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后，随着抗战建国形势的变化，社会需求的增加，除对原有系科进行调整归并外，还加大了应用科学方面系科的设置，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扩充医学院，创立研究院等，使中央大学成为拥有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性大学。

（一） 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

为培养高深学术研究人才和健全的中等学校师资，行政院决定，1938年夏，在全国六所大学增（改）设师范教育，学制五年，最后一年为教学实习。师范生一律享受公费教育，毕业后，由教育部分发各省充任中学教员或教育行政人员。在完成服务年限（一般为五年）后，可以继续深造，也可以离开教育机构，从事自己愿意的工作。同年秋，中央大学奉令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除原教育学院的教育、艺术（音乐、绘画）、体育系外，新增设国文、英语、公民训育、史地、数学、理化、博物系和童子军专修科。

改制后的师范学院，无论是系科设置和课程开设都居七院之冠，学生人数仅次于工学院。系科设置虽然门类齐全，但平列而无特色，繁复而无重点。不少系科与文、理学院的系科相同，只是归属不一，比如国文与中文，理化与物理、化学等；开设的课程内容和教师也相同，甚至有些课是合班上，师范生还得学习教育学方面的课程，负担很重。顾毓臔长校期间，对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砍削和归并，只保留了教育、艺术、体育三系和体育专修科，师范学院这一体系一直延续到复员南京后。先后出任师范学院院长的有：艾伟、许恪士、孙本文、张士一、邵鹤亭等。从1938年至1945年，共有四届毕业生，输送中等教育人才500人左右，高级研究人才10人（研究院师范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为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二） 扩充医学院

西迁时，因重庆找不到可供医学生临诊实习用的医院，学校决定，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迁成都，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和实验室开学。不久，山东齐鲁大学迁入，于是，三大学医学院本着共赴国难的精神，克服师资、图书、仪器不足等困难，携手合作，共度难关。部分课程实行混合施教，取长补短，从而促进各校的恢复和发展，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医疗水平，也带来四川高等医学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1938年夏，经过戚寿南院长的多方努力，将成都原来的三所教会医院（东城四圣祠街的仁济医院、惜字宫街的仁济妇幼医院和南城陕西街的存仁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合并，改组为中大、华西、齐鲁三大学联合医院，以供高年级学生实习之用。戚寿南被推为联合医院首任院长。联合医院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科学的管理制度，这对于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确实是一个大的促进。

1939年秋，增设牙本科（6年制）。为快速培养牙医专门师资和研究人才，将牙医专科学校的在校生全部转入牙本科，并于联合医院内开办牙医门诊部。

1941年夏，中大医学院脱离三大学联合医院，独立开办四川省公立医院。年底，接管了成都市步后街志成商高校舍，牙医专科学校和医学院师生从华西大学迁出。至此，医学院在师资、设备和住房等多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

1942年，省公立医院开办分院。同年秋，医学院增设护士师资专修科。1943年秋，增设法医科，并于法医科内附设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同年，又接受司法行政部委托，举办司法检验员训练班，为期两年。

此时，医学院规模日益扩大，院务繁杂，除院长仍为戚寿南外，又增设副院长一职，由胡懋廉担任。

医学院分医科和牙科，学制六年。前三年共同开设医学基础课，四、五年级医、牙科分开授课，六年级全年在医院进行全面实习。医学院开设的课程均为必修，并须依次修习。一年级新生在柏溪分校学习基础课。

该院师资荟萃了全国第一流的专家教授，如戚寿南、蔡翘、郑集、李廷安、胡懋廉、潘名紫、阴毓璋、程玉麟、黄克雄、陈耀真、邱焕扬、陈华等，都是医学界某一学科之著名专家。他们以丰富的学识和经验，培植了一批优秀的医学人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大后方人民身体健康作了有益的贡献。

在成都，医学院毕业五届学生，共计246人（其中医科118人，牙科23人，牙医专科学校87人，护士师资专修科12人，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6人）。高级研究人才3人（研究院医科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三） 新增系科

1. 水利工程系

1937年夏，水利工程系正式成立，系主任原素欣。“八一三”以后，随校迁往重庆沙坪坝，在磐溪修造了较大规模的“水力实验室”和“土壤实验室”。由于获得水利部门的拨款和补助，师资充实，设备先进，实验完善。该系专任教授有：原素欣、黄文熙、顾兆勋、严恺、谢家泽、姜国宝、李士豪等。

2. 航空工程系

1935年，工学院接受国家航空委员会委托，聘请航空界著名专家罗荣安主持机械特别研究班。招收大学机械、电机、土木工程系毕业生，通过18个月航空业务的进修和两个月的实习，完成学业。前后结业两届四班，共33人。两年后，在此基础上，延聘师资，扩充设备，成立航空工程系，系主任罗荣安。因获得航空委员会巨额资助，致使该系发展迅速，西迁时已初具规模。

1938年秋，航空工程系正式招生，并在磐溪修建大型棚场，可存放数架飞机、多具发动机。设有结构、风洞、发动机和仪表四个实验室，配有修配工厂和小型图书室，供师生研究实习。

该系专任教授有：罗荣安，谢安佑、柏实义、张创、黄玉珊等。该系教师除教学外，还承担国家航空委员会的研究任务，比如我国最早的滑翔机和五尺风洞，就是在重庆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研制成功的，为我国新兴的航空事业作出了贡献。

3. 社会学系

该系创建于1928年，1936年奉令暂行停办。1941年秋，恢复社会学系，隶属法学院，系主任孙本文。该系课程开设整齐，尤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除课堂教学外，延请社会名流，开设系列学术讲座，社会实践活动也较多，还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开辟了社会学研究专栏，由该系师生编辑。专任教授有：孙本文、王政、傅尚霖、张少征、朱约庵等。

4. 农业经济系

1939年秋，农艺系设立农业经济组。随着社会需求量的增加，选习农业经济的学生超过全系总人数的一半。经教育部批准，1942年改农业经济组为农业经济系，专门培养农业经济建设人才。系主任张德粹。该系虽创办于抗战时期，经费拮据，图书设备有限，但学术研究气氛极浓。1944年，独立创刊《农经学》，每年两期，大多刊载本校教师的科研论文。专任教授有：张德粹、刘庆云、潘学德、刘世超、张之毅。

5.气象系

早在东南大学地理系内，就一直并存着地理、气象两个专业组。气象学是一门新兴亟待发展的科学，1943年初，教育部令中央大学气象组独立建制为气象系，这在全国高校还属第一。系主任朱炳海。西迁时，地理系的仪器设备是保存最完好的，这也为气象系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专任教授有：涂长望、黄厦千、朱炳海等。

6. 边政系

国民政府西迁，大批机关人员涌入内地，西北和西南边疆的地位益形重要。为“开发西北”，“建设西南”，急需培养边政建设人才。1944年秋，教育部令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创设边政系，隶属法学院，并于当年招生。该系学生一律享受师范生同等待遇。课程设置也从边疆特殊的政治制度、社会、民族、宗教、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着眼，有些课程涉及文学院或法学院，接触面比较广。

在高等学校设立边政系，在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学校聘请国内著名的民族学家凌纯声首任系主任。他在回忆建系初期的情景时说：“边政系简直是一付空架子，没有图书设备，没有教授，没有助教，只好一个人唱独角戏，兼干教授、助教、甚至工友的事情。”（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编辑处：《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8年8月23日，复员后49期。）经过一年的努力和学校的大力扶持，至复员时，才算搭好框架。回到南京后，边政系的建设，才初具规模。专任教授有：凌纯声、韩儒林、卫惠林、芮逸夫、董同和。

7.俄文专修科

1945年初，苏、美、英三国召开雅尔塔会议，会议决定中、苏将签定友好同盟条约。为承担沟通中苏文化之使命，满足社会对俄文人才的需求，当年春，中央大学奉令创设俄文专修科，隶属文学院。俄文专修科一成立，颇受学校重视，聘请原为国立同济大学校长的丁文渊出任科主任。丁文渊并不懂俄文，为了有更多机会接触学生，他亲自为俄文科开设德文课，作为第二外语。后来，丁文渊调离，由姜寿春继任。专任教授有：丁文渊、姜寿春、南文明、音德善、黄阿丽（韩）。

（四） 研究院的创立和发展

1934年11月，理学院和农学院就分别创设数学研究部和农艺研究部。1935年1月，中央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罗家伦、邹树文、陈剑修、艾伟等为筹备委员。1936年秋，数学、农艺研究部招生（各招一人）。西迁后，尽管环境、设备、经费等困难重重，学校仍然极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积极谋划研究部的发展，并于1938年12月创办了中央大学研究院。由校长兼任院长。行政上为独立机构，下设所、学部，所和学部的负责人由各院院长和系主任兼任，导师也由各系教授派任，实际上，研究院与各院系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研究生修业两年，在职助教研读则为三年。凡报考研究生者，必须取得公立或私立立案大学、独立学院毕业文凭或外国大学本科毕业文凭，经各研究所考试合格，方可录取。学习期间，不得转学或中途辍学。

研究院采取学生自行研究为主，导师授课为辅的教学方法，即使在课堂上，导师也只进行提纲挈领的讲解，多采用启发讨论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学习期满，研究生除提交硕士论文，经论文审查和口试（答辩）外，还得通过由学部命题的笔试。比如1945年度农艺学部确定学位考试科目是作物学、遗传育种学、生物统计三门。研究院专门成立统一的考试委员会，委员分校内委员和校外委员，原则上每年聘任，如1945年度校内委员为唐培经、楼光来、孙光远、卢锡荣、邹钟琳、艾伟；校外委员为朱经农、周鸿经、张洪源。口试和笔试成绩合格后，研究所负责写出报告，连同硕士论文一并上报学校，决定授予学位后，再呈报教育部。

中央大学研究院于1939年秋正式招生。初创时设5所7个学部，后又相继成立文科、医科研究所。至复员前，中央大学研究院已拥有7所23学部。（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编辑委员会：《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年6月1日。）

文科研究所设：哲学部、历史学部、外国文学部、中文学部

理科研究所设：数学部、物理学部、化学部、地理学部、生物学部

法科研究所设：政治经济学部、法律学部

师范研究所设：教育心理学部、教育学部

农科研究所设：农艺学部、森林学部、畜牧兽医学部、农经学部

工科研究所设：土木工程学部、机械工程学部、电机工程学部

医科研究所设：生理学部、公共卫生学部、生化学部

1941年7月，中央大学研究所首届毕业生7人均获得硕士学位。在重庆期间，共毕业五届，总共有60人获得硕士学位（其中助教研读生20人，印度研究生3人）。但是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实际入学人数，据1944年《国立中央大学概况》载，1943年研究生辍学人数约占在校人数的1/5强，个中主要原因便是战时的贫困和疾病。（国立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国立中央大学概况》二十九周年校庆纪念，第108页，1944年版。）见表４－２。

表４－２ 1943年度研究院学生统计表

虽说研究院毕业生人数不多，可对遭受外族侵略、贫困落后的旧中国来说，伸张了民族的自豪感，昌明了学术研究空气，指导了生产实际，对抗战建国起了推动作用。特别是罗家伦校长，注重时代的需要和学校教学研究的配合，要求导师对学生研究课题的选择与社会实际运用相联系，他一直认为：“没有研究工作的大学，在教学上不但不能进步，而且一定会后退。”（罗家伦：《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中央大学七十年》1985，第115页。）1944年夏，研究院有20名学生的毕业论文通过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审议，其中法科生的《我国物价指数的研究》、《经济建设期中之贸易政策》；农科生的《从人、地、作物三者的关系中检讨我国农业应采取之途径》、《蓖麻剥壳法》；工科生的《机械工具之经济使用法》等，都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受到社会的重视。师范科的研究生对中小学生教育心理的研究等，儿童智慧测试的研究，对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及教材的编写有明确的实践指导意义。研究所还承担编辑、出版和发行《心理半月刊》、《心理与教育实验》两种刊物，当时在教育界影响很大，受到教育部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