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有些观察家认为，这些行动不会明显增加道德风险，不会增加人们对“大而不倒”的期望值，更不会鼓励金融机构承担大量风险。例如，他们认为，在拯救了贝尔斯登公司后，证券持有人和高管所遭受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与援助大量债权人所带来的影响相互抵消。其实他们并未发现，只有在政府支持下，债权人，而非证券持有人，才能控制公司风险，使债权人免受“大而不倒”的不良影响。但是随着政府逐渐加大拯救金融机构的力度，同时，决策者降低了一些债权人的初始成本，那些轻视“大而不倒”问题的言论逐渐淡去。决策者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承认，先前他们确实低估了“大而不倒”问题，现在“大而不倒”已经成为执政官员、决策者和监管机构亟待解决的首要金融顽疾。

　　及时更新并精确阐述“大而不倒”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是本书再版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我们致力于提供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框架，以及在未来更好地降低“大而不倒”风险的特定建议。我们认为本书所讨论的框架和建议，能够成为任何管理“大而不倒”问题的新方法的核心构件。如果没有框架和建议，将产生重大的政策错误，也许决策者付出的代价要沉重得多。

　　我们的框架强调“溢出效应”的重要性，解释了政府保护濒临破产大型金融机构债权人和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公司的原因。如本书所强调的那样，“决策者必须首先考虑改革，以降低一家银行破产威胁其他银行偿债能力的可能性”。一般而言，决策者应该努力通过规范管理溢出风险解决“大而不倒”问题：如果决策者能够化解潜在的溢出威胁，就无需拯救债权人，那么债权人对政府援助就不会抱任何期望，市场的约束力也将逐渐增强。

　　我们已经看到决策者开始采纳“大而不倒”框架。请参考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的评论：

　　在一个优化系统内，市场约束力能够有效控制风险。因为监管结构比较强大，所以在尚未危及整体系统之前，金融机构就会破产。为了保证市场约束力能够有效控制风险，我们必须允许金融机构破产。但现在有两个因素，使人们开始期望监管措施能够防止金融机构破产：一是它们互相关联所以不能破产，二是它们规模太大所以不能破产。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当然这就需要我们降低这两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

　　但是，决策者仅仅采用我们的政策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这一框架需要决策者采取大量特定的改革措施。我们认为，决策者应该执行我们推荐的改革措施，这样他们才能控制“大而不倒”。实际上我们认为，如果决策者在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之前实施我们在2004年提出的改革建议，那么现在他们已经获得可观的收益了。当然我们无法确信，在次贷市场崩溃后，如何才能控制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众多溢流。在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金融机构变得异常虚弱，而且带来了很多不良后果；只有当决策者理解上述建议后，他们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些不良后果。这些准备也许无法限制对政府救助的需求，但如果债权人仅接受有限的财政支持，也足以帮助他们应对溢出威胁（后文还将进行详细的讨论）。

　　上述讨论使人们自然而然地产生疑问：既然改革的目标明确，他们为什么不能立即进行改革？我们将首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论证我们的改革措施能够降低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程度的原因。

　　有些人认为“大而不倒”改革其实是在糟蹋稀缺资源。通常决策者拥有很多方案，但他们仅仅优先考虑实施少数方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先前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因此在2007年金融动荡爆发之前，多数大型金融机构的表现似乎非常优秀。这解释了虽然现在“大而不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在此之前其他问题似乎显得更为重要的原因。

　　在其他情形下，少部分人认为先前进行的改革使决策者很难而且没有必要援助债权人。观察家似乎相信，这些改革将使债权人遭受损失，并打消人们对“大而不倒”的顾虑。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Improvement Act）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审慎性监管原则，很多人认为这些原则其实缓解了我们对“大而不倒”存在范围和持久性的忧虑。所以，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并不会首先解决“大而不倒”问题。

　　对此我们持有不同的观点，附录A中有详细的阐述。我们认为在紧要关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将有效遏制债权人的期望或决策者的行为，2008年以及2009年发生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这些程序变化并未触及决策者提供援助的深层原因。例如，对贝尔斯登公司的干预就包括公开救援行动和咨询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委托机构的专业意见。此外，如果所有银行大幅扩大存款保险的范围，决策者就会援引所谓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系统风险免责条例。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通过增加《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等机制的覆盖面，是无法有效降低安全网的膨胀速度的。

　　其他观察家也许认为，监管机构能够合理地阻止金融公司的风险承担行为。对此我们深表怀疑。如附录C所述，尽管监管机构必须承担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工具并不能有效遏制“大而不倒”所鼓励的风险承担行为。例如，在造成实际损害之前，审慎的监管者无法轻易限制金融公司的风险承担行为。而最低资本限额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在当前的银行风险之下，监管者无法具体实施最低资本限额的标准。简而言之，我们认为过多地依赖一揽子监督管理体制，并不是更好地管理“大而不倒”的关键，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确实如此。

　　对于“我们的改革措施能否降低2008年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这个问题，我们列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指出我们在2004年提出的建议，确实能够帮助当时的人们为4年后的危机做好充分准备。

　　其中有一个建议，能够提高人们应对2008年以及2009年金融风暴的能力，我们称之为情景规划。本书将描述此项改革的关键内容：

　　如果一家大型银行即将破产，决策者能够事先知道其他银行面临的风险敞口，并演练如何应对破产事件，就能帮助决策者降低不确定性。监管者应该评估金融机构破产对其他大型银行偿债能力的影响。这就需要在一个特定时点，如工作日结束后，检查一家银行对另一家银行的欠款。政府应该关注溢出效应和机构之间风险敞口；监管者应该针对大型银行破产制定详细的计划，测试模拟程序，并根据测试结果修改程序。由于大型银行的业务瞬息万变，因此监管者应该定期重复这些循环。监管者需要寻找相关的文件和数据，以便决定一家银行的偿债能力以及其他银行破产时它所面临的风险敞口。最后，监管者应该确定银行的偿债能力与他们的规定有多大的差距。我们认为监管者必须最优先消除这些差距。

　　2008年以及2009年某些大型银行面临流动性不足或资不抵债的问题，在思索应对措施的过程中，这种方法体现出重要的价值。当然，做好充足的准备也许不能直接改变对重大政策行动的需求，但是决策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大型金融公司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特性，这就预示着应该更加及时地对这些结果做出反应，并予以更多的关注。

　　此外，如果决策者在2006年而不是2008年控制了大型金融公司之间的关系网，那么他们就能够采取行动以限制这个网络扩散风险的能力。例如，当非银行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时，就会产生溢出效应。现在，决策者已经意识到自己最大的软肋就是缺乏解决方案。首先，缺乏解决方案以及限制溢出效应的渴望，解释了这些公司接受巨额援助的原因。我们所主张的调查研究似乎能够提高这个问题的可视性。

　　其次，决策者在处理“大而不倒”机构的破产问题时，必须就可能遭受的损失与债权人分享信息并进行沟通，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决策者需要“引导”这些债权人，避免使他们受到惊吓，在决策者已经采取行动并降低提供援助的可能性的时候尤为如此。有些观察家认为，2008年秋季信贷和金融市场的崩溃是大型金融机构债权人遭受惊吓的结果。

　　再次，我们鼓励决策者实行新的资本制度，提高银行应对危机的资本实力，增强未来银行筹措资金的实力。在提出这个建议时，我们注意到它似乎没有任何可操作性，而且现在仍是如此。但是很多观察家已经得出结论，与当前的资本制度相比，一个“顺循环”资本制度能够对2008年的金融动荡局面做出更好的回应。

　　此外我们还提供了其他建议。例如，确认了在衍生品市场大幅使用票据交换带来的益处，强调解决方案的重要性，因为这样才能弥补破产机构给债权人造成的资金损失。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表明，先前我们提倡的改革具有明显价值，值得重新考虑。那么决策者应该从何处着手？

　　我们应该完全根据本书提倡的改革方案努力管理“大而不倒”，现在这种方法被称为系统性重点监管（systemic focused supervision，以下简称SFS）。一般而言SFS专注于降低溢出效应的监督管理行为，主要包括3个核心内容：早期发现（early identification）、迅速采取强化修正举措（enhanced prompt corrective action，以下简称PCA）和沟通（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