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5年科举制废除，现代高校招生制度初成算起，中国人的“高考史”已经有一百多个年头了。可以说，一百多年来，高考这个考场一直是公平度相对最高的一个考场，也是寒门学子改变人生的最好机会。百多年来，多少学子在这个考场上发奋拼搏，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梦想。又有多少学子伤心落榜，另投他途。古老中国一百年来沧桑巨变，不变的是中国人奋发向上、成就梦想的精神气质。

　　明天，2013年高考就要开始了。7万多北京学子又将走进曾经寄托着他们祖辈父辈光荣与梦想的考场。看着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们，我们不禁想起当年的自己。

　　当年的我们是什么样子？

　　我的高考之1940年代

　　上燕京大学要考“脑筋急转弯”

　　赵蓉

　　1927年出生

　　1945年毕业于贝满女中

　　同年考入燕京大学

　　退休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任记者、编辑

　　我今年86岁，考大学的经历，那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

　　1945年，我18岁，在贝满女中（现一六六中学）读高三。尽管学校对高考也重视，但在课程设置方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分文理科，即使到了高三也没有为考大学专门开设什么补习班，老师只是对同学的学习加以鼓励。没有一模、二模，也没有填报志愿的环节。毕业考试正常进行，考试结束，根据学习成绩、兴趣爱好、经济状况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去报名考试。毕业前夕，学校组织毕业班同学参观了一些单位，比如医院、学校等，也会介绍一些大学的专业设置情况。

　　`班里有些同学报考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我也就随大溜去考，上了英语系。入学一个月，一次作业交上去，教授英文的修女认为我的作业是抄二年级同学的，我很想争辩，又怕那位威严的修女对我产生偏见，心中纠结。恰在这时，也就是这年的9月下旬，忽听同学说，燕京大学将回迁北平复校，部分老师已回到校园，筹备招收大一学生呢。(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燕京大学。1942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办起临时学校。)

　　燕大招生的消息，让我们跃跃欲试。在高效率的运转下，经过考试，10月份我们就入学了。燕京大学入学考试科目和其他高校一样，也是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英语，对我来说，其他科目没什么，只是英语有点难。幸运的是父亲给我一本英语读物，偶然翻到一页，上面有一个词wedding（婚礼），而英文考试正是这个词用300字叙述一个婚礼。

　　燕大的入学考试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是，考一门智力测验，考题有点像现在的脑筋急转弯，还好我也过关。同时被录取的同班同学有二十人左右。

　　我本想报考中文系，但听说大学中文系学的是考证、训诂之类，不学文学创作，我觉得枯燥，于是填了新闻系。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做主，哪像现在上大学费尽家长心思。邵跃先

　　我的高考之1950年代

　　“参加完高考就去植树”

　　于向东

　　毕业于北京六中，1958年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

　　1964年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助剂二厂工作，2000年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任上退休。

　　说起1958年参加高考，73岁的于向东乐呵呵地告诉记者：“那时候高考可不像现在这么惊天动地的，从家长到社会都高度重视。”

　　于向东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北京六中读书，他回忆说，当时班里学习气氛很浓，老师教得也特别好，特别是数学老师，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因为很多人都喜欢数学，所以班里还成立了数学小组，小组成员那时还自学了许多大学的数学知识。

　　让于向东印象比较深刻的学校边上的一个小图书馆，“图书馆就在西华门边儿上，那时候家里居住条件都不太好，没有可以安安静静学习的地方，所以很多同学都是一放学就跑到图书馆复习，冬天很冷，图书馆中间生着个炉子相对暖和一些。”

　　“我们高考时可不像现在，又怕噪音干扰，又是交通管制的，全社会都很关注，高考那几天和平常没什么区别。高考填报志愿都是我自己做决定，家里没人给什么建议。”于向东说高考前几天，自己也有些紧张，那几天特别热，所以他基本很少吃主食，主要是喝绿豆汤，再搭配个香瓜之类的。

　　“高考完我们参加了市里组织的香山植树活动，之后就是等通知。”于向东说他们高考时并不提前发高考成绩，录不录取只能等通知书，发通知那几天，他每天拿个小板凳儿坐在院门口等邮递员。“那天邮递员把录取通知书递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了，高兴得我直接跑到学校和同学汇报去了。”洪燕杰

　　我的高考之1960年代

　　考上大学，就成了国家的人

　　梁小民

　　高考时间：1962年

　　高考地：山西省太原市

　　录取院校：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1962年，对于“出身不好”的梁小民，是个绝好的机会。

　　这一年，周恩来总理发表《论知识分子问题》，提出“重在表现，不看出身”的精神，也就是这一年，在阶级斗争氛围仍很浓重的情况下，大学录取“松”了一回：“许多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考生，都是在那一年考上了大学。若是换一年，政审只会被盖上‘不宜录取’的章。”

　　热爱数学的梁小民，在高中时代是个好学生，还拿过山西省数学竞赛一等奖。不过高一下半年，“不知是哪里来的精神”，高中教育开始试行“两年制”，梁小民与其他一批学习好的学生，被选入试点班，学科也从理科，变成了文科。

　　“一开始是不太想学的，但那个年代，组织说什么就听什么，没人有异议。”

　　转眼间到了高三现如今的“高考冲刺阶段”，彼时却没有太过紧张的气氛。据梁小民回忆，高三仍然是以正常课程为主，只有最后两个月，才是高考复习时间。

　　因为一位历史老师的缘故，梁小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什么专业今后就业好，这种想法压根就没有。当年我家里人的想法是，考上了大学，就等于成了国家的人。至于今后的工作，都是国家统一分配的。”

　　唯一的考虑因素，来自老师的调配，1962年高考，全国高考仅录取12万人，因此学校的好学生，志愿报得一定要“平均”，不能集中到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当然，时代特色必不可少：“所有学生的志愿表上肯定都少不了这四个字，‘服从分配’。”

　　没有警车护送，也没有父母相陪，家人都不在太原，梁小民自己度过了高考的几天，如今回想，其中细节乏善可陈。

　　梁小民并未如愿以偿，虽然考上了北京大学，可他被调配到了经济学系：“当时心态很幼稚，还想转到历史系。看到当年吴晗因为写了一本《胡应麟年谱》被清华历史系录取，我想，不如我也写一个人的年谱……”

　　在那个“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年代，梁小民转系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不过却成就了梁小民的一生。如今，媒体提及他的名字时，常常会在前面冠以“经济学家”的称号：“我的经历也说明，大学只是一个出发点，人的未来还要靠自己努力。”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