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间的关系

论“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间的关系尹允镇(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12)作者简介：尹允镇，男，吉林省延吉市人，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朝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国古代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韩国语的一种方法。因为这种书法往往使用在官场的官吏之中，所以，叫“吏读”，又叫“吏道”、“吏文”、“吏书”、“吏吐”、“吏札”，虽有新罗的薛聪所造的记录，但不确切。吏读又可叫“乡札”，“乡札”是“吏读”的一种。摘 要：日本的“万叶假名”与中国的汉字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日语。而韩国的“吏读法”类似于“万叶假名”，韩国的“吏读文”也是利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韩国语。韩国从公元前后开始学习汉语，用汉字记录了本民族的语言，韩国人采用了“口诀式”、“书记体”、“吏读文”等多种方式。日本人也效仿这种方式创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字。可见在日本的“万叶假名”的形成过程中，“吏读文”给予它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吏读文”就很难想象“万叶假名”，同样没有汉字也很难想像“吏读文”和“万叶假名”。关键词：万叶假名；吏读文；汉字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 (2010)04-0006-07所谓的“记纪歌谣”是收录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诗歌。它作为日本最古老的文学形式，给予“万叶诗歌”以及后来的日本诗歌文学以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外，“记纪歌谣”还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而且使用的是“万叶假名”，而这个“万叶假名”则与中国的汉字、韩国的“吏读文”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以“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的关系人手，着重探讨“记纪歌谣”与中国、韩国的古代文字之间的关系。日本大和民族与其他国家的许多民族一样，上古时期没有文字，所以无论是歌谣还是神话都“口口相传”，一代代流传了下来。但汉字传到日本后，他们的文化生活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仅利用汉字记录了口口相传的各种神话传说和歌谣，而且创造性地运用汉字创制出了适合于自己的语言文字“万叶假名”，“记纪歌谣”就是利用“万叶假名”写成的。所谓的“万叶假名”，就是记录《万叶集》时使用的文字，“万叶假名”这一词汇就来自《万叶集》。但是，日本的“万叶假名”其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万叶假名”是指日本在9世纪创制“片假名”和“平假名”之前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日本语的假名，包括《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以及各种《风土记》中使用的假名；狭义的“万叶假名”是指记录《万叶集》时使用的假名。正如有些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使用在《万叶集》中的文字叫假名。”但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记纪歌谣”，所以本文所说的“万叶假名”是指广义的“万叶假名”。广义的“万叶假名”类似于韩国的“吏读文”。韩国的“吏读文”是利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韩国语时所使用的文字。和日本一样，韩国上古时代也没有文字，所以，他们的书写生活全靠汉字。汉字什么时候传人韩国现在尚难以确定，但是，从各种情况推断，绝不会迟于卫满朝鲜时期（公元前194年一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世纪，韩国人已经藏有《诗经》、《书经》、《尚书》、《春秋》等中国的古典文献。可见，那时汉文在韩国社会相当普及，水平也相当高。但是，汉文毕竟不是他们本民族的文字，因此用它记录韩国语肯定遇到了不少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便创出了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韩国语的一种方法，这就是“吏读”。“吏读”是借汉字的音和意书写韩国语的，所以它使用的尽管是汉字，但却不是汉语。现在韩国语中的许多汉字词也是由此而来的。下面我们引用《大明律直解》中的一段文字试解释如下：凡奴婢殴打家长者借斬，投者皆凌逞虎死，遏失者绞.（漠文）凡奴婢家畏乙把打属在乙良，并只靳齊，致投在乙良，并只卓裂死齊，失错投害属在乙良绞死齊。（吏讀文）引用句中的上一段是汉文，下一段是吏读文，是用吏读文来翻译上一句的。其中“乙”、“为在乙良”、“并只”、“齐”等等就是借用汉字的音标记韩国语的，所以，用汉语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下面，再引用韩国古代的乡歌和日本古代的和歌来看它们之间及其与汉字的区别，例文如下：柬京明期月良，夜入伊游行如可入良沙寝矣见昆，脚鳥伊四是良罹二胯隐吾下於叱古，二胯隐誰支下焉古本矣吾下是何焉於隠，夺叱良乙何如属理古。（榔歌）（诗歌大意是：东京城下月明，游玩深夜晚归。乘兴推开门去，炕上竟四条腿。两条理应属我，多余两条是谁？女人本是我妻，强夺我有何哉。）这是韩国著名的新罗乡歌《处容歌》的原文。虽用的是汉字，但不是汉语。文中的“良”、“伊”、“如可”、“良沙”、“昆”、“罗”、“隐”、“於叱古”、“焉古”、“是何马”、“於隐”、“良乙”、“理古”是借汉字音的韩国语的词尾，表意的只有“明”、“月”、“夜”、“人”、“游”、“行”、“寝”、“见”、“四”、“吾”、“谁”、“为”、“夺”、“何”、“如”等几个字。和歌一开始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请看一首：勿念迹，君者難言相時，何峙迹知而加吾不戀有牟。（和歌）

（译文：君言毋念君，言出多方便，再会知何时，焉能无眷恋。）这是著名的万叶诗人柿本人麻吕的《依罗娘子与人麻吕相别时歌》。和韩国的《处容歌>一样，用汉语是解释不清的，因为其中的“迹”、“者”、“而加”、“乎”是日本语的词尾，和“吏读文”中的“良”、“伊”、“隐”等一样，只借用它的音，而不借用它的意。由此可以推断“万叶假名”和“吏读文”有类似之处。“万叶假名”和“吏读文”的相似之处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无论是“吏读文’’还是“万叶假名”，都借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了本民族的语言，而且其记述方式非常相似。所以，李宁熙认为：日本的“万叶假名”是“吏读文”的翻版，用“吏读文”可以解释《万叶集》中的部分诗歌。比如，在《欢歌的历史》一书中，李宁熙用“吏读文”解释了《来目歌》、《日本书纪》、《怕物歌》、《万叶集》等诗歌，

二、日本应神天皇时期，百济给日本送去了《论语》和《千字文》从历史记载看，公元285年，日本的应神天皇时期百济送给日本《论语》和《千字文》，《古事记》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过程：此之御世，定赐海部·山部·山守部·伊势部也赤作剑池，亦新罗人参渡来。是以建内宿祢命引率为役之堤池而，作百济池。亦百济国主照古王，以牡马壹匹，付阿知吉师贡上。（此阿知吉师者，阿直史等之祖）亦贡上横刀及大镜，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又贡上手人韩锻，名卓素，亦吴服西素二人也。又秦造之祖，汉直之祖，及知酿酒人，名仁番，亦名须须许理等，也参渡来也。这段记录证明，应神天皇执政时期已有汉籍开始传人日本。③文中的“剑池”，就是现在的奈良县橿原市石川町，百济池在奈良县北葛城郡。《日本书纪》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十五年秋八月壬戍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两匹。即养于轻阪上厩。因以阿直岐令掌饲。故号其养马之处，日厩阪也。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日，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日，有王仁者，是秀也。时谴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这则记录与《古事记》略有差异，如《古事记》中的阿知吉师成了王仁，可是无论是《古事记》还是《日本书纪》，都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几乎相同的记录。由此可以断定，王仁在韩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日本的文化启蒙运动中他所起到的作用是无人能够比拟的，所以日本决心要世代传颂和纪念王仁。《怀风藻》的“序”写道：“王仁始导，蒙于轻岛”，文章博士橘直干也指出：“五彝教化将开，博士远自海来，永言于难波海，日域文化之魁”。日本儒学大家狄生徂徕则主张王仁和吉备真备、菅原道真、藤原惺窝一道应世代受祭于日本学校。可见，王仁在日本启蒙史上居有重要地位。上标记的人名、地名、城名、官名的方法也和韩国的标记法完全吻合，而《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的书写者张安就是从中朝鲜半岛“渡来”的人。由此，他又得出结论说：“当考虑到《上代三金石文字音假名字》的时候，几乎不能否定那里有过渡来人的文化活动。”如果木下礼仁的结论正确，那就说明，即便日本的古代汉字不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也一定和朝鲜半岛或日本史书上所说的那些所谓的“渡来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字的传播彻底改变了日本人的文字生活。据《古语抬遗》载：日本“上古之时，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而汉字的传人不仅结束了“未有文字”、“口口相传”的时代，而且使他们利用汉字创造出了适合自己语言文字生活的所谓的“万叶假名”，迎来了日本古代一个值得纪念的文化繁荣期。很显然，在这里如果没有中国文化，尤其是汉字的输入，这种繁荣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没有朝鲜的媒介作用，这种繁荣也是难以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古代东亚的文化交流史上，乃至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日本始终是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