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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历史的中国人都知道，《辛丑条约》历来被看作是是

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01年仲夏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八国联军入侵，清廷向十一国同时宣战。然而，彼时的清朝政府早已失去了与列强平等对话的底气，屡战屡败，京城之中，

清政府管辖的区域只剩下两个小院。

6年前，李鸿章作为清廷的代表，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此举不仅让他的声誉“扫地无余”，更让这位权倾朝野的“相国”产生了“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的悲观想法。——年迈的李鸿章已经看不清自己与国家的前路。

1901年7月起，重病之中的李鸿章就已几乎失明。然而，列强所派出的谈判代表绝不会对当时的中国和这位77岁的老人手软：他们先是开出了10亿两白银的天价，后来数额在艰难的“谈判”中锁定为4.5亿两白银，“

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的“庚子赔款”金额不仅伤害力极大，当时每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100斤优质大米，它的侮辱性更是不言而喻。

面对各国、各种由头的苛责与挑衅，病入膏肓的李鸿章已经无力辩驳，在9月7日同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

签字之时，李鸿章将名字的笔划挤在一起，组成了

“肃”字的模样，外人很难分辨出这是李鸿章的名字。

“一等肃毅伯”是李鸿章的爵位，同时也是他行走朝廷的称谓，如今这个“肃”字却成了李鸿章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见证，着实有些讽刺。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吐血的顽疾再次复发，经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10天后，曾经追随李鸿章30年、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便请辞免官的周馥便收到了“相国病危，嘱速入京”的急电。

等到周馥时隔6年再次见到李鸿章时，他已经穿好了寿衣，平静等待着命运的结局。11月7日中午，李鸿章睁大了眼睛，周馥轻抚李鸿章，哭着问他还有什么心事放不下。那时的李鸿章已经不能说话，老部下周馥向李鸿章承诺：

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李鸿章这

才留着眼泪告别了人世。

虽然《清实录》中将辛丑条约的签订评价为“妥议和约，转危为安”，但在后人看来，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丧权辱国”。梁启超就曾直言不讳地评价《辛丑条约》的签订者李鸿章：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居位之高之久，却乃使庞然硕大之中国降为二等国。

但是，李鸿章自己不知道签订《辛丑条约》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李鸿章曾在签订完《辛丑条约》后向慈禧太后呈上奏折，上面写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

病榻上，李鸿章的最后一道奏折只有8个字：“

外修和好，内图富强”。他深知，中国的出路，在“富强”二字，唯有“富”起来，才能“强”起来。

李鸿章也并非到了78岁这年，才悟出了这个道理。早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

亲信周馥就发出了“

岂真气数力难为？可叹人谋著著迟；自古师和方克敌，何堪病急始求医！”的感慨。李鸿章去世后，周馥更是悲痛交集，但是同样年迈的他也无力挽救中国于危局，只能“翘首中兴望后贤”罢了。

李鸿章一生所行所想，虽然结果是给中国造成了难为挽回的损失，然而“因缘”却是早在百年前就种下的。梁启超也在《李鸿章传》中感慨：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临终诗》

事实上，李鸿章不是“千古完人”，也并非“千古罪人”，他只是120年前中国积贫积弱的缩影和亲历者，120年后，人们对李鸿章评价也并不会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然而，站在历史长河中回望，我们却不应忘了李鸿章临终前祖国“富强”的愿望，那是他痛定思痛后的教训，也是他知耻而后勇的忠告。

1901年9月7日，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时光荏苒，百年来唯一不变的便是：国家说话的底气来自“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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