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世界进入近代史以来，一个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华帝国就开始逐步落后于西方。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哪怕一只小虾小鳖也可以任意欺负中国巨龙。1949年，受尽欺凌的中国，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中国人民从此在政治上重新站立起来了。但是，“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迫使中国必须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老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行，只能永远落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必须来一个“大跃进”，而且永远需要“大跃进”。毛主席提出的“大跃进”，正是这种战略意义上的广义“大跃进”。

1958年下半年，我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紧接着又经历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工作中又犯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错误。现在一般所讲的“大跃进”，是指这一特殊时期实际执行过程中的狭义“大跃进”，与毛主席的广义“大跃进”是有区别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这段历史的主流表述，是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是野蛮至极，黑暗透顶，而且罪责全在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这种对“大跃进”的解读，不是无知的误解，就是恶意的歪曲。

我出生于1948年，对这段特殊的历史有过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事实果真如主流舆论所说吗？我们这代人现已步入古稀，如果不趁健在时说清真相，而任某些人信口雌黄，天底下最大的历史冤案就可能在中国造成。下面仅以本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从三个方面和狭义上谈谈农村的“大跃进”。

一、“大跃进”中的农村变化

中国农村的“大跃进”，正如一辆高速行驶追赶前车的汽车，虽然也抛过锚，甚至发生过倾覆的危险，但它毕竟大大缩短了与前车的距离，历史功绩不容抹杀。据本人所见，“大跃进”的几年，农村最大的变化有三个方面。

第一大变化：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大提升

今年以来全国上下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塘约道路”，“塘约道路”再次充分证明，中国农民只有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才是一条康庄大道。

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早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历史向农民提出了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顺应这一历史要求，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一完成，毛主席就开始亲自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了中国农村的第一波社会主义高潮，将农民一步步引导到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是1958年以前的形势。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之前，高级社是否就是极终的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呢？至少有两条理由可以作出否定的回答。一、中国农村建设极端落后，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如修水库、建渠系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些建设在一个高级社的范围内是无法进行的。二、中国农村的社会事业，特别是教育、卫生等事业长期停滞，兴办这类事业，高级社也力不从心。因此，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高中低多层次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便成为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我国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并不是少数人高居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顺应这一客观要求的产物。它一经农民群众首创，毛主席就以高度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它的伟大历史作用而及时推向全国，从而将我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中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可以说是“大跃进”的一桩最大功绩。由于受“共产风”的影响和干扰，人民公社在建立之初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比如规模过大、“一平二调”、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和供给制等等。毛主席以极大的耐心和努力，及时纠正了错误。在我的印象中，到1961年底，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的地域范围和规模大小基本定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架也已基本形成。错误和挫折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党，1962年9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颁布，标志着人民公社体制基本完善。

《六十条》将人民公社体制概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非常科学的。它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同时发展，激发低水平生产力向高水平生产力过渡。我们那里的高级社大约建立在1956年，到“大跃进”时，除了土地和年终分配留有少量公共积累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所有”。“大跃进”中，我们那个公社白手起家，办起了一个较大的石灰矿，一个进行手工业生产和畜禽种苗繁养的副业总厂，这是我印象最深的属于公社所有的第一批家当。正是有了这第一批家当作基础，不断“滚雪球”，直到1996年前后，所有乡镇企业（公社解散前称社队企业）破产改制卖完分光之前，社办企业发展到20多家，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力，并兴办了一批集体事业，还给基层干部发津贴和退休金。大队一级也在“大跃进”中集中一批工匠办起了副业队，在此基础上，逐步办起了打米、轧花、榨油等直接为群众生产生活服务的企业，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得到了发展壮大。生产队一级则以粮棉种植和小型、分散的鱼牧副业为主。由于当时的粮棉种植主要还停留在手工操作阶段，所以只能以生产队为基础，组织农民开展生产经营和分配。由于三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到1978年前后，全公社每个生产队都通了电，家家户户都结束了煤油灯照明的历史，不少生产队都用电或柴油机抽水排渍，用手扶拖拉机耕田和运输。

从我们公社的发展可以看出，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中，公社一级容纳的是较高一级的生产力，大队一级容纳的是次高一级的生产力，生产队一级容纳的是较低一级的生产力，三种不同水平的生力在各自的起点上向前发展，不仅互不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是互相排斥的），而且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让人民公社走到今天，农业现代化水平必将有一个全面大提高，今天的中国农村，已经到处都是南街村，三级所有已经基本过渡到两级所有，再有若干年，就可能过渡到公社一级所有。那时，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描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遍布中国大地。

第二大变化：农村妇女生产力的大解放

千百年来，中国妇女长期处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深重压迫下，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妇女半边天”，解放妇女，就是解放生产力。而妇女的解放，首先是家庭从属地位的解放。“大跃进”时普遍建立的公共食堂与托幼组织，把广大妇女从繁琐的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广泛参加到各种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去，并享有与男子同工同酬的权利，广大妇女再也不用围绕丈夫、孩子和锅台转，是一次妇女解放的伟大尝试。后来，农村公共食堂和托幼组织虽然都解散了，家庭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还了原，但在此后人民公社存续的20多年中，妇女仍然撑起了农业生产的“半边天”，除了使用犁耗、浸种育秧等技术农活和一些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在诸如插秧、割谷、栽摘棉花、栽收油菜等农活中，妇女甚至成为了主力军。在家庭事务中，也与男子日趋平等，不少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男子。

公共食堂和托幼组织被解散，并不是群众不愿意办公共食堂和托幼组织，主要原因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经，没有办好，伤害了群众。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那里办公共食堂，比建立人民公社还早，大约在1958年春夏之交。南方的村落比较分散，我们那个自然村只有60多人，是高级社的一个生产队。农忙季节，大家商议，在一个比较宽敞的农户廊檐下，砌了一口大灶，做了几格饭甑，推举我父亲当炊事员，公共食堂就算建立了。当时公共食堂只蒸中晚两餐饭，不做菜。上午和下午上工之前，妇女们就用各自的餐具，淘好米，放到食堂的甑格中去。如有可以蒸食的菜，如腊肉之类，也一同送去。吃午饭和晚饭时，又各自带回蒸好的饭菜，一家人享用。记得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妇女们，对此不仅感到十分新奇，简直是兴高采烈，说明只要按照群众自己的意愿办食堂，农民群众一定是拥护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这种农民群众最初自发办起来的公共食堂，自然显得简陋和低级，但它却是农民自己意愿的体现，随着条件的不断改善，这种简陋低级的公共食堂也必然会按照农民自己的意愿逐步提高。只可惜我们有些身居领导高位的人，总是一开始就把事情“设计”得非常“完美”，要求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办。这种公共食堂举办只有几个月，就被强行合并成了一个近300人的大食堂，而且强行统一就餐，加上粮食、蔬菜、油料、柴火越来越难以为继，生活越开越差，当然遭到群众反对，被迫解散。

今天，尽管资本和权力将一部分妇女打回到了金钱奴隶的地位，当妾卖淫，但“大跃进”中兴办的公共食堂和托幼组织，让千百年来长期禁锢在家庭中的妇女们，第一次看到了家庭生活社会化的曙光。它所唤起的广大妇女对自身解放的渴求，即使再把孔孟之道的紧箍咒强行箍在她们头上，再也不可能把她们重新打入“三从四德”的地狱中去了。公共食堂和托幼组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必将重新兴起。今天，遍布城乡的餐馆和幼儿园，就是这种历史必然的产物，虽然已被完全商业化和市场化，但客观上已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公共食堂和新型托幼组织准备了物质基础。

第三大变化：农田水利事业的大奠基

1958年前的农村面目，应该同老祖宗最先开发时没有多大区别，阡陌纵横，千纳百补，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农田水利设施。虽然是平原地区，高处多是望天收的“天水田”，低处多是老天打个喷嚏就遭淹的水渍田。出门走步路，老百姓有句话：“晴天一把刀，落雨一包糟”。“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开始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第一次改变了千百年来的原始面目，为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中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奠定了基础。“大跃进”中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最大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修水库。我们那里最先建立的大公社的上部是山区，在两个大公社之间有一条主河流的支流纵贯全公社。公社一建立，首先就与邻近的一个公社联合，在山区与平原的结合部斩断支流，筑起一道大坝，建起了一座蓄水量达几千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同时修起了几条一直通到公社最下部的主灌渠，还在水库以下横向开挖了一条撇洪渠直通主河流和洞庭洞。这座水库的修建，使全公社几乎每一个生产队的大部分耕地实现了自流灌溉，部分“天水田”也有了水源，水渍地免除了渍涝。“农业学大寨”时，全社土地经过平整，配套了支、斗、农渠，90%以上的耕地都能自流灌溉。现在快60年过去了，尽管一家一户的小块经营严重限制了水利设施效益的发挥，但水库以下的农田仍在广泛受益。

二是平坟墓。1958年以前，我们那里历代累积下来的坟地比比皆是，占去了大量耕地。人民公社建立后，掀起了一个烧人骨制磷肥的高潮，凡是掩埋年久的坟墓，都基本平毁，人骨焚化后作了磷肥。这一举措，虽然是在思想阻力很大的情况下，由干部强迫命令和瞎指挥强行推行的，但在客观上起了两大作用。第一大作用是在极大程度上破除了群众信神怕鬼的封建迷信思想，农村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从此很少有信鬼怕鬼的。第二大作用就是大面积增加了耕地。我们那个自然村的前后左右曾经都是大片大片的坟地，村中间也有小片坟地，耕地就夹在坟地中间，平坟以后，全都成了耕地。如果没有“大跃进”时的那场“平坟运动”，任由人们占地葬坟，恐怕今天有限的几块耕已经被死人占完了。

不可否认，由于“五风”盛行，“大跃进”中也出现了一些逆向变化。最大的逆向变化，我认为是农民民主意识的大浇灭。

被束缚在封建统治下和小农经济中的中国农民，千百年来，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意识。解放后，虽然斗倒了地主，分到了田地，有了一点民主意识的启蒙，但还是普遍莫名其妙地怕官。在我的最初记忆中有这么一件事，50年代初期，一位背枪的干部从我家门前走过，我竟吓得朝门旮旯里躲。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什么一个刚有记忆的小孩子如此怕官呢？是因为受了当时整个农村氛围的影响。在以后的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中，农民有了一定的经济民主思想，但政治民主意识还很难谈得上。1957年毛主席提倡大鸣大放，整党整风，是农民民主意识的一次大启蒙，很多农民群众开始给干部提意见。当然有些意见如闹退社等是错误的，但大部分意见对克服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是有帮助的。可是，紧接着就来了一场“反右”（农村好象叫“反资”），很多提了意见的人都挨了整。我们大队有个普通农民，不知提了一条正确还是不正确的意见，一天晚上全大队开他的斗争会。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老师，也就是被斗者的外甥，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性和划清界线，竟背起一把马刀，突然将舅舅砍得鲜血直流。外甥砍舅舅这一刀，砍掉的实际上是农民群众刚刚萌发的一点民主意识，同时也暴露了砍人者的封建依附思想，同样也是缺乏民主意识的表现。

“大跃进”时“五风”横行，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直接肇因于反右扩大化对民主的压制。要我说，“大跃进”时在“五风”之外还有一风，就是打人风（具体事例下文再讲），强迫命令不成就打人，将农民本来就很薄弱的民主意识彻底浇灭。“文革”时为什么农民一般都偏于保守，被一些人挑动进城搞武斗，镇压造反派，也是因为他们吸取了反右扩大化及“大跃进”中强迫命令和打人的教训。

二、“大跃进”中的“五风”

“五风”实际上从1958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到1960年下半年我上初中之前，有几件让今人不可理解的荒唐事，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第一件事：晚稻插“挨挨寸”

我们那里成立人民公社，大约在1958年夏秋之交。此前正是江南农村“双抢”大忙之际。但收了早稻，主要男女劳力都到30多里外的山区修水库去了。生产队几十亩晚稻抢插任务，基本上是由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姑娘带领同我年龄相仿的七个小学生承担。上面要求密植，说越密越好，要插2×2寸，我们也不知2×2寸究竟是多大一个见方，只晓得一株挨一株地插，被群众称为“挨挨寸”。七个小孩子加一个大姑娘，天天泡在滚烫的泥水里，足足插了快一个月。任务虽然完成了，但每个人的手都烂得没有了一块好肉。由于插得过密，而且超过了季节，当年晚稻只收了一把草。

第二件事：“夜战马超”与报喜

虽然主要劳力都上了“前线”，只有几个小学生插秧，但领导们却特别喜欢坐在办公室里听人们“夜战马超”的“热潮”。哪里的吆喝呐喊声大，哪里的“热潮”就高，就受表扬，否则就要挨整。白天水煮太阳烤，又热又累手又烂得痛，为了当生产队干部的亲邻不挨整，晚上我们还得出来应付这种“检查”，躺在早稻收割后的稻草堆边，一齐放开喉嗓，大声吆喝呐喊。当时每完成一项工作，领导们还喜欢听报喜。晚稻刚插完，我们几个小孩子又被组织起来，敲锣打鼓到十多里外的乡政府去报喜，本来烂得红肉泛泛的手，经锣鼓钹一震，鲜血直流。

第三件事：放学回家没了家

我家是贫农，解放前住的是一名乞讨在外的孤儿的茅草屋，种的是一家地主的佃田。1954年经济条件好转，起了两间一偏十七条檩的木架子瓦屋。1958年下半年的一天，放学后我照常往家里走，谁知家的影子也没有了。从邻居们那里得知，我家所在的生产队与邻近的三个生产队合并成了一个连队，从今男女分开，过军事生活，一个连队一个大食堂，人人都吃食堂饭，不准各家各户开伙。今天全大队来了几百人，把我家房子拆到约一公里外的另一个生产队，接在另一户人家旁边，一齐做了连队的大食堂。我与父母，还有刚结婚的小哥小嫂也被安排到另一户人家居住。

第四件事：深耕一丈以上

1959年春耕来到时，上面又要求深耕，也是说越深越好。公社、大队层层办深耕现场，把全部劳力、耕牛、犁具都集中起来，选几块田，首先犁开表土，搬到一边，再又往下犁，再搬去一层土，这样犁一遍搬一遍，一直犁到一丈多深，再把搬到一边的土回填进去。我们小学生也全体放假集中参加搬土。这样深耕过的土地到底增没增产，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放暑假后我们参加插晚稻，深耕过的地方人不能下，牛不能去。否则，就会象陷入泥沼一样，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第五件事：棉株吃鸡蛋

“敢想敢干”、“放卫星”是那时最时髦的口号。大队的青年突击队又最“敢想敢干”和“放卫星”，他们种了几株“卫星棉”，就在我们上学和放学回家的必经路边。一天放学回家，正好看见某干部指挥几个青年妇女在每株棉花根部埋鸡蛋汁，还加了油和盐。我们很好奇，问：棉花也吃鸡蛋和油盐吗？那位干部不无自得地告诉我们：“鸡蛋和油盐营养足，人吃了好，棉花吃了也一定好”。

第六件事：“粪湖尿海”

当时农村到处都可以看到几条标语，“生根的要吃，生嘴的要肥”，“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过去种田，都以人畜肥料为主，食堂化后，家家户户不准养畜禽，集体耕牛又奇缺，猪也养不起来，化肥更没有普及，于是人们便放起“积肥卫星”来。凡是周边有树木的堰塘，干部就指挥人把树枝砍下来，往堰塘里一扔，让水慢慢变变颜色，就被称作“粪湖尿海”，灌溉时用水车往田里一车，就算施了肥。

第七件事：“双蒸饭”

从1959年起，粮食就开始紧张，定量越来越少。我们10来岁的孩子，大约每天就是半斤大米，整劳力也就是十一二两（16两秤），当然吃不饱。加上伙食开得差，油水严重不足，吃饭更不知饱足，越不知饱足就越感到饿。当时人人屁股后都挂着一双上端用绳子连起来的小筷子，一天到晚就盼着食堂打钟开饭。为了解决饥饿问题，干部们也想尽了办法，连稻草做的“淀粉粑粑”也发明出来了。最可笑的是有人以为提着自己的耳朵可以离开地球，发明了“双蒸饭”，把第一次蒸的饭加水再蒸第二次，让米粒高度澎胀。虽然体积增大，暂时能撑撑肚子，但营养没有任何增加，反而有所破坏，很快就饿了。

第八件事：被罚跪并扣掉午餐的老贫农

大约是1959年的双抢季节，我们队里的一位老贫农，犁田后到大食堂吃午饭，当着大队书记说了半句牢骚话，没等说完另半句，只见那位书记二话不说，就飞起一脚，向老贫农的膝后弯踹去，当场将老贫农踹得跪在地上，不准起来，不准吃饭，一顿饿极待食、少得可怜的午餐就这样被永远扣罚掉了。本来闹哄哄的大食堂，顿时鸦雀无声，连哭闹着没吃饱的小儿也吓得安静下来。

第九件事：拦截上学小学生出工

因家离学校较远，每天清早，我们几个小学同学就到食堂吃了饭上学去。1959年初冬的一天清早，正当我们围着食堂灶台边烤火，边等饭吃的时候，一位驻队国家干部闯进来大声嚷道：“谁叫你们围在这里的？出工去！”一位同学马上起身，被干部顺手在背后猛推一掌，将这位同学当场推倒在地。接着，干部又一把将我的学生符号抓住，猛力一拉，把我摔到在灶台的梯等上，学生符号和衣服也被撕坏了。那个同学因出身不好，当然不敢做声。我则不然，立即哭闹着同干部撕扭起，非要他给我赔衣服和学生符号不可。虽然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在场的大人们无不从心里拍手称快。几个老太太私下对我说：“伢儿，你真给我们出了一口气。有钱一定给你买粑粑和糖吃。”

以上九件事，都是本人亲历亲见，主要涉及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至于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不是我们小孩子所能看得到的。因为只听说，没亲见，恐口说无凭，就不说了。很长一个时期，人们都不知道“五风”的风源在哪里，近四十年来，主流舆论都把罪责归究于毛主席和他所发动的“大跃进”，很多人甚至把“五风”与“大跃进”等同起来，一讲到“五风”，就是“大跃进”时如何如何。今天，许多历史文件已经公开，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都对这段历史作了大量研究，以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不仅不是“五风”的始作俑者，反而是坚决抵制和力主纠风的中流砥柱。1958年8月，已下定决心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指挥炮轰金门和支援中东革命后，回过头来便首先发现了国内的“五风”问题，接着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并亲自给生产小队以上六级干部写信，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才终于彻底平息了横行一时的“五风”，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拉上了正轨，为到他老人家逝世前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以及近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毛主席从来没有以此居功自傲，在1962年初的七千大会上，反而主动作检查，为他人承担了责任。古今中外，何曾见过有如此高风亮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大跃进”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大探索，任何人不可能不犯错误。正因为如此，毛主席除自己承担责任外，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但是刮“五风”的不仅不捡自己的账，反而把责任全部推给纠“五风”的毛主席，甚至纵容一些人妖魔化毛主席，这就有人格和品德问题之嫌了。

三、大跃进中的“饿死人”

自从美国有人说中国“大跃进”三年饿死二、三千万人后，国内就有一批人充当应声虫。有人开口就“考证”出饿死了3600万，又有人不断加码，“考证”出饿死了7000万。当时中国六亿多人口，按3600万的说法，就是三年每17人中饿死了一人；按7000万的说法，就是三年每9人中饿死了一人。以我之所见，不论7000万还是3600万，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瞎编胡说。不知饿死同因饿致病而死有没有区别，如果没有区别，要说饿死人，我只见过一例。

我们在同一个食堂吃饭的那个连队，有近300人。其中有个单身汉身高体大，老实本分，食量大于常人，没有家庭成员相互调剂，找不到其他解饥门路，食用与同等劳力同等定量的粮食，肯定比常人更感饥饿，后来患了水肿病，并因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死了。就算这人是饿死的，也只有1/300。在同一个大队，我再没有听说第二例。若按1/300推算，3600万说扩大了18倍，7000万说扩大了33倍。这些人可真算得上是“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未能绝种的劣根。

我只想问问制造3600万甚至7000万饿殍的人，“大跃进”中你家饿死了多少人，你怎么没饿死？你是否像毛主席一样，也饿得患过浮肿病？相信你们答不出来。不过我可以将我的家庭和亲戚家庭“饿死人”的事给你们算个账。我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当时都已成家，共有子女18人，加上父母、嫂子、姐夫和我，一大家共有27人。我的两个舅父，两家合起来当时共14人。我老伴一家，当时也有10人。这三大系家庭，分布在相邻的三个县，而且全都是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奇怪的是，在那样困难的日子里，不仅没有饿死一个，而且连病死老死意外死的也没有一个。我大舅父长期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大舅母是个瞎子，小舅母更是个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老病号，这样两个病残家庭，一个带着四个孩子，一个带着六个孩子，居然也全都在那样的日子里挺过来了，更遑论饿死！

有资料说，饿死3600万论者把按正常出生率应当出生而未出生的“人口”和漏统的人口，都算作了饿死的人口。关于漏统人口，我也可以提供一个佐证。我们那个当时三十来万人口的小县，有两所县办全日制中学，1960年下学期两校招了10个初中新生班，共400来人，全都办了迁移手续，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12条紧急指示信时，城镇户口和商品粮指标全部取销，虽然城镇把我们的户口注销了，但又都没有办回迁手续，这400多人就成了漏统人口。这些人如今大都活得好好的，怎么全都被人“早夭”了呢？真是岂有此理！

应当承认，“大跃进”时期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一些领导干部对生产的瞎指挥以及虚报浮夸产量，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减产和购过头粮，同时由于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合同，逼偿债务，造成了全国上下普遍吃不饱肚子，饿死人的事确实发生过，在某些地方如河南信阳等地，甚至还很严重。但有一条也的当时确凿无疑的事实，就是社会秩序稳定。

中国农民是最善良、最具忍受能力的农民，不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决不铤而走险当“逆贼”。如果有谁非要让他们活不下去，他们也会勇敢地起来反抗，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就是一部农民反抗史。按照饿死3600万说和7000万说，“大跃进”时饿死人超过了历朝历代，农民应该早就造反了。但为什么当时社会秩序井然，没有一个农民起来造反呢？也许有人会说，是因为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人民不敢反抗。但是，历史上农民因为活不下去就造反起义，如果还加上极权统治，岂不更要造反吗？这只能说明：第一、当时饿死人的情况并没有达到引发农民造反的程度，也就是说饿死3600万或7000万是被有意无意无限夸大了的数字。第二、共产党对当时的饥荒高度重视，自始至终都在采取积极措施，带领和帮助人民群众渡过难关。尤其是当时实行的平均主义，保证了每一个人都有一口维持生命不至饿死的饭吃。如果当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将出现一边是囤积居奇，一边是饿殍遍野，那就真有可能饿死3600万甚至7000万，农民真要造反了。第三、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带领他们渡过难关有着足够的信心。特别是毛主席主动节食拒肉而身患浮肿，不让自己的子女有任何特殊，而且将少数干部的特殊化作为“五风”之一而坚决反对和纠正。党的领袖如此，人民群众有什么理由不信任共产党而非要揭竿而起呢？

共产党果然不负民望，从1962年开始，农村形势就开始好转，经过三年调整，中国农村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此后，经过“农业学大寨”，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和化肥工业，大面积试验和推广杂交水稻，到八十年代前期，中国的粮食问题就基本过关了。

综观自然史和人类史，动物世界从来就食物不足，人类从类人猿进化到人以后，也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饿肚子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动物界和人类社会从来就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在一个逐步发展到十多亿人口，人均不足2亩耕地，而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自然灾害频繁的中国，解决吃饭问题，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才能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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