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藏地，形成了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后来又推广到蒙古等民族，成为该民族的主流的、甚至是全民的信仰。伊斯兰教在隋唐时代就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到明清时代也成为中国境内的重要宗教之一。由于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一样，只是某些民族信仰的宗教，而不谋求向外传播，所以它们和中国境内的其他宗教，大体上没有发生过由于宗教问题而引起的冲突。

当明朝末年基督教第三次有效地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境内的宗教就大体维持着以儒教为主体、其他宗教为辅助的和谐局面。利玛窦由于儒服传教，允许信仰者仍旧祭孔和祭祖，因此，他所传的基督教，也就是中国学者通常所称的天主教，直到清朝初年，和中国政府、中国民众，大体也保持着和睦相处的关系。争论一般限于理论上的。

中国境内的天主教，此时也还未能变成如培根所说的“强大者”，所以天主教也没有和当时的儒教发生很大的实践层面上的冲突。利玛窦死后，由于梵蒂冈罗马教廷要求中国教徒不得再祭祖和祭孔，导致清朝雍正皇帝宣布，在中国境内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少数传教士的活动，仅仅被局限于宫廷之内，成为皇帝的宾客。

1939年的曲阜祭孔大典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状况，由于鸦片战争，得到了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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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骑炮弹飞进中国”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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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尚未涉及传教问题。当时中国境内尚有天主教徒30万人。由于儒教作为国家宗教，其本性决定它不会系统地从教义出发排斥其他宗教，虽然从雍正时代开始，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但是并没有要求这些教徒改变他们的基督教信仰。

《南京条约》中英文约本

1844年，继南京条约之后，在“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黄埔条约》，其第22款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居住，并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教堂毁坏，中国地方官应该“严拘、重惩”。

两年以后，即1846年，在法国政府的逼迫下，道光皇帝又宣布解除清朝初年对于天主教的禁令，归还天主教教堂，天主教遂可以公开活动。依据条约，传教士尚不许到五个通商口岸以外的中国内地传教。

十几年后，英、法两国为了扩大他们在鸦片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向清朝政府提出了修改条约的要求，未得允许，于是发动了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侵华战争。法国参战的借口，是说他们有一个传教士马神父到广西西林县传教，被当地民众杀死。西林知县否认此事，但法国还是以此为借口，和英国组成联军，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

战后，中国分别和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四个《天津条约》中，都有允许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内容。

于是，借助于帝国主义的炮舰，基督教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和洛克所说的情况稍微不同的特点。他们不是先和当地人和睦相处，待到自己壮大、并取得当地政治权利支持的时候，再采取强硬的措施，而是首先用武力征服了当时中国的中央政权，然后再向各地派出传教的神职人员。

这种状况，被称为“骑着炮弹飞进中国”。这样的方式，基督教的经典上也是难以找到的。《旧约》中上帝虽然暴虐，但没有传教的指示；《新约》中耶稣虽然指示他的门徒要传教，但没有说可以先用武力把受传者打倒，然后向他们传播福音。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是创造性地发挥了耶稣基督对于他们的教导。

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自然难以得到中国人的欢迎。被称为“教案”的中国人与基督教的冲突，在《天津条约》签订以前，由于《南京条约》、《黄埔条约》都未允许外国人到通商口岸之外传教，所以除了马神父事件以外，尚不多见。自《天津条约》签订以后，教案也就不断发生。

最初的教案，被指控伤害了传教士的，一般有三种人。第一是地方官员，第二是所谓士绅，第三是所谓生童。官员和绅士都是儒者，生童是在校的儒者。也就是说，最初教案的参加者，主要是儒者。

地方官员和绅士往往有地方武装，生童们则往往是亲自动手。教案的内容，一般有两条。第一是毁坏教堂，第二是杀死传教士。

毁坏教堂，必定是先有教堂才能毁坏；杀死传教士，也必定是先有传教行为，然后才可能杀死传教士。发生的地区，主要是南方数个省份。先是江西、湖南，接着是四川、贵州。都是与通商口岸距离较近的南方地区。

卷进教案的儒者遭到了镇压。当事者或被杀，或入狱，还要赔偿教会财产，重修教堂等等。在严厉镇压面前，官员士绅，也就是儒者们逐渐退缩了。

由于传教士和教民欺压的对象主要是一般民众，所以当儒者们夹杂着维护儒教利益的反抗情绪消沉之后，主要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民众们逐渐成为和基督教对抗的主角。其中最典型的教案，就是“天津教案”。（未完待续）

在天津教案中被烧毁的望海楼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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