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 董上德

常言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的重要性无须论证，人所共知。可是，不得不看到，如今的社会，家庭，家庭环境，以及关于“家”的各种认知，正在越来越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丁克族、不婚族、离婚族等，在人口占比上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社会结构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日渐增加。

是时候要反思“家文化”的重要性了。

近日，读到王立刚先生的《根：粤港澳大湾区家文化的共识与传承》一书（广州出版社，2021年12月，下文简称《根》），觉得此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角度，即“家文化”的古代传统与当代转化恰好构成了反思的两端，形成了思辨的张力，尤其是，该书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以较为“动态”的移民路径为线索来论述岭南“家文化”的渊源，还有其传承与衍生的脉络，如果我们也以当今人们家庭观念的动态变化为线索与之“对读”，说不定二者会有所契合，也会有所碰撞，从中寻找出“可变”与“不可变”的因素，适当的回归与适时的转化或许并不矛盾。

粤港澳大湾区的“家文化”，在大中华的范围内具有其较为独特的研究价值。如果说，中原地区的“家文化”由于历史、地理、经济等原因而显出更多的持守与沉稳，那么，粤港澳大湾区的“家文化”相对而言，由于战乱、迁徙、融合等原因，则是显出与之相对应的更多富含辩证因素的文化意蕴，大体来说，是在持守中传承，同时又在传承中不断调适着与岭南的历史、地理、经济等原因的诸种关系。《根》这部书共有12章，从“迁徙与聚集”、“源远流长”等话题写起，以“家庭教育”、“兼济一乡”等话题收束，体现出对大湾区“家文化”的整体把握。

本文受到《根》的启发，结合书中的典型事例，略谈浅见；文中的“岭南”与“大湾区”两个语词历史地有着较大的相关性，虽然意义并非等同，但二者的的深切关联使得两个语词大体可以通约，一个是“旧语”，一个是“新词”，于时序上也构成了张力。

一、岭南“家文化”的古代传统

说及岭南“家文化”的古代传统，自然会联系到历史上的“南迁”。与“南迁”相对，总会存在着一个难以忘怀的“北方”。迁徙的人，远涉万水千山，不畏千难万险，一个族群一个族群地寻找南方的定居地，“北方”藏在心里，南方却在脚下。

在岭南，人们每每于闲谈之间说起祖先的来历，不免提及一个不同的族群记忆里往往会有的地名，就是南雄珠玑巷。《根》写道：“从北方翻越梅岭之后向南，便进入了气候炎热的岭南地区。到了南宋时期，位于梅岭与南雄县之间的珠玑巷开始成为一处重要的市镇。在那时候，‘由中原入广东必以珠玑巷停驿’。从北方来的人们翻越梅岭之后，终于开始进入岭南地区，会选择在这里歇一歇脚。本来，珠玑巷也是往来南北的商品集散地，很多人看到这里繁华热闹，于是便会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甚至定居下来做点生意，待逐渐适应了岭南地区的生活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第12页）换言之，珠玑巷在北方移民的南迁史上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次生故乡”，因为在历史上，有些继续南下的人，或许会一时不适应珠三角的生活环境，又或许由于某种时代变故，他们要往北撤离时，首先想到的是“回珠玑巷”，套用一句粤语地区民间流行语，可以说“得就得，唔得就返粤北”，这样的事例在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史上乃至于近代的家族史里也是不少的。

岭南人在家族史的传承方面，总会讲述祖先的艰辛的过往，长辈们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也每每会训示说不要怕困难，要经得起风雨，说“怕风忌水，唔怕饭黐嘴”（大意是：南方多风雨，尤其是每年都会有台风，即“风水天”，要是怕风忌水，不出门干活，饭粒就不会粘到嘴边，就吃不上饭了）。不要以为如今南方尤其是珠三角一带比较富庶，其实，可以想见，从北方南下后，人们当初会有诸多不适应，比如二三月的“雨水天”（湿度极大，潮湿难受），夏季的“风水天”（俗称“打台风”，屋面的瓦片会被强风吹下来，路边的大树也会被吹倒，到处是一片狼藉），还有酷热难熬，热的时间很长；寒冬难忍，南方没有取暖设备，冬天长冻疮是相当常见的；富庶是后来的事情，想当初先辈们克服了多少困难、战胜过多少艰险，才能够将南方的富庶“培育”出来。

《根》特别提到大湾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香港和澳门。澳门的早期居民里有南宋时期的特殊人群：“南宋末年，十几万南宋大军一直向南退却到珠江三角洲入海处，战败之后，很多人向不同方向四散奔逃，散居在附近，其中一部分人便留在澳门。”（第15页）这自然是澳门居住史上的不无悲壮色彩的一页，折射出时局的动荡与民众的艰苦历程。至于香港，《根》写道：“近代之前，迁入香港的主要是客家人，早期迁入的称为‘旧客’，晚期迁入的称为‘新客’。在明清以前，香港一直是广东的一部分。秦汉是实行群限制，这里属于南海郡；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属于宝安县；在唐代，这里属于东莞县。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当时的朝廷认为东莞县的范围太大，所以在东莞的南侧分出一块地方，设置了新安县。在此之后的一百多年，香港一直属于新安县管辖。”又说：“早期迁入香港的人大部分从事务农的工作。香港地区山地多平地少，离海较近，所以开发得晚，在明清时期人口不多。早期的农村大都分布于新界地区，往往一个家族的人便居住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第14页）可以说，大湾区的各个组成部分，不论是港澳还是珠三角，还有粤东粤西粤北等地区，整个岭南的开发史就是一部充满着奋斗、牺牲和勇于进取精神的历史。岭南的“家文化”正是这部岭南开发史的核心内容。

奋斗、牺牲和勇于进取精神，是岭南“家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解读大湾区的“文化密码”。按说，这也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密码”，可置于岭南的语境而言，自有其地域上的独特性，而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区别度。《根》用“因地制宜”来解释岭南水乡的村落形制和生活方式：“顺德县乐从镇大墩村是从北方迁入的一支何氏家族的聚集地。现在的大墩村随着社会发展已经有了一些城镇化的样貌，不过仍旧可以看到，这里池塘密布，河流周匝，水与村落交织在一起。在历史上，大墩村的格局基本上是沿着河流而展开，村中的道路和巷道都随着河流的转弯而变换方向，多条河流像道路一样串联起村落的不同空间。这便是岭南地区特有的带形水乡。聚落的建筑群总是沿着河流的方向，紧贴着河岸分布，呈现出带状布局。这条河流往往就成为该聚落最重要的联络线路，河岸两侧有码头供人们往来。离这条河流越近，越繁华热闹；离这条河流越远，则越安静。河上修建的桥梁则形成了水陆交通的连接点。”（第41页）如此布局，如此生存，如此繁衍，显然是将奋斗、牺牲和勇于进取精神融合为一的智慧。人们常说，岭南人特别会“转弯”，脑筋灵活，善于变化，举重若轻，不会死守某种“执念”，等等，其实，从《根》类似的描述和介绍里是可以得到答案的。这就是北方人不一定了解的岭南传统；而岭南人代代相传着这样的与“家”相关联着的智慧，与“家族”和“村落”相关联着的社会氛围，耳濡目染，触类旁通，岭南“家文化”的古代传统得以活态传承，生生不息。

二、“家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承与衍生

活态传承，生生不息，绝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不断地衍化，随着时代的潮流而注入新的元素和动力。

《根》举出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明代万历年间，生活在东莞的陈益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家族成员的吃饭问题。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能让家庭成员吃饱肚子便已经十分不易。陈益的祖上是从江西迁入的。在宋代，陈益的前辈中有人在南雄做官，时间久了，对岭南地区便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于是便在广东定居下来。到了元代末年，陈益的祖上已经在东莞各地生根、发芽。他们不断迁居，寻找更合适的土地，四散到东莞和附近的几百个地方生活。只是，尽管家族的人口不断增加，很多人的生活还是十分困难。”（第58-59页）这位陈益，得知当时的安南（今越南）有一种新的粮食作物，容易种植，产量很高，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于是于万历八年（1580）随他人去了安南，寻访到一个薯类的物种，好不容易“偷运”回广东，尝试种植，大获成功，这就是今天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番薯”。据说，在番薯的推广传播过程中，陈益家族在南方的一些支属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清代，很多来自南方的陈氏家族后代到北方做官、经商，他们顺便也带上番薯的种子到各地去，广为移植，造福社会。

这个案例的意义在于，陈益及其家族成员的功德折射出岭南人开放的态度、敏锐的眼光、果敢的行动力，以及淑世的情怀；他们没有口号，只有行动；没有花哨的宣传，只有脚踏实地的实践，而且做出了福荫后代的伟大贡献。这是典型的岭南风格。

在粤港澳大湾区，“家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家训，这本是来自中原的传统，可南方也有南方的特点，比如，岭南人特别强调要“戒懒”。珠三角乃至于广州市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到了大年三十，快过新年之际，一定要“卖懒”，将身上的“懒气”统统去掉，待来年更为勤奋，更有作为。明代著名哲学家、新会人陈献章写过一篇《戒懒文》，其中写道：“官懒吏曹欺，将懒士卒离；母懒儿号寒，夫懒妻啼饥；猫懒鼠不走，犬懒盗不疑。”于是，告诫后辈：“细看万事乾坤内，只有懒子最为害。诸弟子，听训诲，日就月将莫懈怠；举笔从头写一篇，贴向座右为警戒。”《根》的作者注意到，陈献章的后人长年持守着祖上的遗训：“几百年过去了，这篇《戒懒文》对陈氏家族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直到2019年，陈献章第14代孙陈兴达还说：‘我们也一直这样做事、做人，他告诫我们做人不能懒惰，所以，从小到大，到后来工作、退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要求自己不能懒惰。’”（第145页）

这个案例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岭南人不怕风，不畏雨，条件再难，也不退缩，更不偷懒，既自强不息，自尊自律，又互相激励、相互鼓舞，在岭南的热土上不断地耕耘、播种、收获。这也可见“家文化”的力量。

“家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承与衍生，是一种“内生的动力”，先辈的南迁步伐内含着勇毅与坚韧，作为后人，一代又一代的岭南人在“家文化”的熏陶下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稳健勤快。

三、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家文化”的当代转化

不可否认，如今的年轻人对“家”的认知跟长辈相比或许有不少的差距，他们所生活的家庭环境可能越来越封闭化，家族圈子可能越变越小，甚至是家庭的重要性在他们眼中也可能有所淡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也不必讳言，年轻人由于阅历的限制，以及个人价值观的变化，使得他们对于家庭的意义会产生误解。本文开头提出是时候要反思“家文化”的重要性，确实是有感而发。

《根》的作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书中说：“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有些不同。在现代社会，生活和生产是分开的，家庭是饮食起居的生活场所，却不是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场所。现代社会里，某个人同时有两种身份，一种身份是某个家庭的成员，这个身份不创造物质财富；另一个身份是家庭之外某个机构中的成员，以社会属性存在，以分工合作创造物质财富为主要目标。传统社会则不是这样，对于每个人来说，家族不仅是生活所在地，也是生产劳动所在地，一个人从小在家族中长大，长大后又与家族成员一起参加劳动、创造财富，事实上甚至不需要独立担负缴纳税收的责任，可以说，家族为一个人提供了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需要。”（第53页）换言之，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错位，不可能是“重合”的，其中，造成错位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和生产是分开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与家庭（家族）关系的松散化大致上是同步进行的。问题在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一基本的属性依然没有改变，而且环顾中外社会，对于家庭的这一认知依然是主流看法。人类社会的演进，始终不能失去家庭的功能。不论是巴金笔下的《家》，还是简·奥斯丁笔下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家”的环境互有差异，可“家”对于所有人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时间在推移，时代在前进，无论如何，我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均不会脱离“家”而存在。

故此，阅读王立刚先生的《根》，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家文化”的当代转化，进而寻思新时代“家文化”与时俱进的建构路径，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也可以产生一些争论，但这样的思索或争论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我们期待着《根》在这方面能够起到催化的作用。

图源：广州出版社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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