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的都市更新是一列轰然向前的火车，多数的纪录片导演会聚焦在跌落车轮底下、被辗过的拆迁户。但是，周浩却将镜头对准这列火车的驾驶，因为「我一直更有兴趣知道这个政府是怎么工作的。」

《大同》讲述2007年耿彦波主政下的大同市，展开大规模的拆迁与重建计画，影响50万人、占大同市30%人口的安置计画与30亿美元的空前债务，这大规模的拆迁让耿彦波即使离任数年后，名字仍在这座城市中被议论。

这部作品从2014年起，已在五、六十个国家展演，英国广播电视（BBC）纪录片频道（Story Ville）与美国《纽约时报》的「观点纪录片」（Op-Docs）都播出。而《大同》也即将在台湾上映，这也是CNEX视纳华仁第一部推上院线的中国纪录片。

「我的片子里，没有绝对的好人或绝对的坏人。」周浩的镜头维持一贯的冷静，让他斩获许多国际奖项，包括美国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评审团特别奖与河流电影节（RiverRu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最佳纪录片，评审团推崇其「刻画耿市长的复杂样貌，让不熟悉中国政治的观众都能有更深入地了解。」

记录复杂的中国，周浩不愿简化立场，纪录片策展人，同时也是金马奖评审的林木材认为这正是《大同》得奖原因，「（导演）让你自己去评断耿彦波的所作所为，但是其他的中国纪录片会很明确地告诉你。」

近日，纪录片大同的豆瓣电影条目已无法访问

混沌的世界，纪录才有意义

纪录片不会没有立场，而是「我愿意把我的立场放在后面一点。」周浩总不厌其烦地解释，他认为「混沌」会是更理想的创作形式。「混沌就是凡事没有绝对的对和错，」穿着T-shirt、理着小平头的周浩，一身轻便，坐在龙应台基金会的办公室里接受我们的专访。几个月前他坐在南京市的饭馆，接到多年老友龙应台的电话，邀请他7月份到台北参加思沙龙的演讲。龙应台给他的题目是「乡村变城市，就好了吗？」

在世界各国巡回两年多，《大同》的话题，始终没有间断过。因为周浩的片子采取了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标准，他不轻易下定论，他主张「混沌」。

周浩说，「多数人需要别人下一个定义，这样定义下来以后好像我们就轻松了，就放松了，就像很多欧美的片子；美国的观众是很懒的，他就需要你给他一个结论，你不觉得这很荒诞？」

在周浩镜头下的耿彦波就充满「混沌」。支持者认为耿彦波是大刀阔斧的改革者，反对者则觉得耿是雷厉风行的独裁者，究竟谁对谁错？创作者周浩说：「在灰色的空间中，立场忽左忽右，反而更接近真实的样子。」

脱离记者简单的二元划分

这个强烈的人格和创作特质，左右着周浩人生的选择。

「我后来不当记者，就是因为全世界的记者都有颜色，戴着有颜色的眼镜。」周浩不喜欢记者剪裁框架，硬生生地将人物填入，「你死命告诉我这个东西对，我就有逆反心理，就反感了。」

混沌不只是他对生命的态度，也是中国此刻的状态。

周浩记录的正是中国从底层到上层的混沌，欲望与困惑、进步与保守、复杂与单纯并存的国度。他拍摄的对象，涵盖农民、毒贩、医生、警察和官员，都是中国社会的组成份子。他认为，不预设立场，才能理解主角们的理想与挫折，进而促成沟通。

话锋一转，周浩谈起这几年到台湾当纪录片评审的感想，片子的立场太简化。「现在的台湾都爱憎分明，爱的、恨的，就反对另一个。」周浩观察，许多纪录片只有一种声音，但「健康的社会不是这样子，那是不够包容啊。」他曾受邀在台湾评审，其中一部谈家暴的纪录片，影片从头到尾从受虐者的视野出发，没有采访任何一个施暴者的说法，声音不够多元。

因为台湾纪录片工作者，往往立场太过鲜明，与周浩认为纪录片应保有「混沌」的想法不同，所以意见不和的情况，也曾发生在《大同》的后制团队里。

林欣民是台湾剪接师，也是团队里唯一的台湾人，虽然剪辑经验已经14年，《大同》却是他首次接触的中国题材纪录片。

他回忆刚开始剪辑时，刚好碰上苗栗大埔事件，台湾的民间社会弥漫着怒气，处理到大同市政府强拆民房的素材，「我就想把更多抗争的场面剪进去，」前两个月，林欣民剪辑了八个版本，周浩看完后总淡淡地说「感觉不对。」

周浩希望呈现一种「拉扯」观影感受，当画面停在挖土机强拆时，呈现的耿彦波是铁腕的独裁者，但下个画面他就批准了抗争者的新房；同样的，当你觉得房子被拆的老百姓很可怜，下个镜头她就跟市长讨价还价了。这项说法，能够说服林欣民。他也慢慢理解中国的抗争特性，有突破不了的天花板，所有的矛盾收敛在角色的性格冲突里，「每个人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在做考量，我们想呈现这种利益的交错。」

周浩镜头下的每个角色，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过渡的灰阶。

该片成功销售给英国广播电视（BBC），不过，起初这部非典型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的推广并不容易，因为，与探寻更复杂的真相相比，观众更愿意填入偏见的信息。

「以前关于中国的解读，都是西方人的解读，我们将给你们看见一个中国人的解读，」周浩如此告诉BBC。他透露与BBC合作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国外一开始认为这是一部传统共产党官员「鞠躬尽瘁」的形象宣传片，但《大同》的制片赵琦花了两年时间，往来四、五十封信件，才说服了英国BBC投资。

拍与被拍之间，关系的把握

摄影／林佑恩

不审判、不苛求，呈现人性的复杂，是周浩的纪录片哲学。但是，不做评判，并不意味不做取舍。

周浩从2007年贴身跟拍耿彦波一年多时间，拍摄的素材长达300多个小时，最终剪辑出86分钟。周浩每个镜头都在取舍，拍摄到的猛料要不要放进去，而唯一度量的标准就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影片成为证据，而对被摄者有伤害。

《大同》的拍摄，首次揭开中国共产党官员的神秘面纱，即使片中导演不轻易做评判，整支片子仍触碰了党的敏感神经。为了不影响仍在山西省太原市当市长的耿彦波，周浩拒绝了五十多场国际影展的邀约，婉拒来台参加金马奖典礼，面对访问时也闪烁其词，例如，当《报导者》问他耿彦波是否看过这部影片？他回说「应该吧。」「请你们见谅，今天我不能谈太多《大同》的细节。」

另外，中国私下流传的《大同》版本，有一段耿彦波在车中念心经的画面，能展示饱受争议的市长，仍需依靠宗教寻求平静的内心，「导演在最终版本把这段剪掉了，」林欣民透露，因为周浩担心在号称无神论的中国，这段素材会对耿彦波造成影响。

周浩希望自己的摄影机，像钉在墙上的苍蝇，静静地旁观被摄者。不过，他毕竟是人，生命无可避免地与被摄者产生关系，并推着往前走。

他曾拍摄一个烟毒犯《龙哥》的故事，他们的交往越陷越深，龙哥找周浩借钱，一次通常200块人民币，十多年过去，龙哥因贩毒被关，周浩仍不定期给他寄钱，金额变成一次500人民币。「我是他在这世上唯一能要到钱的人，当你成为另一个人，在这世上唯一的寄托，你能怎么拒绝他呢？」周浩说。处理被摄者的关系，与掌握混沌的中国，这一切并不容易，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

纪录片是一种生活方式

迥异于多数艺术家的颠倒作息，周浩的生活规律。每天中午准时做饭，晚上11点回房间睡觉，极少熬夜，有固定的运动习惯，每个礼拜打3次羽毛球。林欣民说，如果后制期间争吵不下，周浩会拉大家去奥林匹克公园健行，或带领大家在客厅练习瑜伽。

纪录片在35岁才进入他的生命，入行时间短，却充满自信，「我要想做剧情片，肯定拍的比天注定好。（编按：《天注定》是另一位中国知名导演贾樟柯的作品，改编四个新闻事件，镜头对准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小人物。）

同时，他以严格地纪律规范自己，他在14年内完成了10部纪录片作品，平均每年一部，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界，周浩是相当高产的导演。

一年当中，周浩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拍摄纪录片，「生命总要被消耗完，去现场拍个东西，让我有存在感，」他没办法接受两三年不出作品，而且，待在广州2周不拍纪录片，他会混身不对劲，「拍片子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说。

周浩的生活节奏明快，做饭、打球、睡觉、拍片，却也能静下心等待故事。

他花8年时间纪录采棉女工，花3年完成《大同》，他说拍摄纪录片的窍门，就是「等待」。

例如他最近拍摄留守儿童的故事，在贵州乡下的中学，挑了一个男孩跟拍，平日里男孩住校，什么事也没发生，直到周末他跟男孩回家，才发现他养了一条流浪狗，一周男孩会为他的狗做一次饭，「突然之间就他了，」男孩爱他的狗，但只有一天能为它做一次饭，就像爸妈爱他，但一年只能回来看他一次，「你找到这种关连，故事就自然地流出来了。」

前3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你要相信，第4天故事一定会出来，因为「老天爷从来没有让你失望过啊，」周浩说。

摄影／林佑恩

我还想继续拍下去

周浩的作品很少让观众失望，但的确仍有人想藉由他的作品对中国政府施压，但因为周浩总避免直指体制、不急声呼唤解方，会让少数读者感到失落。

于是有人批评他性格犬儒，避免犯错。

但周浩这么形容自己：「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一个改良者，我只能做一个纪录者。」

从周浩的两次转职经验，能看出他务实的性格。担任摄影记者之前，周浩曾是个工程师，当他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在机械设计上赢过其他人，他就转行了；后来成为摄影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他帮台湾《大地》杂志发了一系列摄影图文，发现当不了「艺术家摄影师」时，他再次转职，成为纪录片导演。

同样拍摄中国城镇化题材，《大路朝天》拍出工程里的贪渎与剥削，在中国成为禁片。去年冬天，周浩与该片的导演张赞波通电话，大意是说：张赞波以后只能多写文章了，「他现在不能在中国拍片子了，我觉得犯不着吧。」周浩认为，没有任何一张照片值得牺牲生命，「我还在中国拍片子，我是希望自己能一直拍下去。」

谈话过程中，周浩看似乐观，但听来更像是在帮自己打气。

问起他拍片子会急吗？「急什么，那些奖不都自己来找你了。」

再问他如何找到被摄者？「人群之中会有一成的人愿意沟通，你一定能找到那样的人。」

看似乐观的周浩，很少吐露其深沉的无奈。他既要守住那个静静旁观的态度，又如何能心急如焚地嘶声呐喊。但如果有机会看完他所有的片子，那看似不带立场的态度，其实堆叠着一抹抹淡淡的忧伤。

《棉花》的最后一个镜头，那些闪烁光芒的是覆盖棉田的塑胶薄膜，棉农并没有把前一年的薄膜拉出，因为再过几年，土地就要废掉了；《大同》最后的空镜头，是耿彦波留下未竣工的古城墙工程。这些画面，其实隐藏更深的提问：用消耗的方式求发展，到底值不值得？

周浩只能在混沌的作品背后，埋下他对中国未来的渴望，同时小心地前行。

活动预告：

12月12日，下午17：45——18：45，广州图书馆负一层3号报告厅，著名纪录片导演周浩将与其中的几位创作者共同探讨他们的创作思考。

周浩

代表作：《高三》《厚街》

《高三》

周浩，21世纪影像工作室导演，也是本场推介会的主持人。2001年下半年，他开始尝试纪录片的制作。2002年，反映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处女作《厚街》完成，并于2003年5月获“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黑陶奖（最佳新人奖）；

《厚街》

同年，该片入选瑞士Fribourg国际电影节。2006年，他的第二部作品纪录片《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