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8月8日毛主席提出“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的前四天，8月4日，毛主席在河北徐水视察时还有一个小插曲。

　　毛泽东听完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在徐水县领导干部陪同下，来到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俱乐部，他看到俱乐部里挂满了各种奖旗，看了几面，问了问每一次得奖的经过，就在长桌旁坐下来，问农业社干部说：“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农业社主任说：“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每亩平均多少斤？”

　　农业社党支部书记说：754斤。毛泽东惊讶地“啊”了一声，赞叹道：“不少啊！”他又问到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他说：“今年全县要争取大丰收。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听了，睁大眼睛，看了看屋里的人，奇怪地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夏季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空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张国忠说：“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县长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呵呵笑着，他环顾大家，说：“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县长说：

　　“我们只是光考虑着怎么多打粮食！”习惯开玩笑的毛泽东幽默地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也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5顿也行嘛！”这本是一句幽默话，没想到后来传达下去以后，许多地方还真的发生了敞开肚皮比赛吃饭的笑话。

　　摘自《毛泽东大传》毛主席1958年11月讲话也证实了这一点：“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14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礼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1959年国民经

　　济计划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讨论商业工作、教育方针和加强民兵工作的问题。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会议需要讨论的17个问题。他说：“第一个题目，经济计划问题，是重点，这次会议的性质是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第二个题目，也是工业问题，就是今年要搞1100万吨钢。”

　　关于农业的粮食产量问题，毛泽东问谭震林：“明年你们安排怎样？”谭震林回答说：“有的地区是人均2500斤，口径不一。”毛主席在八月十九日讲话：还要讲形势。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从中央到合作社，要上

　　下一致，要有许多机动。但机动是属于枝叶方面的，不能妨碍骨干。钢明年2700万吨要完成，今年1100万吨要保证。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我看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6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1100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

　　笔者注：毛主席虽然对粮食产量的浮夸风警惕，但是对于钢铁产量还是充满激情，热度还是没有降下来。参见本系列第一篇袁宝华同志的回忆。到了北戴河会议，毛主席虽然对农业浮夸已经有了警惕并作出指示，但是对钢铁指标的脱离实际还没有彻底的认识15在接见社会主义六国代表团时的谈话纪要（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

　　“我们以钢的生产为例。去年，我们钢的产量为535万吨。那么，今年呢？按照最初的计划，我们曾打算今年生产620万吨，然后再增加到750万吨，接着再提高到900万吨。各冶金厂经理都参加了7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有人问：为什么要拖延呢，既然我们可能立刻将钢的产量增加2倍。于是，我们决定在今年便将钢的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但在8月份的检査中我们发现，这个计划面临着风险。因此在北戴河会议期间

　　我们便讨论了这个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否能把钢的产量提高2倍？我个人对此仍有疑虑。要知道，离年底总共只剩下3个月，甚至还要再减去2天。情况很严峻。我们可能会遭受失败。现在我们仍在认真对待此事，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些钢。我的疑虑也依然存在。我们，中国人，对这件事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是在实践中逐步进行的。”

　　笔者注：关于钢铁产量，各冶金厂经理都信心满满，认为中央指标太低，太保守。这也跟袁宝华同志的回忆相吻合。16正式降温如果说一九五八年八月，主席对农业浮夸风有了警惕并作出指示，那么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上则对此做了特别强调。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六日、七日、九日、十日）“河北明年准备搞一千万亩，亩产万斤，则一千亿斤，去年八千八百万亩，还只二百五十亿斤，今年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用机械电气之力，种少量之地，得多量之粮食。不要吹那么厉害，结果像黄炎培说的，郑州只有吃素。吹了一顿，不过一两五钱油一个月，有什么优越性？”“回去开会，征求意见，不要

　　说郑州开了会。是不是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因素算不算？不要把决议一下子推广出去。家庭要废除，言不由衷，口里很左，斩头去尾，父离子散。”“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

　　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有些问题讲热了要讲得适合当前。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报上尽是诗。大跃进把有些

　　人搞得昏昏沉沉。“诗无达诂”，是不对的。诗有达诂，字句确凿。睡不着，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

　　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今年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这四个月，第一书记还要抓一抓农业。这关系到夏收，请大家考虑。抓钢铁同时抓农业。第一书记召集一个会，把劳动力分一分，宣布一下，强迫命令一下，交给农业书记负责。省、地、县都要负责，搞不

　　好不行，不然无人负责。各说各有理，大家都拖到钢铁方面去了。山西说：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这个口号是好的。搞掉一个就是铁拐李了。缺农业就成了斯大林了，搞农业的要死心塌地的搞农业。决议上再写一下，不要把农业丢掉了。”17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主席有针对报纸宣传的浮夸风气与吴冷西进行了谈话，如下：

　　记者头脑要冷静*（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的要点）“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

　　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现在全国到处乱哄哄的，大跃进。成绩很大，头脑热了些。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记者，特

　　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18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吴芝圃同志也不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

　　没有耐心不行。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19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

　　客观事实。”“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

　　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

　　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她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

　　冒险主义的错误。”“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

　　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文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

　　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

　　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农业指标搞多少？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吆！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合，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

　　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转向陈伯达同志），伯达同志！，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

　　是不是要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要搞得更扎实些。”“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一九

　　五九年）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讨论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〇七十万吨，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的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

　　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走路。北戴河会议后，两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

　　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要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

　　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大跃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修改文章，要证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洗矿之关、破碎之关、选煤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

　　月才能过关。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就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是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

　　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增加到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克思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

　　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如果能）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二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

　　四千吨，比蒋介石（的钢铁产量）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说这些数字，无非说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

　　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何应钦不发饷的办法。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二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二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样多？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两万公里，吕正操的报告气魄很大，我很高

　　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还有什么办法？有矛盾，吕正操你真是思想解决了，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例如湖北第一季度地方要钢材八万吨，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六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灾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

　　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实际根本没有，我看见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没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就有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作假问题。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

　　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

　　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

　　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

　　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12〕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

　　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

　　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笔者注：从这次武昌会议讲话，可以看到，毛主席已经深刻意识到高指标与浮夸风的危害性，再三苦口婆心地告诫同志们，不要没有根据的高指标，不要浮夸，要实事求是。毛主席后来在一九六六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到：“武昌会议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在后续系列，笔者会引用这个讲话）

　　20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釆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

　　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赏。”“明年搞三干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

　　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干三

　　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

　　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

　　领，国家灭掉，打游击。”2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对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冬和1959年的水利工程计划，按各地的初步计划，比上一年度增加近三倍，有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去冬和今年是五百亿方）。假定用农村男女劳动力的半数，约一亿二千多万人来兴修水利，每人工作一

　　百天，每人每天平均要做十五方以上，才能完成。不能搞这样多，要大大减少，否则，势必与钢铁、积肥、副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其他农村基本建设，在劳动力的安排上发生矛盾；并且势必会加班加点，过分延长劳动时间，妨碍必要的休息和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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