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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是一种语言符号，反映和象征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国家长期以来的文化形态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资源，它存续着地域的历史文脉，彰显着独特的神韵、性格和品位，并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历久弥新。按照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范式，通过对现存地名文化资源的梳理与研究，挖掘地名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历史人物、历史沿革与重大事件、神话与传说、地理环境、驻军营卫、社会心理、民族和宗教等诸多信息，既有助于了解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变革、人文风貌和地域风情，也可由此窥探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心理特征、审美特点和文化体验，在充分揭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过程中，促进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开发

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暨第二十四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指出：“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适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地名属于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专有名词，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L.R.Palmer）所说:“地名的考察实在是令人神往的语言学工作之一，因为地名往往能提供出重要的证据来补充并证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观点。”语言是地名发端的先决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人类最初出于生息和繁衍的需求，使用语言文字来指代特定地理实体的位置和范围，以达到识别和交流的目的。随着文明的演进，不同时代人们对生存空间进行认知和创造，使特定文化形态蕴含在地理环境的实体中，地名作为文化遗产随之拥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沿用至今的地名文化遗产透视着特定地域和圈层的历史文化特征，并延伸至人类历史地理空间和社会文化心理空间。可见，地名文化遗产不同于地名的一般语言现象，而具有普通语言符号所不具备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这同时也说明地名的社会文化作用及其作为文化遗产的功能意义，是一种与社会文化要求相适应的不断变化的存在。通过对它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地名文化遗产的核心本质是与社会结构和个体主体相互关联的有机存在，是千百年来地域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的历史足迹的印记，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社会、情感等价值。本文对地名文化遗产资源所进行的整合及文化价值阐释，真实反映了相应区域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与民族语言文化三者之间相互融合、渗透的特质，对于促进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具有广泛的社会现实意义与未来指向性。

一、地名文化遗产相关概念界定

地名文化遗产是语言、地理、历史等多侧面的综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研究地名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要认识地名及地名文化，要从分析地名的起源与发展入手，进而认识地名对文化的载体功能，从而达成对文化遗产的系统了解，揭示地名文化遗产的全貌和内涵。

（一）地名

从人类成长伊始，我们的头脑中便有了地名的概念。比如我们会关注出现在热点新闻事件中的地名，热播电视剧或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地会成为影迷的打卡地，流行赛事或节目中常会问及参赛者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旅行者在做旅游攻略的时候会根据城市和景区的名称规划路线等。通过地名，人们可以阅读地图、预定航班或制定出行计划。通过在线网站购买商品时，地名在商品的收集和交付中不可或缺；还有许多小说作家发现，如果不创造一系列带有名字的地方，就很难塑造人物并设定故事等，众多事例说明我们的生活与地名密不可分。

美国学者理查德·雷尼尔·兰德尔对地名的定义是：“地名由一个或几个字组成，用以识别地球上的地理和行政实体，以及海底或宇宙其他星球上的地理实体。”他认为从人类最早期开始，地名就起着描述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双重作用，如地理范围有限的高山和城市，人们能够明显识别出它们具有的地理属性或行政管辖色彩。我国“地名”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中，《周礼》第四卷《夏官司马》载：“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此时的地名范围和数量都不大，主要用单音节词表示。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地名定义为“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依照学术界的研究，地名是一定社会群体为便利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而约定的专有地物或地域的名称，包括山、河、湖、海等自然物，道路、村落、矿山等人工物以及政区、自然区、农庄等区域。

（二）地名文化

地名现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地名的形式结构和发展演变等都可以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和验证。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一切对于人类活动、人类集团，及人类思想和信仰的个别专门研究，必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衔接，而且得到相互的助益”。刘保全等学者认为：“中国地名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以地名为载体，在中华大地上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的，具有鲜明特色和丰富内涵且世代传承的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体系。”

根据学者们的观点，地名语词文化体系包括地名语词的读音与书写文化及语义文化。地名语词的读音与书写文化包括世代传承的古读与古写、少数民族语地名和方言的读写。古读与古写如广州市属县番禺的“番”字读“pān”，山西省洪洞县的“洞”字读“tóng”，河南开封市繁塔的“繁”字读“pó”等；少数民族语地名如包头市的专名“包头”是蒙语“包克图”的汉译；方言的读写如在闽粤客家地区，用客家话命名的地名较常见，如担竿（扁担）岛。地名语词的语义文化内涵则更为丰富，有描写地理方位、矿产资源等自然景观的，有记叙社会变迁、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等人文历史的，还有以寄托人的祈福、崇拜等为命名理据的。地名实体文化体系则由地名实体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地理文化内涵和乡土文化内涵三种要素构成。综合学术界的研究，地名文化是地名语词和所指代的地理实体所阐述的民族文化内容和特性，包含宗教信仰、民族迁徙、图腾崇拜、民风民俗等内容。

（三）地名文化遗产

华林甫先生对我国古代文献中的历史地名数量进行过统计：“甲骨文中有500多处地名，《山海经》中记载的地名1100多处，全文仅有1000多字的《禹贡》也记载了130多处地名，《汉书·地理志》涉及的地名超过4500处，而《水经注》全书记载的各类地名居然高达1.5万处。”此种流传下来的地名记录了中华民族所创造并世代传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根据我国民政部发布、实施的《地名文化遗产鉴定》民政行业标准《地名文化遗产鉴定》行业标准为我国民政部制定，于2012年6月21日发布，7月1日起实施。：“地名文化遗产是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名文化，包含千年古城（都）、千年古县、千年古镇、千年古村落、甲骨文、金文地名、少数民族语地名、著名山川以及近现代重要地名等。”因此，地名文化遗产的界定需要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等方面要素进行深入研究和综合分析。如地名历史分析，要考察地名的延续性、稳定性、传承时间及影响范围等；地名文化分析，要考察地名语词的文化内涵、地名实体文化内涵及存续状态；地名价值分析，要考察地名在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价值。

综合国家标准和学术界的研究，地名文化遗产可被定义为起源古老、长期稳定、延续性强，语词本身具有地方的、民族的文化认同性，并且所指代的地理实体或地理区域亦具有杰出性、重要性或独特性的地名。如传递着互敬礼让、和谐相处美德的安徽桐城六尺巷，以革命英雄名字命名的河北黄骅县、吉林靖宇县，因《左传·隐公六年》中“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而得名的西安市未央区善邻巷，为纪念西周开国功臣、著名军事家姜尚，以其封号“太公”而命名的岐山县太公路等。

二、地名文化遗产研究的

学术史考察

我国地名研究起步很早，见于文字的地名早在三四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至迟在两汉时期业已奠定传统地名学的基础。地名研究自先秦至今，经过无数远见卓识之士的探索，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近年来，地名研究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在世界地名史上亦有重要地位。

（一）先秦至民国时期

中国历史悠久厚重，文化源远流长。在现代地名研究兴起之前，我国传统的地名渊源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地名文献资料，其地名和地名著作数量之多，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先秦时期，地名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山海经》《尚书·禹贡》《诗经》《尔雅》《周礼》《公羊传》《谷梁传》等文献中，不乏与地名有关的记录。如《周礼·夏官》是最早记载“地名”术语的文献，《山海经》记山5370座，河流200余条，地域广及中国与中亚、东亚地区，是记载和研究地名的重要发端。《尔雅》所释内容与地名密切的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等卷。《禹贡》记载，禹治水前，预先全面规划九州大概情形，行山去木，考察地势高低，并初步为山川定名。《诗经》中出现了大量的山、川、丘、原、冈、陵等地名通名和完善的方位地名。随着地名知识的积累，出现了对地名命名分布规律和命名原则的研究，如《公羊传》记载的“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和《谷梁传》记载的“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名从主人”等。

两汉时期，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地名超过了4500处，并对60处地名进行了渊源解释。刘熙的《释名》记载了释地、释山、释道、释州等多项与地名相关的内容。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诠释了林、麓、京、陂、渠、阜等17个地名通名的确切含义，如“林，树木之所聚生也”“麓，林属于山者也”“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与应劭几乎同时的圈称，著有《陈留风俗传》，解释了陈留郡六个县名的来历，萌发了“命以嘉名”的地名学思想，提出的“命以嘉名”之言，是对后世美愿、祥瑞类地名的最早归纳。

从“所谓‘六朝地志’，绝大部分都是东晋及以后的著作”的叙述中，可见魏晋南北朝地志学的发达。此时期产生了张华《博物地名记》、盛弘之《荆州记》、沈约《宋书·州郡志》、郦道元《水经注》等地名学家和地名学著作。《博物地名记》中记载：“皆春秋时地名，与地理志无关者，概不置录。如记王城、湹水、傅岩、耿城、王屋山、桃林、桑中等，有释其名称，有考其地理位置，并注其特产。”是研究秦汉地理的重要资料。《荆州记》对巴东、南郡、江夏、襄阳等郡境内名胜古迹、高山大川等地名做了渊源解释。《宋书·州郡志》记载了避讳地名的改名缘由，也涉及地名的读音。而在这之中，成就最大、贡献最为突出的《水经注》，以水道为纲，记载了大量地名相关的人物、政区沿革、历史事件、神话传说等内容，解释地名渊源的数量高达1052处。

隋唐时期，涌现出《括地志》《大唐西域记》《元和郡县制》等代表性著作。《括地志》由唐太宗第四子李泰主编，全面记录了各地的建置沿革、山川形胜、往古遗迹以及人物故事等，考辨缜密，作者同样对七十五例地名渊源进行了解释，也对地名的用字与读音发表了见解。《大唐西域记》记述了玄奘亲身经历的110国和得之传闻的28国的国名、地理形势、衣饰、语言、文字、礼仪、风俗、宗教信仰等内容，对千泉、铁门、东女国、曲女城等地名的来源进行了阐释。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记载了4800多处地名，涉及政区沿革、山川、户口、古迹、贡赋等内容，其中对931处地名的来历进行了溯源。

宋元时期，地名文化的相关研究注重个体的、局部的研究风习，以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元代《大元大一统志》为代表。与《元和郡县志》相比，《太平寰宇记》将叙述范围扩展到了四夷，叙述门类增加了风俗、人物等内容，在地名的渊源解释方面比《元和郡县志》更为详尽，解释渊源的地名有两千处以上。其提出的“因祠命名”“因江洲得名”“以陵为名”等地名命名原则，丰富了古代地名文化的内容。《舆地纪胜》的地名渊源解释较为丰富，主要在府州沿革、景物、古迹等门类中解释了部分地名“因寺得名”“以形得名”的命名原则。《大元大一统志》对地名渊源解释超三百处，在地名考证、用字、读音方面具有独到的看法，在研究地名文化方面有一定地位。

明清时期，相关代表著作有明代郭子章《郡县释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郡县释名》是专门解释地名渊源的著作，记述了万历时期两京十三布阵使司及其所辖各府、州、县等地名的来历。《徐霞客游记》，所载地名多达一万处以上，还解释了蟒山、矮山、蒸水、天子田等大量小山区地名的来历。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舆纪要》，全书对三万多个地名中的绝大多数作了定位，详细记载了每一地理实体的位置、变化及在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民国时期，许多论证均涉及追溯地名的渊源，如1914年内务部颁发的《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解释了127个更名县名的来历。吕式斌《今县释名》对全国28个省1927个县的建制沿革进行了梳理，对县名由来进行了阐述。岑仲勉先生的《中外史地考证》用语言学的方法来考证中外地名，突破了历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冯承钧先生的《西域地名》，经重新增订，收录了920条西域地名并对这些地名渊源进行了解释，对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和今新疆、中亚一带的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目前，除部分著作以“地名文化”或“地名文化遗产”作为研究主题外，还有从不同角度关涉地名文化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历史地理与地名文化研究、语言学与地名文化研究两类，这些研究内容虽各有侧重，但也都关注地名蕴含的宗教信仰、社会经济、民族习尚等各种文化信息。

以“地名文化”或“地名文化遗产”为主题进行探讨的著作非常丰富，如冯承钧《西域地名》（1955）、张兴唐《史记汉书匈奴地名今释》（1963）、牟应杭《古地名揽胜》（1983）、刘伉《世界地名纵横谈》（1987）、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1993）、马永立《地名文化》（1998）、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2002）、谭汝为《天津地名文化》（2005）、武汉出版社《“老武汉”丛书》（2008）、林善珂《客家地名文化》（2010）、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2010）、刘保全《地名文化遗产概论》（2011）、邓碧泉和梁永利《地名文化》（2013）、杨帆《地名文化小丛书诗词地名故事》（2015）、周涛等《蒙古语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2015）、刘保全《地名文化概论》（2018）、马道《周口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故事卷》（2018）、牛汝辰《中国文化地名学》（2018）、李炳尧《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2019）等。

在历史地理与地名文化的研究中，陈正祥《台湾地名辞典》（1960）、世界地名辞典编辑部《世界地名辞典》（1966）、洪敏麟《台湾地名沿革》（1979）、臧励和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5版》（1979）、于维诚《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1986)等对中国或者中国以外的历史上发生重大事件的地名、山脉湖泊、古地名、名胜古迹、著名建筑等进行了叙述与探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1981）主要收录了顾颉刚、谭其骧、陈桥驿等学者对历史地理与地名文化研究的探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1985）描绘了中国历代各个政权的疆界和政区，并择要在上面画出了一些著名地名。还有徐兆奎《历史地理与地名研究》（1993）叙述了历史地理与地名文化的内在关联；刘玉堂等著名学者《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湖北卷》（2013）非常详实地涉及湖北地理环境、文化中心与传统文化的转型以及荆山楚水等内容；史为乐《中国历史地理及地名文集》（2018）探讨了历史地理与地名文化的联系。

语言学与地名文化研究则关涉中外，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本国地名拼音表》（1958）、地图出版社《汉俄英对照常用外国地名参考资料》（1959）、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外国地名译名对照表》（1961）、国家测绘科学研究所地名研究室《僮语地名用字的读音和意义》（1964）、褚亚平《常用世界地名语意手册》（1968）、辛华《世界地名译名手册》（1970）、文字改革出版社《中国人名地名拼写规范化问题》（1976）、严地《汉语拼音中国地名手册》（1977）、曾世英《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1981)等。这些著作或运用汉语语言，或采用汉英结合拼写地名，对地名的语源、语意等进行了注释。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1998）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地名的研究作了一番整体的思考，杨建国《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北京地名研究》（2018）探讨了语言学与地名的内在关联。

除了上述著述外，还有相关论文或侧重研究地名文化或地名文化遗产，或侧重从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研究地名文化。如华侃《藏族地名的文化历史背景及其与语言学有关的问题》（2001）、潘其旭《从地名比较看壮族与泰族由同源走向异流——壮族文化语言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二》（2001）、贺灵《西域地名语属语意类型探析》（2003）、谭汝为《楼盘命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2004）、刘保全《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势在必行》（2006）、温洪清《在地名标准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开展地名文化遗产保护》（2009）、李明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再思考》（2010）、岳升阳和杜书明《城市地名文化遗产评价体系及应用——以北京市牛街地区为例》（2011）、赵寰熹《试论民族语言对历史文化和地名研究的影响》（2011）、郭风岚《论北京地名文化的保护——以儿化地名为例》（2015）、张晨杰《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探析——以上海老城厢道路街巷为例》（2017）、朱永杰等《北京长城文化带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与建设路径》（2021）等。

总体来说，研究地名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的著述很丰富，从历史地理或语言学视角研究地名文化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但从文化语言学视角探讨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等问题的研究尚缺乏系统的论述，需进行进一步思考。

三、地名文化遗产的文化

语言学取向研究

语言的人文性反映人类的主体性，语言符号建构的意义世界是人类思维方式和社会认知的产物。地名文化遗产是人们在对生存环境的认知与符号化过程中建构的一个语言文化世界，透过地名文化遗产蕴含的文化精神，我们可以寻觅、探究地域的前世今生。

（一）语言学与地名文化

遗产研究

斯大林曾说“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美国学者理查德·雷尼尔·兰德尔也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解读地名对地名研究很有帮助。郭锦桴指出，地名是一种语言符号，地名的结构与语言结构基本上一致。此外，地名的语音变化与语言的语音变化大体上也是并行的。地名的语言结构与汉语一般词语的结构有广泛的共同性，如在语音方面，地名有单音节和多音节，可根据音节数量对地名进行分类统计，据该统计可发现，在中国古代地名中，单音节地名较多见，如齐、楚、秦、赵等国名；但在现代地名中，地名由专名和通名构成，以双音节或多音节最为多见。以湖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省目前公布的地名文化遗产名录为依据，地名文化遗产的音节情况可进行如下分类：

双音节地名，如湖北省的柏泉、金口、仓埠、龟山、月湖、蛇山、南湖、鲁湖、后湖、磨山、东湖、府河等。江苏省的南京、金陵、建康、棠邑、江阴、沛县、常州、如皋、扬州、晋陵、姑苏、盐渎、江都、沭阳、麒麟、梅里、儒林、枫桥、香山、盛泽、沙溪、龙潭、凤凰、栟茶、杜桂、吕梁等。浙江省的鼓楼、槐河、长河、采荷等。广东省的增城、四会、始兴、龙川、东莞、潮阳等。山东省的凫村、尼山、沭河、柏庄等。

三音节地名，如湖北省的江汉关、古琴台、晴川阁、黄鹤楼、卓刀泉、盘龙城、九女墩、鹦鹉洲、墨水湖、珞珈山、知音湖、铁板洲、木兰山、汤逊湖、一元路、五福路、六合路、吉庆街、楚材街、户部巷、昙华林等。江苏省的清江浦、西善桥、上新河、浒墅关、花神庙、能仁里、大胜关、七家湾、山阴村、黄龙岘、湖塘里、阖闾城、董永村、三星村、黄金山、陆笪村、柳茹村、儒里村等。山东省的大明湖、芙蓉街、刘公岛、育黎镇、甲子山等。浙江省的临浦镇、瓜沥镇、寿昌镇、於潜镇、昌化镇、彭埠村、范家村、芦茨村、仰韩村、郎宅村、博陆村、珏塘村、里叶村、石泉村、青芝坞等。安徽省的金牛镇、帽山村、古田镇、大留村等。

四音节地名，如湖北省的蔡官田村、罗家岗湾、汪家西湾、泥人王村、解放公园、临嶂古城、问津书院、中山大道、解放大道、姑嫂树路、琴台大道、东吴大道、和平大道、藏龙大道、江夏大道等。江苏省的前杨柳村、红豆树坞、王母观村等。浙江省的余杭街道、良渚街道、东梓关村、金鱼井村、翙岗古街、古资福桥、严州古城等。

五音节地名，如山东省的安东卫街道、岚山头街道、浮来山街道等。浙江省的莪山畲族乡、乌龙岭古道等。

此外，地名还可进行结构分析，如动宾式地名：举水、倒水、建业、射阳、淹城、采荷、阅马场、放鹰台、抱冰堂、卓刀泉、保寿桥等。数量名式地名：一元路、二曜路、三阳路、三多桥、三星村、三都镇、三堡村、三围村、四唯路、四门塔、五福路、五谷城、五莲山、六合路、七家湾、八分山、九女墩、九真山、九堡镇等。

（二）文化语言学与地名文化

遗产研究

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众多学科中与人和社会联系最紧密，且最富人文内涵的一个分支学科。如何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来研究地名？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简单回顾中西方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在西方的近现代语言学中，除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等主流学派外，还存在着诸多对语言的人文属性进行多方面研究探索的其他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冯·洪堡特、萨丕尔、马林诺夫斯基等。

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是19世纪语言学领域中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语言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认知功能才是语言的本质功能，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将语言描述为一个民族的世界观，是洪堡特对语言人文属性研究最突出的贡献。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Sapir，1884—1939）认为，语言的本质属性是人文性和社会性，他把语言学看作是一种社会科学，把每一种语言理解为整个文化的一个方面，强调在文化环境中处理语言现象和社会背景中研究言语的重要性。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1884—1942）认为，要研究一种语言，首先要调查它的社会文化。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弗斯继承了他的思想，把语言看作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过程，而不仅仅是一套符号。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文化语言学研究热。语言学界出现了以游汝杰为代表的“交叉”文化语言学，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游汝杰、周振鹤文章《方言与中国文化》（1985），首次提出应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张汝伦、申小龙文章《论文化语言学》（1988），大力倡导文化语言学，指出“文化语言学以语言的文化功能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建立文化语言学对语言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陈建民于1985年在中国社科院开设“文化语言学课程”，在《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1999）一文中对文化语言学学科性质、界限及应用作了阐述。陈建民认为，文化语言学的出现具有使我国语言研究由单纯的描写型向人文型转折的重大意义。

针对文化语言学研究，苏新春（2006）的定义具有一定代表性：文化语言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阐释的是语言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对语言的存在形式和演变产生影响的方式。文化语言学更看重语言背后的东西，它要把蕴藏在语言内部，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挖掘出来，阐释语言及其所赖以生存的人文环境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

具体到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现代文化语言学关注的是社会、历史、政治等文化诸因素对语言产生的影响。相关研究多通过对现存地名文化遗产的回溯，梳理出现存地名文化资源，并从其文化内涵的角度考察地名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历史人物、历史沿革与重大事件、神话与传说、地理环境、驻军营卫、社会心理、民族和宗教等诸多信息。借此，我们能够了解地名文化遗产反映的社会变迁、民族交融、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政治取向、宗教社会关系等，也得以窥探民族的思维规律、认知方式、观念体系、道德取向、宗教意识、哲学认识、审美习惯等。

四、地名文化遗产的

文化语言学解读

研究地名文化遗产，既是语言、地理、历史等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地名管理和人民生活等实际工作的需要。以当下地名文化遗产为着眼点，找到其命名理据，探寻地名文化遗产源远流长的演进过程、历史厚度与文化神韵，透视各地区城乡千姿百态的风土人情，体味地名广博的文化内涵。

（一）历史人物对地名文化

遗产的影响

历史上，人们习惯于采用人物的姓名来命名地理实体，大致包括“姓名+通名”“官职+通名”或“谥号+通名”等命名方式。如古琴台，又名伯牙台，是为纪念伯牙抚琴遇知音钟子期而修建的纪念性建筑。据《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阖闾城，今苏州城的前身，以吴王阖闾之名命名。据记载，“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即位，命伍子胥扩建都城，遂命名为阖闾城”。木兰山，以代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的名字命名。孝感，原为孝昌县，后唐为避皇祖国昌之讳，改名孝感，取东汉孝子董永卖身葬父孝行感动天地之意。宜兴县，原名义兴县，因避讳宋太宗赵光义名讳，改名为宜兴县。五谷城遗址，又称“武穆城”，因岳飞曾在此操练士兵，岳飞死后，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当地人以岳飞的谥号“武穆”命名该城。九女墩，因太平军九位女英雄在与清军作战中英勇就义，乡人慕其义烈，将她们合葬，为避免清政府摧残，不称墓而称“墩”，九女墩之名源此。中山大道，原名后城马路、中山马路，北伐战争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为中山大道。

（二）历史沿革与重大事件对

地名文化遗产的影响

地名承载着时代的变迁，揭示了历史上重大事件发生地域的特殊性。试以湖北省内各地名为例，如荆州市，为“禹划九州”之一，西汉置荆州后，历经州、府等，虽治所与辖地屡变，但荆州市大部始终未离其境。荆门市，唐始设荆门县，五代设荆门军，元时升军为府。随州市，西周为随国，秦置随县，西魏置随州，民国又恢复随县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随州市。黄冈市，汉初置西陵、邾、蕲春、寻阳4县。至隋，今所属县（市）均已建置，设黄冈县，其后建制有变，但黄冈之名相沿。鄂州市，秦置鄂县，三国属吴称武昌，宋代为寿昌军，元代升为散府，后又历鄂城、鄂州。荆州市公安县因左将军刘备，号称“左公”，立营油河口，领荆州牧，“邑赖以安”，故改驻地为公安。赤壁市，是著名的赤壁之战的战场，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与孙权联军，大破曹操于此。武汉市的解放大道，原名中正大道，1949年，为纪念武汉三镇获得解放，改名为解放大道；和平大道，因竣工时正值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际，故命名为和平大道；首义路，是为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而命名；起义门，原名中和门，它是辛亥革命首义时起义军最先控制的城门楼，被誉为“首义胜利的开端”，故为纪念首义胜利，将其更名为“起义门”。

（三）神话与传说对地名文化

遗产的影响

中华大地的山山水水中蕴藏着无数美丽的神话传说和动人的故事，这些美丽的传说和神话故事虽非信史，但由此折射出的历史文化，确已成为地名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柏泉，得名于大禹植柏树的传说，相传“大禹于龟山之巅植柏树，其根达于古井，泉随根出，故名柏泉”。珞珈山，原名落驾山，相传春秋战国时，楚王曾驻此“落驾”，因而得名。凫村，旧名邹兴村，相传此名来源于孟母识鸟之说：“凫鸟落处，必出贵人”，后孟子果成儒家亚圣，该地故名凫村。石头城，原为战国时楚威王的金陵邑，传说在筑城之前，楚人曾在山上埋下黄金奠基，以示隆重，因而命名此城为金陵邑。南京曾名金陵，亦源于此。墨水湖，同样得名于民间传说。一说是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在湖内洗笔致使湖水被染黑。另有神话传说称因乌龙在湖内兴风作浪，百姓受其害，玉皇大帝遣天兵天将斩杀乌龙，染黑湖水，故名墨水湖。五夫镇，传说此地曾出五大夫，故名。白云洞，又称石洞，相传此地为白云仙子居住之乡，又说黄鹤楼有道士乘仙鹤而去，故有白云黄鹤的传说，白云洞由此得名。

（四）地理环境对地名文化

遗产的影响

以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外形特征、形状、颜色、植被特点命名的地名最为常见，这是因为人们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常以区别于其他地理实体的特点为地域赋名，故从地名上便可识别其特点。如江苏省沛县，因沛泽得名。溧阳，因位于古溧水之北，故名。海门，因地处长江入海门户而得名。沭阳县，因地处沭水之阳而得。射阳，因射阳河横贯县境而得名。浙江省的临浦镇和瓜沥镇分别因濒临浦阳江与瓜沥湖而得名。山东省的五莲山，是以山顶峰形似五朵并开的莲花得名。东莞，因地处广州市之东，境内盛产莞草而得名。湖北省十堰市，清朝中叶，在百二河上拦河筑堰，先后筑成十个堰后，十堰就成了一个行政区划的专名。襄阳市，因位于襄江（汉江中游中段）以北而得名，“水北为阳”是古人命名规则之一。黄石市，因黄石山（黄石叽）而得名。金口，因金水河入长江之口而得名。八分山，因该山“望如列屏，有水分流如八字”，故名。铁板洲，相传始名蜈蚣洲，游人所云玉米洲，有“金鸡啄玉米”之传。明代兵部尚书熊廷弼认为:“养了金鸡，丢了玉米，应叫铁板洲，让金鸡啄不动。”从此，“铁板洲”之名一直沿用。鲁湖，据传原名为“卤湖”，湖中有一似蟹状的山，叫螃蟹山，因恐其得势，横行霸道，熊廷弼辞官归乡时，呼其为“卤湖”，欲将螃蟹“卤死”，故而得名为“卤湖”，后演变为“鲁湖”。再如龟山之名缘于其形，其山若巨鳌浮水上。蛇山，因其形宛如长蛇，故名蛇山。磨山，因形圆如磨，故名。

（五）驻军营卫对地名文化

遗产的影响

重要的地理位置，往往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的军事部署和营卫设置对地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嘉峪关一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要塞，汉代乌孙、匈奴、月氏相互间争战迁徙，至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始筑（长城）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从此嘉峪关一带便历属酒泉辖地。烟台，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因设狼烟墩台预警防倭，故名。仓埠古镇，据《湖北通志》载：“明为黄安（即今红安）贮粮所，后南粮改折，仓废而址存”，故名仓子埠，别名仓溪。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223年），传说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建，至唐朝，逐渐具有了观光性质。唐代诗人崔颢一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成为咏黄鹤楼的千古绝唱。临嶂古城，又名城头山。据记载，西晋永嘉六年（312年），荆州刺史陶侃曾屯兵于临嶂山。宋咸淳七年（1271年），德安府迁治于此，建城而守，故名临嶂城。戈甲营，是清代古巷，曾是制造和储存兵器之地，因此而得名。工程营，亦是清时古巷，以地处清末湖北新军工程营驻地西侧而得名。

（六）社会心理对地名文化

遗产的影响

官方命名的地名，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心理特征和治国理念的反映；而民众自行命名的地名，则是人们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生活愿望的映射，寄托了老百姓期盼吉祥如意、福寿康泰、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愿望。如红安县，原名黄安县，于古黄国辖地建县，其名表现出“地方宁谧，生民安妥”之意。咸宁市，原名永安县，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为避永安陵讳，取“万国咸宁”之意，改为咸宁县。宜昌市，原名夷陵，取名为宜昌，寓“宜于昌盛”之意。恩施州，寓意皇帝恩赐于此地。钟祥市，取“钟聚祥瑞”之意。新登镇，取“年谷丰登”之意。永济桥，表达“济人解难”之志。宝应，蕴含着“国泰平安、五谷丰登”的寓意。紫阳湖，取寓意吉祥之意，改名滋阳湖，又谐音为紫阳湖，沿用至今。一元路，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二曜路，取“日月光曜”之意。三阳路，取“三阳开泰”之意。五福路，以“寿、富、康、德、命”五福的含义命名。六合路，取“六合同春”之意。积庆里，取“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之意。老人桥取长寿之意。

(七)民族和宗教对地名文化

遗产的影响

地名文化遗产蕴含的民族与宗教文化具有重要的传承和研究价值，是了解民族和地域风貌的窗口，其产生、发展往往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增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重要作用。宗教对地名的影响深远，如广东省茂名市，据载因“东晋时有道士潘茂名在东山采药炼丹、西山升天，隋朝时置茂名县而得名”。河南省栾川县的老君山，又名景室山，以世传，道家始祖老子曾修道于此，故得名。湖北广济（武穴），始于唐代，其时黄梅、广济一带禅风尤盛，广济或取佛教“广济（普度）众生”之意。江西抚州县麻姑山以传说中麻姑仙女在此得道成仙得名。还有五台山是中国的佛教名山，最早称“五峰山”，是说崇山峻岭中突兀而起的五座主峰。自从宗教活动在此山盛行以后，发现“五峰笃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改称“五台山”。武当山和青城山均为中国道教名山，武当山是我国道教敬奉“玄天真武大帝”的发源圣地，《太和山志》记载武当的意思是“非真武不足当之”。青城山源自于张天师的创教初衷“清虚自持，返璞归真”，二者之名是跟道家在此修炼和道教的兴盛相联系的。

同样，地名文化源于民族文化。如巴东，指巴人居住之地以东，巴人原生活在今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该地东与湖北交界，其名即蕴含了古代民族分布的信息。还有不少地名源自中国的少数民族，如呼和浩特，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拉萨，原用名“前藏”“逻些”“惹萨”，藏文意为“神圣”，或“圣地”。佛教兴起之后，“惹萨”成为佛居圣地，约定俗成为“拉萨”。吉林原名“吉林乌拉”，满语的意思是“沿江的城池”。瑷珲，最初的称呼为“艾浒”“艾呼”，系满语母貂之意，因昔时产貂甚伙，故名。

五、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为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地名文化遗产鉴定》民政行业标准、《民政部关于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意见》与《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早于2012年便开始实施。2013年，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成立。2016年，全国《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实施方案》出台，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新时期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22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开始实施，其中设专章强调要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将符合条件的地名文化遗产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

近年来，各地在不断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取得了积极成效，如江苏、浙江、广东、湖北、福建等省陆续公布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升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专业性和针对性，这表明各地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但目前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强、制度体系不健全、管理与保护机制不完善、乱改地名等现象频发，使地名文化遗产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针对当前发展现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理论

研究与法律法规建设

建立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法律法规建设体系，是避免因不了解地名文化遗产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社会背景及政治环境等因素而随意命名、更名，导致宝贵的地名文化遗产资源流失等乱象频发的关键。如像“维也纳”“巴黎”“加州”“塞纳”等“洋味十足”的地名，便是其代表。再如安徽徽州为蹭名山热点，改名为黄山市，使徽商传承失去了载体，人为中断了徽州文化历史，亦是改名失败的一个典型。因此，应充分发挥地名研究和管理机构的作用，协同社会力量，开展地名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通过实地调查、史料查阅、民众访谈、研讨论证等手段，详细收集地名文化遗产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命名由来等信息，用丰富的实践经验充实理论研究，以指导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

此外，目前因机构调整与改革等问题，全国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缺少专业地名委员会和地名管理执法部门，地名管理相关工作由民政部门进行管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法律法规的缺失，大大增加了地名管理的难度。为提升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业性，应尽快组建地名委员会，依据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及《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政策文件，制定完善的地名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对地名的申报、命名、更名、调查、论证、审批、保护、传承等内容作明确规定，为地名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提供法律依据与制度保障。

（二）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规划制定与信息化建设

地名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制定与信息化建设，是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使用标准地名，保护、弘扬地名文化的重要手段。应尽快组织地名专家赴各地采集具有文化特色的地名、景点、人文等素材原料，协力制定地名文化遗产规划，全面掌握地名文化遗产的数量、分布和现状，指导地名文化遗产的信息化建设。此外，可尝试引导地名文化遗产与城乡规划结合，将地名文化遗产的元素符号运用到建筑、道路、桥梁等的命名中，促进地名文化遗产与社区管理和城市公共服务等资源相结合，拓展和完善地名文化遗产的规划利用与运行体系。

目前非遗的数字化技术应用主要涉及采录、存储、管理以及展示互动等，应利用AI、AR、VR、MR以及区块链、知识挖掘等前沿核心技术建立非遗数字化体系，突破非遗原生时空的界限，实现非遗与科技的“双向奔赴”。

传统记录与现代数字化手段相结合是长时间保存地名文化遗产历史与文化信息，提升其延续性、稳定性和传承性的重要手段。在做好全面普查工作的基础上，有关部门应通过文字、图片、录音、视频、新媒体等方式与AI、AR、VR以及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研发和运用，保存地名文化遗产资源，建立国家地名文化遗产资源库，研发地名文化遗产标准系统，提升地名文化遗产的信息化与数字化水平，实现地名文化遗产跨终端、跨区域查询。同时还需定期做好地名文化遗产数据库维护与信息更新工作，保障社会获取地名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性和一致性。

（三）健全地名文化遗产管理

体制与制度规范

目前，除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启动了部门规划外，其他城市的地名管理机构几乎都设在民政部门，其大部分与其他机构合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共享的障碍。可见优化地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与制度规范已刻不容缓。首先，应强化顶层设计，厘清地名管理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协力制定科学合理、易于实施的地名文化遗产管理法律法规。其中还应明确地名文化遗产的鉴定标准、管理原则、指导规范等事项，进一步健全地名文化遗产评价标准体系，分类、分层、分级开展地名文化遗产名录的鉴定、评选、传播工作，使地名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管理和保存。其次，号召历史、地理、管理、法学等学科领域专家成立专业地名研究机构，打造地名文化遗产研究智库，为地名文化遗产相关研究提供智力支持。此外，地名文化遗产相关工作还需做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将地名文化遗产的命名、保护、利用与社会监督和奖惩机制相结合，监督地名文化遗产在普查、更名、命名等环节的问题，达成地名文化遗产的规范化管理和有效性保护，为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积极贡献。

（四）拓宽地名文化遗产

开发与利用途径

地名记载了人类把握和进行身份定位的过程，是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宝库，一个名字便抓住了一个地方的本质。例如，当我们看见武汉江汉关庄严肃穆的大楼，听见城市上空悠扬的钟声，便能感受到持续的稳定感、亲切感和归属感，地名可说是我们形塑地方依恋和进行身份定位的重要载体。因此，保持地名文化遗产的稳定性是开发与利用工作开展的前提，若地名确需更改，应严格通过专家调查、考证、访谈、论证等多种程序，以保证地名文化遗产的文化含量。否则，一经更改，地名文化遗产蕴含的文化、历史、典故等信息可能会随之消失，如安徽徽州改名为黄山、湖北襄樊改名为襄阳等典型例子，就弱化了老地名的文化内涵。

为充分发挥地名文化遗产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应积极将地名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地名文化产品，拓宽产业开发途径。如可利用古城、古县、古镇、古村落、著名山川等地名文化遗产资源制作地名文化节目，或者拍摄地名文化纪录片、短视频；开发地图画册、音像制品、旅游纪念品等特色地名文化产品；打造地名文化遗产博物馆、地名文化特色街区、展览或主题公园；注册地方产品商标，培育地名文化产业，铸就共有记忆，提升地名文化遗产的经济驱动力。此外，为维持对地名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持续增强地名文化遗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地名文化遗产与旅游的智能化融合，在各旅游环节中加入地名文化遗产相关内容，使地名文化遗产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充分发挥地名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

（五）助力地名文化遗产的

传承与弘扬

丰富地名文化遗产宣传手段与保护方式，培养群众文化素养，促进群众社会认同，是传承和弘扬地名文化遗产和充分发挥地名文化遗产便民、文化传承与政治等多重价值的重要手段。为提升地名文化遗产的知晓率和社会力量的参与率，相关管理部门应丰富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全面普及和传播地名文化遗产相关知识，发挥地名文化精神的引领作用，打造新风新貌。为深化地名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可将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的尤其是已消失或濒临消失的地名文化遗产用于建筑、道路、桥梁、地铁站点、公交站牌等的命名中，完善地名文化标识体系，提升城镇人文精神、文化品位及公共服务水平。同时，还应积极借鉴国外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优秀经验，通过开展地名文化遗产进校园、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主题日活动，以及绘制地名文化遗产地图等方式，健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体系。为促进地名文化遗产的弘扬赓续，可通过举办“寻根中华文脉，寻找最美地名”“讲述中国地名故事”“地名文化遗产古今谈”等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地名文化遗产的浓厚氛围。同时，组织开展地名文化遗产资源的调查、挖掘、整理、研究及翻译工作，力争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专业书籍、地名图、地名志、地名词典等，从而提升地名文化遗产的社会影响力与国际知名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来源：《理论周刊》 2023年第1期

作者：刘玉堂 李艳琼

选稿：黎淑琪

编辑：黄舒馨

校对：郑雨晴

审订：黄海红

责编：黄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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