家的共识。明代朱元璋钦定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为三皇，称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从而有了华夏先祖“三皇五帝”之说。北京国保单位“历代帝王庙”也是按朱元璋的钦定设立的牌位。《说文》以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作为一种中国古史系统。山东嘉祥县东汉末年的武梁祠历史人物画像石刻，共刻有11位上古帝王图像，也是伏羲氏为首，之后是神农氏、黄帝、颛顼等。
《左传·昭公 十七年》记述：“黄帝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太昊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路史》曰：“太昊伏羲氏以龙纪官，百师服，皆以龙名。” 《史记·补三皇本纪》云：“伏羲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竹书记年》记述：“太昊伏羲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命官”。北宋刘恕《通鉴外纪》记载“太昊时有龙马负图瑞出于河，因而名官，始以龙纪，号曰龙师。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大庭为居龙氏，治居庐；浑沌为降龙氏，驱民害；阴康为土龙氏，治田里；栗陆为北龙氏，繁殖草木，疏导源泉。”《纲鉴易知录》记述：太昊伏羲氏立“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帝王世纪》、《淮南子》等史书典籍均有太昊伏羲氏以龙纪官为龙师的记述。《竹书记年》说太昊伏羲氏为风姓之祖。风的上部正是“天似穹庐”的表相，下部乃一虫字，虫即龙也，概之，“风”所表示的正是“天下一条龙也”。而太昊伏羲氏的属下都是以龙为司职的官员，这就充分说明：“龙”最早与太昊伏羲氏联系在一起。称太昊伏羲氏为龙师人祖是数千年来人们的共识。
传说故事
太昊伏羲氏为什么“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这与汉族民间传说中太昊伏羲氏创制龙的图腾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传说不能当作历史，但传说可以折射出历史的画面。现代科学考证，中华民族心目中被称作龙的神物，是不存在的。龙是远古时期人们所崇拜的图腾，而且是由当时众多部落的图腾拼凑而成的，是太昊伏羲氏率领的部落联盟所高举的一面旗帜。闻一多先生在《诗与神话.伏羲考》一文中说："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答案是：它是一种图腾，并且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的一种综合体”;“龙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是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泽厚说： “这可能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那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龙”（《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在2000年推出了他潜心研究写成的《中国龙的新发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王东认为，中国的“龙”源于图腾，又超越图腾，是文化的创造，也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反映民族文化精神的吉祥符号和美好象征。龙的图腾是怎样出现的？又为什么叫作龙？多年来，笔者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豫、鲁、皖，在陕甘地区，广泛收集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并将这些民间传说归纳整理，与出土文物上的中国古文字相印证，经过深入的研究后发现：太昊伏羲氏率领的部落联盟是最早以龙为图腾的。太昊伏羲氏是远古社会唯一号称“龙师”，并以“龙”称谓司职的部落联盟的首领。
龙图腾
相传太昊伏羲氏建都于宛丘，统领着九大部落。这九大部落在结盟之前，都有着自己的图腾，如蟒蛇、雄鹿、老虎鳄鱼、巨蜥、红鲤苍鹰 、白鲨、长须鲸等等。华夏九州第一次大结盟之后，太昊伏羲氏集中九大部落图腾的特色，以蟒蛇图腾为基础，选用鳄鱼图腾的头，雄鹿图腾的角，老虎图腾的眼，巨蜥图腾的腿，苍鹰图腾的爪，红鲤图腾的鳞，白鲨图腾的尾，长须鲸图腾的须，组成了一个新的图腾。新图腾的形成，标志着“伏羲始定四海之广、作八卦、分九州”（见《竹书纪年》）。这个新图腾乃天下之物也。代表着众多部落第一次大结盟的新图腾是如何确定为“龙”这个称谓的？我们可以从典籍记载中，从出土的古鼎铭文、甲骨文、古籀文及传统的小篆中，从天空闪电的图像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山海经.海内东经》云:“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淮南子·地形训》亦云:“雷泽有神,龙身人头”。多种典籍均载雷神为龙身人头，说明远古时期龙曾被奉为雷神。《太平御览》卷13引《尚书·洪范》说:“雷于天地为长子,以其首长，万物与其出入也。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复入,入则万物入。入地而百八十三复出,出则万物亦出。” 古人认为万物生长与雷电有密切联系，以为是雷电送来了雨水，主宰万物生长。
古籀体的“龙”，甲骨文的“龙”，展现的既是龙图腾的形象，同时也是雷电出现时的闪电图像。而周代“古钵”铭文的“龙”其右部分仍然是闪电的图像，其左部分已经有了雷鸣之“音”的成分。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汉印、汉代《张迁碑》的“龙”已定型，“龙”字的左边是一个“音”字的夸张，为雷鸣之音，蕴含着一种“隆隆”声；“龙”字的右边那弯弯叉叉的字形，为闪电之相，显现着新图腾的图像。《说文解字》论述汉字形成的途径为“指事、象形、象声、会意、转注、假借” 六个方面，而这个繁写的“龙”字左边象声，右边象形，左右合之为“龙”，完全符合中国字形成和发展象声、象形、会意的基本规律。从古籀体到现代繁写体“龙”的演变，给我们传递着一个重要的信息，“龙”的命名与电闪雷鸣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太昊伏羲氏时代，先民们发现，每逢雨水降临时，乌云汹涌，当雷鸣电闪之时，那耀眼的闪光图像蜿蜒奔驰，一伸一曲，极像他们新制作的图腾。而紧紧相伴随的，是“隆隆隆”的雷声；“隆隆”声涵概着粗壮、雄浑、深沉和悠远等特点，给人的感觉自然是雄壮、崇高和神秘。于是，太昊伏羲氏和先民们取其“隆隆”声，将代表着众多部落第一次大结盟的新图腾，以“隆”这个音而呼之。当然，在太昊伏羲氏时代,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字, “隆”和“龙”还不可能有什么区分，它只是一个称谓的符号。“龙”字是后来人们逐步发展演化而成的。其实, “隆”也好,“龙”也好,它代表的只是闪电的图像和雷鸣的声音，或者是闪电所带来的声音。
新图腾被太昊伏羲氏和先民们定名为“龙”之后。华夏民族的知识结构中，开始有了龙图腾的称谓，并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形成一个体型能大能小、能上能下、能明能暗、能起能卧、擅爬会游、弯转曲折、快速行进、善于变化、能量巨大、天上可飞、水中可藏的龙的概念。太昊伏羲氏把龙图腾作为族徽，龙图腾从此成为华夏帝业的象征，龙图腾渲示着华夏九州的大团结和大融合。在远古的原始社会状态下，虽然还没有阶级，还没有剥削，但是，人们只要看到龙图腾，就会立即簇拥到龙图腾之下。随着历史的积淀和蕴蓄，龙成为沟通天地的吉祥瑞兽。在人们的心目中,龙集日月之精华，汇天地之灵气，具百兽之形，兼包容四海、吐纳百川之胸襟。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文化标志,是吉祥嘉瑞的象征,龙图腾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凝聚力，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龙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精神纽带.成为民族传统、民族感情、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考古证明】
从考古的发现研究看，在人们的意识当中，龙与人的关系意识，从6000多年前开始一直延续下来。建国以来,在黄河,长江流域都曾发现过新石器时代有关龙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如内蒙古赤峰地区出土的玉雕龙, 该玉雕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1000克，身体呈英文字母C的形状，因此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距今5500年；湖北黄梅县焦墩出土的河卵石摆塑龙, 形象为鹿头蛇身，长4.46米,距今6000余年。这些发现都曾引发考古界和史学界对龙文化的探索.人们曾预言,具有发达原始农业的黄河流域,有可能找到原始龙文化的影子.这一推测在1987年终于得到证实. 这一年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发现了一座古墓葬，墓葬右龙左虎,中间睡一个身高达一米八四的男性墓主。龙的图像是用蚌壳堆积而成的,属于体型较大的鳄形龙,形象同后世成形的龙纹比较接近。经测定，距今为6400百年加减135年。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位于天水东南约30公里山中。据文献记载，石窟始建于后秦（384年―417年），大兴于北魏明元帝、太武帝时期，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后又有所发展。西魏文帝元宝炬皇后乙弗氏（乙弗皇后）死后，在这里开凿麦积崖为龛而埋葬。北周的保定、天和年间（561年―572年），秦州大都督李允信为亡父建造七佛阁。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在麦积山建塔“敕葬神尼舍利”，后经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不断的开凿扩建，遂成为中国著名的石窟群之一。
【宗教】
麦积山石窟以佛教为主，反映了三佛、七佛，西方净土等内容，从壁画和雕刻石碑中反映佛本生和佛传故事是佛教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如睒子本生、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涅槃等。通过对佛、菩萨、飞天等形象的塑作，反映了佛教对现实世界的精神启迪。
【艺术】
麦积山石窟保留有大量的宗教、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实物资料，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艺术家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审美取向。北魏造像秀骨清俊，睿智的微笑，暗含着对恐怖现实的蔑视，对人生荣辱的淡忘和超脱世俗之后的潇洒与轻松；西魏、北周造像的温婉和淳厚，沉醉于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和对佛国世界的向往；隋唐造像丰满细腻；宋代造像衣纹写实，面貌庄重。麦积山艺术以泥塑见长。艺术家们扬弃了以往那种斤斤计较的细部讲究，而把感染力提到了统率一切的高度，神情动人，富有生活气息。从麦积山各时代造像可窥见当时艺匠们突破佛教的清规戒律，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主要素材，加以艺术的夸张、想象、概括、提炼而创作出来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宗教人物：佛、菩萨、弟子、供养人等形象。第121窟中窃窃私语的佛弟子，第123窟中童男、童女所表现的虔诚，不是苦行者的虔诚，而是在时代思潮影响下的童稚般的真诚和愉悦。所以，麦积山塑像受当地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其表现了当地的人与情，使佛教造像好像在生活中似曾相识，使人感觉佛国世界的可亲可爱，从而虔诚信奉。
麦积山艺术以泥塑见长。艺术家们扬弃了以往那种斤斤计较的细部讲究，而把感染力提到了统率一切的高度，神情动人，富有生活气息。从麦积山各时代造像可窥见当时艺匠们突破佛教的清规戒律，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主要素材，加以艺术的夸张、想象、概括、提炼而创作出来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宗教人物：佛、菩萨、弟子、供养人等形象。第121窟中窃窃私语的佛弟子，第123窟中童男、童女所表现的虔诚，不是苦行者的虔诚，而是在时代思潮影响下的童稚般的真诚和愉悦。所以，麦积山塑像受当地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其表现了当地的人与情，使佛教造像好象在生活中似曾相识，使人感觉佛国世界的可亲可爱，从而虔诚信奉。
麦积山石窟也曾是“有龛皆是佛、无壁不飞天”，但由于多雨潮湿，壁画大多剥落，但仍保留北朝时期的西方净土变、涅槃变、地狱变及睒子本生、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等本生故事、壁画中描绘的城池、殿宇、车骑和衣冠服饰多具有汉文化特色，反映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尤其是飞天，多彩多姿更具特色，有泥塑、雕刻、绘画以及薄肉塑四种形式的飞天。虽然飞天的故乡在印度，但麦积山的飞天却是中外文化共同孕育的艺术结晶，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神仙融合而成的中国文化的飞天。她没有翅膀，没有羽毛，她是借助云彩而不依靠云彩，只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凌空翱翔的美丽少女，是中国古代艺术家最具天才的杰作。同时，在壁画、雕塑中也同样反映舞蹈、乐器、为研究国古代音乐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麦积山石窟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洞窟“密如蜂房”，栈道“凌空飞架”，层层相叠，其惊险陡峻为世罕见，形成一个宏伟壮观的立体建筑群。其仿木殿堂式石雕崖阁独具特色，雄浑壮丽。洞窟多为佛殿式而无中心柱窟，明显带有地方特色。
麦积山石【建筑】
麦积山石窟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洞窟“密如蜂房”，栈道“凌空飞架”，层层相叠，其惊险陡峻为世罕见，形成一个宏伟壮观的立体建筑群。其仿木殿堂式石雕崖阁独具特色，雄浑壮丽。洞窟多为佛殿式而无中心柱窟，明显带有地方特色。
麦积山石窟群中最宏伟，最壮丽的一座建筑是第四窟上七佛龛，又称“散花楼”，位于东崖大佛上方，距地面经约八十米，为七间八柱庑殿式结构，高约九米，面阔三十米，进深八米，分前廊后室两部分。立柱为八棱大柱，覆莲瓣形柱础，建筑构件无不精雕细琢，体现了北周时期建筑技术的日臻成熟。后室由并列七个四角攒尖式帐形龛组成，帐幔层层重叠，龛内柱、梁等建筑构件均以浮雕表现。因而，麦积山第四窟的建筑是全国各石窟中最大的一座摹仿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洞窟，是研究北朝木构建筑的重要资料，真正如实地表现了南北朝后期已经中国化了的佛殿的外部和内部面貌，在石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地湾文化
大地湾文化是华夏先民在黄河流域创造的古老文明，是华夏文明的来源之一。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城东北45公里处的五营乡邵店村。是中国黄河中游最早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于约距今4800至60000 年。
第1—3文化层形成于距今60000至20000年，地层中仅发现石英砸击技术产品，如石英石片、碎片等；第4文化层距今20000至13000年，细石器技术产品和大地湾一期陶片开始出现，但在遗物总体数量上处于从属地位；第5文化层距今13000——7000年以细石器和大地湾一期陶片为主；第6文化层距今7000——约5000年，主要文化遗物为半坡和仰韶晚期陶片。对这些遗物的研究显示，古人依次经历了原始狩猎采集、发达狩猎采集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原始农业和仰韶早晚期成熟的农业四个经济发展阶段。大地湾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既是中国率先使用彩陶的史前先民，又是西北地区最早产生的农业文化。因其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所以处处显露出原始的特征。
【文化简介】
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城东北45公里处的五营乡邵店村东。大地湾是一处距今8000年—4800年的史前遗址。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遗址，比广为人们所知的河南渑池仰韶村和陕西西安的半坡村遗址都要早。
2006年发掘工作的最新发掘研究成果显示，大地湾遗址的人类活动历史由距今8000年推前至距今6万年。这次发掘工作由兰州大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甘肃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共同主持，其间有来自美国的考古学者参与工作。据考古工作者介绍，通过细致研究，第1—3文化层形成于距今60000至20000年，地层中仅发现石英砸击技术产品，如石英石片、碎片等；第4文化层距今20000至13000年，细石器技术产品和大地湾一期陶片开始出现，但在遗物总体数量上处于从属地位；第5文化层距今13000——7000年以细石器和大地湾一期陶片为主；第6文化层距今7000——约5000年，主要文化遗物为半坡和仰韶晚期陶片。对这些遗物的研究显示，古人依次经历了原始狩猎采集、发达狩猎采集、大地湾一期原始农业和仰韶早晚期成熟大地湾文化的农业四个经济发展阶段。专家们认为，人类自距今6万年就进入到大地湾地区，成功度过了寒冷的末次盛冰期并延续下来，使用先进细石器技术的狩猎采集人群可能随末次盛冰期的来临向南迁徙到这一地区，在大地湾地区开始了原始的粟作农业，并大约于仰韶晚期发展成成熟的粟作农业。
从天水秦安县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获悉，《秦安大地湾遗址保护规划》抢救性保护维修项目已启动，预计该项目需要资金约3045万元。
据介绍，该项目共有五个子项目，分别是大地湾史前遗址博物馆建设；F901（大地湾著名的宫殿建筑遗址）遗址保护大厅外观改造；周围散水及护坡加固维修；原始村落复原和遗址展示区。
根据方案，史前博物馆将建在遗址保护范围外围清水河南岸古河道与缓山坡交叉处，占地面积约26680平方米。大地湾F901保护大厅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因地质及工程施工质量等方面的原因，大厅墙体出现多处裂缝，此次需进行外观改造和加固维修。原始村落复原区位于遗址博物馆区东南方，总占地面积约6公顷。在外观上形成原始村落气势，内设制陶区、狩猎区、农耕区等。遗址展示区展示的内容主要有：遗址博物馆区展示：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可移动文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葫芦河流域仰韶文化系列展等。
【文明起源】
原始建筑
文明天水是中华文明的多源生发地之一，距今78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遗址所展示的天水远古文明，时间跨度越3000年，内容异常丰富。其在原始建筑、艺术、农业起源、文字和宗教等多方面，均是中华文明悠久、博大和先进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文明火花的最初闪现，故而被称之为“大地湾文化”。由于大地湾1期文化早于中原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文化千年以上，两者在文化原貌上又有延袭承传的密切关系，因而，她上开中原仰韶文化之先河，下启陇右马家窑，齐家文化之滥觞，对探索中华文明的线索和原生面貌，揭示陇右与天水古代文化的考古编年和文化序列，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大地湾遗址、师赵村遗址发掘房屋遗址200多座，最早的是深穴窝棚式建筑，距今7000至8000年间，这是标志着人类的居住方式从穴居向半穴居迈进的一个新起点。到晚期，已发现平地起建、居住面多以白灰面涂抹或青灰色料礓石渣和细沙混合筑成。屋前有与住室相通的“凸”字形门斗。尤其编号为F901的房大地湾文化址，是为止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最具中国建筑风格的“宫殿式建筑”，距今5000多年。代表了仰韶建筑的最高成就，其一是建筑规模巨大；其二是工艺精良，方法进步；其三是布局规整，平衡对称。它由主室、东西两侧室和后室、门前附属物构成，总面积420平方米，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典型代表。并在墙壁、门、灶台的设计布局上还增加了防火保护层。是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宫殿建筑雏形，而且开创了后世我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先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建筑丰碑。
原始艺术文明
天水史前遗址出土的陶器，不仅是发现最早的陶器，而且陶器口沿上多绘有红色宽彩带，是中国最原始的彩绘图案。以这一独特风格为标志的大地湾一期遗址，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大地湾文化”。 这些陶器以生产、生活用器为主，形状有圆底钵、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小口瓶、尖底瓶、口足鼎、平底釜、条形盘、深腹罐等。大量早期彩陶制品以绘有变体鱼纹和鸟纹相结合的花纹为主。大地湾遗址的彩陶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彩陶之一。由此说明包括甘肃东部、南部的渭河、西汉水等是中国彩陶的故乡。自此，彩陶在甘肃久盛不衰。加之大地湾晚期F411房屋的大型地画，距今5000年，更是迄今最早且保存完整的绘画作品，这对研究中国绘画的起源和原始社会的绘画艺术有重要学术价值。
文字的起源地
中国的文字，到商朝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但产生的年代不可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10多种刻划符号，有类似水波纹状的；有类似植物生长的，还有以直线和曲经相交的形纹等。这些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朱彩符号，在年代上早于半坡的刻划符号千年以上，又与仰韶时代种类逐渐增多的刻划符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基至有些刻划符号与半坡的完全一致，这无疑为中国的文字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和线索。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在大地湾一期灰坑中，采集到已碳化的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其中黍的碳测年代距今约7000多年，是中国同类作物中时代最早的标本。说明陇原大地最早的垦荒者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成功地将野生黍培养成裁培黍，纠正了国际农史界通行多年的中国黍源于国外的谬误，进而确立了中国黍源于陇西黄土高原的说法，证明了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清水河谷是中国最早的粮食和油料作物的种植地，也是中国旱作农业黍、稷的发祥地，这两种植物距今已有7800年左右，较之于半坡早了1500多年，两种植物种子的出土毫无疑问地认定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河谷是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的天水史前文化，对中国文明起源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许多遗迹证明了城市发生的前奏及父权制时代。所有这些“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大地湾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大地湾仰韶晚期文化无疑处于文明的前夜。
在大地湾编号为H398的灰坑中，发现一堆炭化的粮食标本，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刘长江先生鉴定为黍（俗称糜子），但黍粒均小于现代种，反映出当时栽培技术的原始。出土的骨末、磨石、磨盘、陶刀、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进一步证实了农业已经产生，并且超越了刀耕火种的最初阶段。由此说明，在中国西北地区彩陶和农业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命名】
考古学研究中，经常使用“文化”一词，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周文化、秦文化，等等。考古学的“文化”不同于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是指大体同时、集中在一定地域并有相同特征的遗迹、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由许多民族、部落组成的社会集团，它们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特征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类似于历史时期的各代王朝。考古学文化通常以首次发现的地名来命名，但在实际研究中经常会产生许多争论与分歧，使得社会公众陷入困惑之中，不知所从。
大地湾文化的命名也存在类似问题。发掘者最初是以“大地湾一期文化”来命名的，有的学者则以最早的发现地冠名为“老官台文化”；继而有的学者称老官台遗址面积太小，出土物少且不单纯，不能作为该类遗存的代表，而应以大地湾遗址为其代表；又有学者以大地湾遗址含有多种文化，因而主张以内涵单纯的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命名为“白家村文化”，在争沦不休的情况下，有学者提出暂称之为“前仰韶文化”。众说纷纭，意见有七八种之多，命名讨论至今已持续了20余年。随着更多早期彩陶文化遗址的发现，学者共识逐渐增多。大家都认识到，单纯地以自己或本省发现的遗址来命名，既违反考古学命名的原则，又势必造成研究上的混乱。
如果将这类遗存定性为渭河流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年代约为距今7000年—8000年，那么它就包括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大地湾一期为代表，属于偏早阶段，约为距今7300年之前。
第二阶段以天水师赵村一期为代表，属于偏晚阶段，年代约为距今7300年—7000年之间，两个阶段共同的特性是均早于仰韶文化，彩陶以红彩带纹为显著标志，生存地域主要在陕、甘两省的渭河流域，波及到泾河、西汉水流域，其至在陕南也有类似遗存发现。
在已发现的近20处同类遗址中，无疑大地湾材料最为丰富，既有房址，又有墓葬，出土陶、石、骨器等文物500余件。有鉴于此，许多学者认为还是以大地湾或首次发现地老官台命名为宜。本书采用了大地湾文化的命名，不过，应当强调的是：大地湾文化并不包括该遗址的所有古文化。该遗址含有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常山下层文化，这些也不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该遗址的主要遗存为仰韶文化。大地湾文化特指遗址最下层的早期彩陶文化。
大地湾一期限文化遗存是迄今为止渭河流域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此项发现为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一批前所未有的新鲜资料，它同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山东北辛等发现一起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黄河流域考古的重大突破。继大地湾之后，渭河流域以及邻近地区相继发现了一批同类遗存，仅甘肃目前就已发现8处，集中在天水、陇南地区，最南端是嘉陵江流域的微县柳林，最西端则在武山西旱坪，还有天水师赵村、西山坪、西和宁家庄、礼县赵坪、盐关等遗址。这些发现无疑表明，甘肃东部、南部是研究我国农业起源和早期限陶器的重要地区，也是寻找新石器早期文化最有希望的地区。如果将渭河流域距今8000—7000年的文化遗存视为前仰韶文化时期，那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为：前仰韶文化分为两大阶段，由大地湾一期、西山坪一期、北刘下层、白家村等遗存共同构成前段，年代约为距今8000—7300年；后段则为西山坪二期、师赵村一期、北首岭下层等遗存，年代约为距今7300—7000年。它们共同的属性是均早于仰韶文化，两个阶段即为同一支文化前后承袭的不同发展阶段。
对于以大地湾一期为代表的前仰韶早期阶段的命名。学术界意见纷纭。有的主张以最早发现地命名，称之为老官台文化；有的以代表性遗址命名，称之为大地湾文化；有的以遗址既富代表性有单纯为由,称之为白家村文化。我们考虑到大地湾遗址包含多种文化，以此命名会带来难以避免的误解，误将该遗址的仰韶遗存也归入大地湾文化的范畴，所以主张命名为老官台文化。鉴于老官台遗址内包含前仰韶时期前后两段，因此这一命名自然也涵盖了所谓的北首领类型。
【民俗】
大地湾文化时的先民们已经种植粟类作物，并饲养猪、狗等家畜，过着定居的聚落生活。当时的生产工具以磨制为主，但仍然有不少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制陶工艺比较原始，以夹细砂红陶和褐陶为主，火候低、器类少，彩陶尚处于萌芽阶段。大地湾文化的发现，对于追溯仰韶文化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状况】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王营乡的邵店村东，清水河南岸。从 1978—1982 年，考古学家们经过 5 年的挖掘，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的大量房址、灰坑、窑址和墓葬，生产工具数以千计，还有大批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在这个遗址中，有距今 7350—7800 年之间的一批房址和墓葬，遗迹和遗物揭示出新石器时代早期渭水流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原始氏族的生活、丧葬习俗。
同中原和华北地区一样，大地湾人居住的房屋大多是半地穴式的窝棚，居住面积仅六七平方米，屋内地面也不那么平整，只有一层长期踩踏而形成的比较坚硬的硬土面。氏族成员死去以后，埋葬在深仅容身的长方形墓坑中，随葬品极少，表现出社会生产力低下，生活比较恶劣的情形。
在大地湾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生产工具主要是打制或略加磨制的石器，有斧、刀、铲、砍砸器、刮削器，还有些细石器，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氏族成员使用的陶器，有三足钵、筒状深腹罐、球腹壶和圈足碗等，这些生活用品的造型与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的同类器物都很相似，特别是陶器表面普遍带有绳纹，与磁山文化更为接近。大地湾文化遗存的自身特点是，交叉绳纹钵的口沿磨光并绘有紫红色的宽带纹；罐和碗的口沿常做成锯齿状；在钵的内壁发现有十多种彩绘符号；磨制石器很少，仅占石器总数的 1/10。这些特点说明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独立的系统和渊源。它后来直接发展成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分布】
综述
甘肃东部的三大水系，渭河、泾河、西汉水流域，都有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及宽阔的河谷，是早期农业发育的理想地区，也是寻找彩陶之源的希望田野。目前的考古发现均出现在渭河、西汉水流域，尤其是甘肃境内渭河的4处遗址经过正式发掘，已有一批参照对比的研究资料，使我们对渭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有了较充分的了解。
具体分布
这4处遗址分别是大地湾、天水师赵村、西山坪、武山西旱坪。师赵村位于天水市西约7公里，1981年—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在此发掘，发现了属于大地湾文化第二阶段的圆形窖穴1个，陶、石器24件，器物虽少，但仍有早期彩陶出土。从师赵村溯河而上约8公里处就是裴文中先生于1947年发现的西山坪遗址，在1986年一1990年对此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大地湾文化窖穴2个，陶、石、骨器60余件。在该遗址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早期文化层分为上下两层，下层遗物同大地湾别无二致，上层则同师赵村完全相同，证明了大地湾文化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的存在与早晚序列。在同一条河流的谷地不到lO公里的距离分布着2个聚落，而这2个聚落距离另个遗址大约百余公里，照此分布度推测，渭河谷地至少生存着数十个开始使用彩陶及从事农业的氏族。武山西旱坪遗址是2000年宝兰铁路二线施工时发现的，虽然没有发现单纯的文化层，但众多的大地湾文化第一阶段的陶片，毋庸置疑地说明大地湾文化的分布范围已接近渭河上游，这是截止目前考古发现中最西端的一个遗址。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野外调查时，首次在西汉水流域发现大地湾文化遗存。西和县长道乡与礼县永兴乡之间是西和河入西汉水（此段又名盐关河）之处，因河水冲积形成宽约2000米的河谷平大地湾文化地在甘肃东部地区如此宽阔的河谷极其少见，加之海拔在1500米以下，地貌仍为黄土区，适宜早期农业的开拓。在这一区域，相继发现了3处早期彩陶文化遗址。长道宁家庄是个大型仰韶文化遗址，位于西汉水南岸，在河边一级台地发现大地湾文化陶片和灰层。1986年全省文物普查时，又在礼县永兴赵坪、盐关采集到早期遗物。以上3处距离不超过lO公里，分布尤为密集。这一河流交汇谷地，是今后考古工作的重点地区。另外，在嘉陵江支流永宁河流域徽县柳林遗址同样发现此类遗存，这是甘肃境内最南端的遗址。
规律和特点
从以上遗址的分布情况看，我们可以总结出某些规律和特点：其一，位于河谷地带较低的河边阶地，除柳林遗址地处陇南山地外，其他均属黄土梁峁沟壑区；其二，多处于大河与支流交汇的河口附近；其三，在某些较为适宜的区域，8公里—10公里左右就有1个史前村落。自1979年以后，陕西也陆续发现了一批大地湾文化遗存，经过发掘并见于报道的主要有：渭河北刘、白庙、临潼白家村、宝鸡北首岭、关桃园等遗址，其中以2002年2月—7月发掘的关桃园收获最为丰富，发掘面积2500多平方米，发现房址4座、墓葬6座、灰坑120余个，出土陶、石、骨器300多件。这些遗址的分布特点与甘肃大同小异，一般位于渭河或其支流的河边台地。大地湾文化先民之所以选择上述地区，是因为临近水源、地势平坦、较为温暖的缘故。
【特点】
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想看1000年前的中国就去西安；如果想看8000年前的中国就去大地湾。
主持考古发掘报告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郎树德副研究考古之最，它对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乃至华夏文明的起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一是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大地湾出土的炭化稷标本，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上推了1000年。
其二是中国最早的彩陶。大地湾出土的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
其三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这些符号比过去国内最早发现的西安半坡陶器刻划符号时间早了1000多年。
其四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距今5000年的大地湾四期文化发掘出一座编号为“F901”的建筑，是所见我国最高的房屋建筑。
其五是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
其六是中国最早的绘画。
【特征】
综述
大地湾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既是我国率先使用彩陶的史前先民，又是西北地区最早产生的农业文化。因其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所以处处显露出原始的特征：
选择在河边台地构建自己的村落
在已发掘的遗址中，大地湾发掘面积最广、收获最丰富，其村落范围长约120米、宽约40米—60米，残存4座房址、17个灰坑以及15座墓葬。从布局来看，房址呈散点式分布，间距在25米—35米之间，房址周围既有储藏物品的窖穴，也有墓葬，有的墓葬离房址近在咫尺。看来，整个村落布局缺乏规划，随意性较强；
拥有固定房屋建筑
先民们完全脱离了野外的树居、洞居生活，已有了固定的房屋建筑。大地湾房址均为圆形半地穴式建筑，面积大小相近，仅有6平方米—7平方米，另有斜坡式门道通向室外，面对河流所在的北方。宝鸡关桃园遗址的房屋不仅室内居住面和穴壁抹有一层礓石面，而且还发现有专门生火的灶坑，用以取暖和烧煮食物，可推测这类房址的复原形制应为攒尖式窝棚状建筑；
没有集中的公共墓地
大地湾和关桃园遗址发现有该时期的墓葬，但不见集中的公共墓地。墓坑呈长方形或圆形，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为王，关桃园有屈肢葬和二次葬。大地湾的葬俗流行双手交叉于胸前，腰腿一侧随葬少量陶器和石器等，其中多有彩陶。这些器物均为死者生前使用的生活、生产用品，不是专事随葬的冥器，由此可见当时的生产制作能力有限。关桃园还发现一座幼儿尸骨装殓在绳纹鼓腹罐中的墓葬，这是考古发现中时代最早的第一例瓮棺葬，这种独特的埋葬方式表达了先民们对夭折儿童的亲情和 哀思，后者的仰韶文化亦承袭了这类葬俗；
特征鲜明的陶器具
大地湾文化的陶器具有鲜明的特征，易与其他史前文化区别。从外观上看，器表色泽不统一，常见褐色斑块，陶色或红或褐、或内黑外红，质地不甚坚硬，陶片分层。仔细观察陶质，多为夹细砂陶，陶片断茬处砂粒清晰可见。器物类别不多，形制简单而特殊，与其他文化判然有别，常见器物有圜底钵、三足钵、深腹罐、三足罐、圈足碗、小口壶等。大量使用的纹饰是交错绳纹或细密的斜绳纹，尤其是同一器物同时使用彩绘和绳纹，是该文化独有的现象。其陶器制法独特，在陶模上分层敷泥而成，简称为模具敷泥法，它不同于大多数彩陶文化使用的泥条盘筑法；
石器和骨器种类少
石、骨器种类较少，—且大多制作粗糙。石器多打制，仅有少量的磨光石器，且形制不甚规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关桃园遗址灰坑中发现了晶莹的玉环，这是西北地区最早的玉器。还出土有制作精美的石刃骨刀，这是一种切割兽肉的复合工具，形似今日的水果刀，器身为骨，刃部镶嵌有锋利的石片，后来流行于西北史前文化以及北方草原文化；
具有一定的栽培技术
在大地湾编号为H398的灰坑中，发现一堆炭化的粮食标本，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刘长江先生鉴定为黍（俗称糜子），但黍粒均小于现代种，反映出当时栽培技术的原始。出土的骨末、磨石、磨盘、陶刀、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进一步证实了农业已经产生，并且超越了刀耕火种的最初阶段。由此说明，在我国西北地区彩陶和农业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就是先有农业后有彩陶。
先秦文化
天水是秦国的发祥地，秦人先祖赢非子在此牧马有功，于公元前890年被周孝王封邑于秦亭，即今天的天水一带，经二百多年的发展壮大，于公元前762年东迁陕西关中一带，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步伐。 秦人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于公元前688年在我市的清水、甘谷两地建立了邽县和冀县，这是我国历史上建城设县最早的县。秦国早期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甘肃天水一带。
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虽只存在了短暂的一瞬，但其影响却是长期的，特别是它漫长的崛起与迅速的灭亡竟如此差别鲜明。据《史证·秦本纪》记载，秦人、秦族、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悠久而漫长的发展过程。秦人以西垂即今天水一带为根据地，经14代历时约三百多年艰辛历程，终于创建了伟大的秦国。揭开历史的尘封，将文献记载与新近大量在天水等地发现的秦人遗址遗物相印证，一部悲壮辉煌、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秦人早期历史与文化的生动画卷，便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秦文化”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到1946年陈秀云发表《秦族考》中探讨“秦文化之构成”，认为秦文化是“承袭夏、商、周以来的文化，构成略有地方色彩而富有中原气息的‘中国本位’文化”[2]。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后，对于秦文化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林剑鸣的《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一文，较早对秦文化做了探讨。
黄留珠《秦文化概说》，对秦文化概念进行了诠释：“秦文化，具体指秦族(即建国前的秦人)、秦国和秦朝文化。这里，我们所说的‘文化’不是单纯考古学的概念，而是把文化看作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秦族、秦国文化而言，它们是中国的一种地域文化，其地域范围主要在今甘肃东部至陕西关中地区。就秦朝文化来看，它则远远超出了中国地域文化的范围，是统治整个中国的文化，亦即中国文化。”葛剑雄在《移民与秦文化》一文中谈到“秦地文化”，秦地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秦地”即《汉书·地理志》所载的地域，狭义的秦地一般指三辅和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与西河等郡。
对于“秦文化”的讨论，不少学者提出不同见解，在此不再累述，学术界对于秦文化的概念和内涵存有异议，一般而言，秦文化是指伴随秦人的兴起、发展、壮大而产生、发展、传承的文化。秦文化形成于先秦时期，属于一种地域文化，与齐文化、鲁文化等列国文化同时形成。《史记·秦本纪》：“孝王曰：‘昔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此乃秦人称“秦”之始。秦文化研究中衍生出“秦早期文化”，是指秦人在陇右天水地区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在时间上，起始于秦人入居陇右，下至秦德公元年(前677)迁都雍城。空间上，它分布于陇右天水。从文化的起源和主要分布地域而言，秦早期文化也可称为天水秦文化。我国古代史中有很多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间接反映了我国史前人类社会的情况。新石器时代，天水地区就是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距今七八千年的“前仰韶文化”时期，地域上正处于渭水、泾水、西汉水、白龙江等河流纵横的古天水地域。现有文献记载的传说中，与天水的渊源颇为深厚。中国古代传说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古华胥是最古老的氏族首领，华、华族、华夏等名称，都以此为由。伏羲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首，天水有伏羲庙、卦台山。在古代传说中，伏羲与甘肃天水地区有密切联系，了解伏羲神话的文化有助于了解天水地区的远古文化。晋·皇普谧《帝王世纪》中曰：“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遂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覆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据说伏羲在母腹中十二年，为一纪，故其诞生地被称为“成纪”。
此后《水经注》、《三皇本纪》、《元和郡县志》、《开山图》等总舵史志相沿记载“伏羲生于成纪”。那么，成纪在何处?“成纪”作为县，最早设置于汉代，明代废止，历史上县城的治所多次变迁。唐·司马贞《三皇本纪》、《元和郡县志》等史志都指为唐代天水成纪县，即今天的甘肃天水秦安县。宋·罗泌《路史·后记》指为宋代秦州府成纪县，即今天的甘肃天水市秦州区。甘肃史专家陈守忠教授说：“成纪这块地方，古时包括的地区相当大，现在甘肃的静宁、通渭、秦安、天水、清水、甘谷等县均为成纪地方。”今天的天水市有两区五县，秦安、清水、甘谷都为五县所含。夏商时期，天水地区被泛称为西戎居地，主要居住氐羌(戎族的组成部分)部落，同时还有华夏、东夷的一些部落。在商代之后，文献记载的为氐羌，氐族处于今甘肃较东部，多以农耕为生。羌族偏西所居。商朝后期，秦人胥轩的儿子奉命率族军驻守“西垂”(今陕西宝鸡)，监视周国和防御戎狄。周文王、周孝王、周夷王、周宣王时期，今天水地区发生多次战事，管辖也因当权者的利益多次更迭。后秦国统一了“西垂”地区。
20世纪80年代初甘肃天水市甘谷县毛家坪周代秦文化遗存和墓葬出土文物，体现出夏商周三代，秦国是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优势权力体系。公元前688年，秦武公率军攻打邽城(今天水市北)、冀戎(今天水甘谷县)得胜，设上邽县、冀县，此为天水地区正式置县之始。经过秦穆公、秦昭王、秦襄王时的数年战事，天水地区绝大多数地域归于秦国版图。甘肃天水市麦积区放马滩出土的战国秦简、上邽县地图等，证明古代天水地区在秦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天水历史文化包括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古遗址文化—秦安大地湾遗址文化、伏羲文化、先秦文化、三国古战场文化等。大地湾遗址是我国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天水是伏羲诞生和伏羲文化发祥地，前文已详述。天水在历史上被称为“秦州”，是先秦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天水在三国时期属于魏蜀必争之地，今天的天水仍有街亭地名，有重要的三国古战场文化。先秦时期，天水至汉中的古道已通行，商贩的往来，孕育了秦地独特的小曲，后发展为秦腔，演唱至今。另有天水山歌、秦州小曲、秦安老调、武山民歌、甘谷道情、清水道情、张川花儿等民歌，记录了华夏先民们劳作、生活的各种形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汉书》中曰：“家本秦地，能为秦声。”说明秦声起源于秦地，秦地与天水的关系前文已详述。
据《吕览·有始览》云：“西方为雍州，秦也。”周封秦嬴之地，此为古秦州现今天水地域，为“秦声”发源地。天水因地域的特殊性，历史名人较多，在此只提及接近先秦时期的名人。西汉时期的“飞将军”李广，今天水秦州区仍有李广居住过的“飞将巷”;屡建战功、参与推翻王莽政权的赵充国;“名震西州，闻于山东”的隗嚣;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姜维;前秦皇帝苻坚。天水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可见一斑。
【秦安墓陵墓遗址】
近年来，在甘肃礼县陆续发现了秦公墓陵园遗址，使萦绕于秦人早期历史发展的神秘面纱，逐步露出冰山一角。在礼县大堡子山发掘出了大量先秦重要文物遗迹。其中有驰名中外的秦公簋、礼器、铜鼎、壶、盘口壶、铜壶、编钟、石馨、车马器、金箔饰片等。可见，这一带自古就是富庶之区，是秦人长期活动并聚居之地，十四代秦人首领中，十代秦首领都以天水及陇右一带地区为居地和都邑，他们死后也必然归葬于都邑的附近。目前已经发现的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应该只是天水陵区秦公墓的一个部分，而更多的秦公墓陵园至今还没有发现。但从已发现的秦公墓表明，天水及陇右一带，是秦人祖先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大本营。
【牧马滩】
牧马滩秦墓遗址位于天水市麦积区党川乡北部花庙河上源党川河源头处，是一处战国晚期的秦人墓葬遗址。在出土文物中，最为珍贵的是在编号为M1的秦墓中发现的木板地图。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实物地图。它在天水的发现，表明秦人从入关直到完成统一之前，一直高度重视对其故地天水的社会发展与管理经营，那时的天水经济文化也具有相当的水准。据记载，牧马滩一带曾是秦人为周王放养马匹，提供战马的重要基地。天水及陇右一带宜农宜牧，逐步发展为秦人畜牧养马的后方，为日后秦人统一建国提供了作战准备。
【秦公簋】
1919年，著名的秦公簋在天水西南被发现。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秦国青铜器秦公簋，器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l9.5厘米，鼓腹，最大直径为23厘米，盖及器身均饰以细密的蟠螭纹，足饰窃曲纹，双耳。秦公簋系秦人在西垂陵庙的祭器。秦公簋上铸铭文由器身至器盖联为一体，一气呵成，字形流畅，内容是一些祭祀祖宗，歌功颂业并祈求先公神灵保佑秦国建立霸业的文字。
【甘谷毛家坪遗址】
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将秦文化编年推进至西周。
从2012年7月第二次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启动对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工作以来，历经3年，二次发掘已取得丰硕成果。近日，李伯谦、徐光冀等十几名国内著名的考古、文物保护专家齐聚兰州，对甘谷毛家坪遗址考古研究与保护利用工作展开专题研究探讨，并针对其相应的考古价值提出，应尽快启动出土文物和车马坑搬迁保护工作。
毛家坪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甘肃东部以及周代秦文化内涵，将秦文化的编年推进至西周，开辟了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先河。与会专家认为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探讨西戎文化的来源、民族整合问题，秦人西迁问题提供了新的宝贵的资料。在二次发掘过程中，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还采取了现场保护与考古发掘同步进行的方式，与此同时文物保护者对车马坑等遗迹的坑壁、遗址本体进行了多项实验和科学的保护，为今后的现场保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针对甘谷毛家坪遗址多年的调查和发掘，相关的墓葬分布及遗址布局已基本清楚，专家们建议可以将工作的重点由发掘转向资料整理研究和出土文物保护。尤其是尽快启动出土文物和车马坑搬迁保护，地方政府要配合做好文物提取、搬运、修复工作，确保文物安全。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组织编制毛家坪遗址的保护规划，统筹考虑遗址的保护及展示利用工作，并加快资料整理及发掘报告的出版工作，积极做好毛家坪遗址申报今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申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前期工作。
【秦文化：一统天下】
天水秦文化具有强烈的兼容性和博大的开放性。天水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距今7800多年前的大地湾文化表明，当地原始先民创造了堪称发达的史前文明。而古史传说中那些文化英雄如伏羲、女娲、黄帝亦出自这块神奇的土地。这说明，在中华文明肇启之际，陇右天水一带已是一个各族杂处、文明交汇和农牧文化相互碰撞之地。秦人迁入这块土地，不可避免地要受当地人文环境的熏染和塑造。怀着强烈复国回归心理的秦人，选择了兼容开放的文化政策，入乡随俗，兼收并蓄，吸取精华，从而迅速实现了摆脱困境，站稳脚跟而复兴再生的初衷，也使秦人在群戎环峙中由弱到强、脱颖而出。
天水秦文化具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和进取精神。秦人西迁天水，在亡国失姓，遭受打击的困境中，其回归故土振兴旧业的愿望始终不坠。而中原诸国与华夏文化对秦人的歧视与排挤，更是激起了秦人奋起直追、后来居上的进取意识，并且一以贯之。秦人不惜失地亡君和血的代价，世代与西戎争战，以求得周室的重视和提拔，是这个后起民族功利心理的集中展现。
三国古战场文化
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孙权……凡看过《三国演义》的人相信都不会陌生，如果你是个三国迷，如果你到天水来，就应对天水五大文化中的三国文化有所了解。
三国时期，天水处于蜀魏交锋的前沿，诸葛亮六出祁山、痛失街亭、智收姜维、计杀张郃等重大战事，都发生在天水，境内有街亭、天水关、木门道、诸葛军垒等三国古战场遗址多处。每一个地名都承载着一个故事，每一个地方都讲述着一段历史。
诸葛亮六出祁山、失街亭、收姜维等世人有口皆碑、如数家珍的故事,都发生在天水。街亭位于天水市秦州区东北100公里处的秦安县陇城镇,是历史上一处重要的军事关隘。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魏派大将军张郃率军西援抗蜀,双方争夺的焦点即街亭。这里至今还有“乱骨堆”、“大营”、“常营”、“万人坟”等战争遗存,并有弩机、马刺等遗物出土。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割据称雄,因天水战略地位的重要,一些帝王将相,军事首领在这里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天水关是三国古战场之一,位于天水市西南45公里处。“天水关”又名“收姜维”,描写诸葛亮受刘备托孤重任,决心出兵伐魏,先攻取了安定、安南两城,擒住魏国驸马夏侯懋,又假冒夏侯之名向天水求救,另外又命赵云乘虚攻取天水。守将马遵信以为真,部下姜维却识破此计,反而打败了赵云。诸葛亮爱姜维之才,探知姜事母甚孝,故意先攻姜母所居之冀城,以骗姜维救援,并暗遣魏延假扮姜维攻打天水。马遵中计,果然疑心姜维,等姜回兵,闭门不纳。姜维进退无路,只得归降了诸葛亮。
“失街亭”是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故事情节,叙说蜀国参军马谡因刚愎自用而使军事要塞街亭失陷的故事。街亭究竟在什么地方?历来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经洪亮吉、范文澜等史地学家和研究《三国演义》的专家考证,确认街亭即在今天水秦安县东北部。具体处所,如《秦安县志》所述,即今日之龙山——“断山,其山当略阳之街,截然中处,不与众山联属,其下为联合川,即马谡覆军之处。乾隆14年,秦安知县蒋允嫌其名不祥,改称龙山”。
现今龙山脚下的秦安陇城镇即为当年的街亭。陇城镇位于距秦安县城东北40公里的一条宽约2公里、长达5公里左右的川道北段开阔处。
由于镇西河谷中雄峙八方的龙山,山高谷深,形势险要,又有清水河挡道,关陇往来只有通过固关峡,翻越陇板;沿马鹿一龙山——陇城镇一线行走,是由长安到天水唯一较坦荡的路径。汉时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南大道。历代兵家均视为进可攻,退能守的军事要冲,成为群雄角遂的古战场。
今日陇城镇,古街亭的遗迹已难找寻,昔日当街的泉亭,泉在亭毁。只有西北2.5公里的薛李川中,发现的一张铸有“蜀”字的弩机,现存甘肃省博物馆内。当年马谡驻扎的拔地2侧多米,方圆数千平方米,顶部能容万人,形似农家麦草堆的麦积崖;仍郁郁葱葱地屹立在陇城镇南面,成为当年战事的见证。
此外，在天水的三国遗存还有大门道、诸葛军垒,名将姜维墓冢等遗迹，无一不是三国文化的昭示。三国文化是天水历史厚重的一页，也是天水历史极富盛名之所在。
【木门道】
俗称峡门,位于天水秦州区西南80华里牡丹木门村附近。两山对峙,中间有一条宽约50米长的峡谷,西汉水的支流稠泥河(古称资水),从中穿行而过。峡谷东侧的张家坪为诸葛亮伏兵之处,西侧有诸葛亮拴马的拴马湾。峡谷低处有一鼓形小山石,名曰石鼓,离石鼓不远有一小丘,形如巨钟,故称土钟。
公元231年春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包围了祁山,占领了卤城(今天水西南盐官镇)。魏主曹睿命司马懿出师御敌,司马懿命张郃为先锋总督大军；又令郭淮守陇西诸郡,其余众将各分道而进。诸葛亮先在上邽(今天水市)一带打败了由郭淮带领的魏军,东上迎头拦住了司马懿的主力部队。司马懿凭险坚守,拒不出战，诸葛亮用计诱敌,魏军大将见司马懿只守不战,讥讽说:“都督按兵不动,畏蜀如虎,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在众将的一再要求下,司马懿只好派兵出战,结果被蜀军打得一败涂地。
正当蜀军大败魏军之际,从汉中传来后主刘禅要求诸葛亮退兵的命令(即李严假传圣旨),加之粮草告罄，诸葛亮只好退军。蜀军突然退去,司马懿急派张郃带兵追赶,张郃追进木门道，突遇诸葛亮派魏延、关兴设下的埋伏，曹魏一代名将张郃死于乱箭。
如今，木门道作为三国历史文化遗存，定格在人们的眼中，让人们在游历这里的时候，回味历史那段风烟。
【诸葛军垒】
相传蜀军行军打仗时每人身背一个“乡土袋”，到了异乡，在饮食中撒入一小撮家乡泥土，可防止水土不服。在诸葛大军攻下天水城后，发现这里的水质很好，不用乡土袋中的泥土也没有一个士兵不服水土的。再者，在天水境内将是一场恶战，乡土袋变成累赘。于是，士兵们在天水城东门外，解下“乡土袋”，把泥土倒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丈八高的大土墩。诸葛亮经常站在高高的土墩上指挥训练军队，后人取名为“诸葛军垒”。
“诸葛军垒”为古秦州八景之一，在秦城区城东岷山路南。原为底大顶平的圆锥形土墩，高丈余，中间刻有五个阴刻的“汉诸葛军垒”斗方大字，旁有一行落款为清乾隆年间字样，其碑龛高大威严，朴实庄重，站于龛前令人肃然起敬。青砖碑龛后有圆锥台面，高一丈有余，黄土筑成正圆锥形，梯形土墩一座，经千余年日晒雨淋，风雪剥落残迹斑驳，却依然耸立在人们面前，为人们诉说着千余年的岁月沧桑。土墩四壁，夯筑土层，清晰可辨，周围有苍松翠柏相护。每当正午，艳阳高照，诸葛军垒上没有投影，当地乡民又称“无影墩”。《天水县志》对此也有明确记载。1989年在原地附近始有修复，垒前重新树起张爱萍将军所书的“诸葛军垒”四个如椽大字。
【祁山堡和祁山武侯祠】
祁山距天水市区约60公里,东起礼县盐官,西至大堡子山,横卧西汉水北侧,绵延25公里,地扼蜀陇之咽喉、势控攻守之要冲,是魏蜀必争之地。祈山堡位于礼县县城北23公里处，西汉水北岸的河滩畔上,是一座石基土填的孤峰,四周不粘不连,形似龟又似舰,武侯祠建于其上。这里因诸葛亮六出祁山而闻名于世。《三国演义》称祁山大寨，是诸葛亮的前线指挥部所在地。祈山堡并非祁山，而是祁山北侧西汉水边一座小丘堡。
祈山堡是依山就势修建的城堡。在东西长达百余里的宽阔川坝中，一峰突起，高数十丈，周围里许，四面如削，高峻挺拔。峰顶浓荫之中，城堡隐约可辨。堡下有按原貌新修的砖城门，高大坚固，入城后一径小道蜿蜒而上，道两旁松柏遮荫。峰顶平坦如坻，宽广约2000平方米，古木森森，浓荫蔽空，朱甍画栋，幽静肃穆。登堡远望，西汉水绕堡滚滚西去，堡北山麓诸葛大军的九寨故垒历历在目，堡南有集驯战马的圈马沟，有孔明试马的上马石，南面遥对的即是岿然屹立的大祁山，东北有当时称卤城的盐官，过卤城则是射杀张郃的木门道和天水关。东可进取盐官、天水关，西可攻取陇右，南可退回祁山，回军汉中，进可攻、退可守，居民富庶、粮草充裕，孔明在此指挥三军攻魏，其军事大家的风范令人折服。
后人在祁山堡建武侯祠，是全国现存规模较大的9座武侯祠之一。祈山堡武侯祠始建于南北朝，现存殿宇系清代重建，分3殿3院，房屋30余间，为硬山顶土木结构。正殿为诸葛亮塑像，羽扇纶巾，仪态端庄，神情自若，一派宁静致远的超然情态。另有关羽、姜维等人塑像，历代匾额、楹联、碑刻。
【街亭古镇】
街亭，又名街泉亭。西汉时归属天水郡街泉县管辖，相传街泉县名是由陇城的一口年代久远的泉而得名的，因泉在龙山之下，泉水旺盛，冬夏不减，人们又称之为“龙泉”。东汉时街泉县改称略阳县。据《郡国志》记载：“略阳县有街泉亭，即故县”。
街亭位于秦安县城东北40公里的陇城镇，是一处宽约6公里、长达十几公里的开阔地带，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魏蜀街亭之战就发生在这里。街亭河谷开阔，四通八达，南北山势险要，进能够攻，退可以守。诸葛亮派参军马谡督先锋众军，裨将军王平为马谡军中先锋（领兵1000人）固守街亭，因马谡违亮部署，又不听王平力谏，“不守汲水之道，依阻南山，不下拒城”，终被魏军大将张郃所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从此，街亭便名扬天下。
在陇城镇的王家川出土了一口“铁锅”，上铸“汉大丞相诸葛武侯制”字样，同时，在附近还出土了刻有“蜀”字样的弩机、马刺、刀、矛、盔甲等兵器。专家从仅有的作战遗物考证，出土兵器的地方，就是马谡、王平安营扎寨之地。今天的陇城镇，就是三国时期的街泉亭。
【天水关】
三面临山的三国古战场天水关，距天水市区不到50公里，位于天水市秦州区天水镇，和陇南地区相邻，一直是战略要地。此地有一个叫铁堂峡的峡谷。相传诸葛亮曾在这里计伏姜维，后来姜维为抵抗魏军，以铁堂峡为军事要塞，与魏军形成对峙局面。
史载，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曾被天水中郎将姜维识破计策。姜维，字伯约，天水冀城人，事母至孝，文武双全，智勇足备，堪称当世之英杰。诸葛亮亲自提兵直抵城下，半夜又遭袭击，诸葛亮不禁叹道：“兵不在多，而在人调遣。此人真将才也！”后诸葛亮用妙计收伏姜维，执姜维手道：“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随即，天水郡、安定郡、南安郡叛魏降蜀。
诸葛亮去世后，姜维秉承诸葛遗志，殚精竭虑，九伐中原，最后落得国破身亡。在天水关的铁堂峡内，地形曲折蜿蜒，沟壑纵横，怪石嶙峋。据介绍，天水关以西数十华里的川谷地带曾是秦人的发祥地。在殷商晚期，秦的祖先就“在西戎，保西垂”。三国时，这里依然聚集着羌、戎等族。姜维也因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在北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天水关除有姜维衣冠冢外，还有姜维祖茔、姜维堡、躲箭石、插旗石等与三国有关的地名。
【铁笼山】
铁笼山是姜维北伐中原时，与曹魏大将徐质大战的地方。铁笼山位于武山县高楼乡境内，这里山势奇险，蜿蜒起伏。蜀汉延熙十六年秋，姜维起兵20万，在董亭（今武山县）与曹魏先锋徐质相遇。姜维曾对众将曰：“昔日丞相在上方谷，不曾捉住司马懿，我深为遗憾。今天司马昭必定被我活捉。”很快，姜维计败徐质，围司马昭于铁笼山。然而战事瞬息万变，姜维派出前来增援的羌王去窃取魏寨，被魏兵生擒后降魏，姜维兵败撤回到汉中，《三国演义》详细记载了姜维大战铁笼山的历史故事。
铁笼山上现有的几处大塬，被当地人称为“司马井”，还有那一条长约3公里，宽约10余米的峡谷，更显示了这里险峻地形地貌的独特风采，谁人能不说这里不是三国的古战场呢！
【姜维墓】
天水有两座姜维墓，其一在甘谷县，其一在天水关。甘谷的姜维墓人人知晓，但天水关的姜维墓却鲜为人知。
天水关的姜维墓座落在秦城区天水镇东北的黄家坪山顶，左面为石家峡，右面为铁堂峡。铁堂峡不仅是西汉水上游的流经之地，也是由陇入川的古道和军事要塞。姜维墓山脚下的三角形川道里，是抚夷将军姜叙曾经镇守过的历城，正前方便是赫赫有名祁山。姜维古墓直径约十米，在此远眺，天水关尽收眼底，乃天水镇的八景之一。姜维死时六十二岁，据传部下偷偷地割下姜维的头颅，潜回天水关，埋在黄家坪山顶姜维曾经屯过兵的扎营地里。当地人至今仍然称这座山为“姜维坟”，地为“扎营地”。《天水县志》记载：“平襄侯姜维墓在（天水）县城南七十里天水镇北山，大冢巍然，相传冬不积雪。”《直隶秦州新志》记载：“铁堂峡（礼县）东一百里，汉姜维故里，州志亦铁堂庄，今两存之。” 刘江真在《三国战略重地——天水》一文中如此介绍说：“天水市秦城区西南铁堂峡有姜维祖莹及其墓，传为居住地。”姜维墓后的峡谷为铁堂峡，峡内有一铁堂庄，有姜维的祖茔，近旁有姜维堡、躲箭石、门钮沟等三国古战场遗迹。《元一统志》中记载：“姜维铁堂庄在天水县（今天水镇，唐宋时曾为县）峡内四山环抱中，有孤冢，相传为维之祖茔。入峡数十步，右岩有‘石门上品’等大字及‘延佑三年二月初三日’等小字”。《甘肃通志》中曰：“铁堂庄即杜（甫）诗《铁堂峡》，相传为后汉姜维故宅，四山环抱中一孤冢，传为维祖茔。”元朝诗人徐銮的《铁堂庄》诗云：“乱山深处一茅庐，原是姜公旧隐居，惟有铁堂空峡在，六韬留与子孙无。”天水关的姜维墓在许多志书、文章、对联中经常被提及。当地文人曾在天水镇东城门书一联曰：“铁堂峡古有铁堂庄，伯约生于斯地；天水关今为天水镇，孔明在此驻军。” 千百年来，姜维深受天水关人民的敬仰。正如元初史学家胡三省所言：“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
【姜维故里】
甘谷县六峰乡姜家庄，就是姜维故里。姜维少年时期就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从小就有大志，广泛结交豪杰高士。因为其父死于平羌、戎叛乱，他被朝廷赐为中郎。归顺诸葛亮后，他忠心耿耿，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在诸葛亮之后，姜维成为蜀汉中流砥柱，维系蜀汉政权十多年。
因姜维军功显赫，在明代朝廷又赐以顶戴，称作铁顶子。每逢过年过节，姜氏后裔推举本族品质优良者，顶戴乌纱，带领族 人于本村姜维祠堂，悬挂姜维画像，举行盛大祭典。
据传当年姜维在剑门身死后，马夫冒死带着姜维的一只马靴，昼夜兼程，赶回冀城，向家人报信。噩耗传来，乡亲们哭声震天，泪洒成河，高举招魂灯，齐唱招魂曲，并在姜家庄南山举行了隆重的葬靴仪式，以此作为姜维的衣冠冢，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姜维墓，此地因此而命名为靴子坪。靴子坪姜维衣冠冢坐南向北，背负群山，面临渭川，渭水烟波东去，地势开阔。对岸朱圉群山莽莽，环拱映照。一九八八年甘谷县在靴子坪姜维衣冠冢旧址重修姜维陵墓，用青白大石砌墓冢。如今已是青苔布满，绿草茵茵。
“姜维故里”四个字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家杨成武将军题写的。素底红字，以显示姜维一生高尚廉洁，赤胆忠心。墓高 1.2 米，象征姜维 12 岁离家从军，冢围 6.2 米，表示姜维六十二岁殉国。冢前九级台阶，以示将军九伐中原。两侧石级夹一光滑坡面为甬道，上写“远志”二字，借以颂扬姜维的远大志向和以身殉国的英雄气概，这里山峰秀美，林木葱郁，随着山风的吹拂，枝蔓摇曳多姿，更加激发人们思古怀人之幽情。
此外，天水三国古战场多达几十处，比较有名的还有庞德故里、武城山遗址、西县空城计、门里沟和铁门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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