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１日电（记者 牟旭 白旭 明星 孟含琪）漫步于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的人，会觉得这条８２年前建成的道路很引人注目。

　　街区内是中国传统都城的棋盘式方格路网，大街两头则是西方放射状道路加圆广场的格局。

　　道路中央设了一条１６米宽的散步林荫道。道路两侧庭院内的建筑则在街道界面中后退，让位于围墙和树木，建筑隐藏在树丛后面成为沿街背景。

　　从建成之日起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新民大街被称作顺天大街，是伪满洲国皇宫的中轴线，亦是伪满洲国的政治中心“中央大道”。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１９３２年３月，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定都”于长春，改名新京。

　　新民大街两侧聚集着伪满国务院、四大部和一个综合法衙。这些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兴亚式建筑十分考究：外墙采用当年先进的陶瓷贴面技术，大厅内的地面、楼梯是淡黄底色水磨石，墙围则多是大理石。

　　这些保存完好的伪满建筑现在被用作医院和大学教学楼。建筑扎实耐用，冬暖夏凉。

　　实际上，伪满洲国的“成就”不止这些：“新京”是中国较早规划地铁、普及抽水马桶、普及管道煤气、实现主干道电线入地的城市；伪满时期的经济开发打下了日后东北钢铁等重工业的基础。

　　吉林省著名文化学者曹保明说，“真正了解历史的人会看到另外一面。建筑本身没罪，但建这些楼死了多少中国人啊！”

　　掠夺与仇恨

　　吉林大学副校长王胜今教授指出，有人认为，日本多驻２０年，东北会更好，但这些人只看到了所谓“开发”成果，忽视了日本对东北残酷的掠夺，更忽视了日本把东北当做侵略基地，实现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迷梦。

　　今年８９岁的刘其祥亲身经历过“开发”过程。对于存在１４年的伪满洲国，刘其祥没有、也不可能会有丝毫感念。

　　刘其祥的老家在山东，１９４３年他被招工到现位于吉林省辽源市的西安煤矿。和他一道的还有父母、两个弟弟等家里７口人。

　　“来到矿山时，日本正在打太平洋战争。他们为了满足战争需要，采取掠夺式采煤法，经常发生井下事故。我父亲被大冒顶砸伤，送到矿医院也不给治，不久就去世了。”刘其祥说。

　　刘其祥当时仅１５岁的二弟刘其顺也下井采矿。“下井不长时间，我二弟被挤坏了脑袋。我把他救到井上，送到矿医院，可医院根本不为矿工治病，第二天早晨人就死了。”刘其祥回忆道。

　　日本控制下的西安矿区的煤炭产量从１９３１年的１６．８万吨增长到１９４４年的２０９．５万吨。煤炭产量增长的背后，是矿区内６个“万人坑”埋葬的遇难中国矿工的生命。

　　东北沦陷时期辽源矿工墓纪念馆就建在其中一个“万人坑”旧址上。这里有１９７具死难矿工遗骨和矿工坟３０００余个。

　　老馆长刘玉林说，日本人在煤矿推行“以人换煤”的人肉开采法导致大批矿工死亡。日本遗留的档案显示，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５年，西安煤矿的工人登记卡片是９２３４８张，而当时全矿实有人数仅１８０００左右。这些被日本人和汉奸强掳而来的矿工平均寿命为３０．５岁。

　　“我父亲死后，我曾几次想带领全家逃跑，都没跑成。”刘其祥介绍说，日伪时期的矿山统治机构很健全，坑口有警卫，防止工人逃跑；井上有大柜把头、外勤、内勤看住工人；井下有“溜掌子”。

　　对于逃跑的人，日本人准备了各种酷刑。一个陈列室内，尸骨的头部、胸部、腿部深深的刀痕，是生前遭受酷刑的证据。

　　曾担任伪满劳务委员会干事长的古海忠之在战后供认：１９４２至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在中国东北实际强掳征用劳工总数约为４３０万人。《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统计，中国各地发现类似“万人坑”近１００处，死难中国人达１００万人以上。

　　１９４０年８月１日，日本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发表了“外相谈话”，“大东亚共荣圈”第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随后被确定为日本的国策。

　　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松冈主张以“日、满、支”为主干，外加南洋等地区。“满”即伪满洲国，也就是当时被日本占据的中国东北地区；“支”即支那，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

　　１９４１年１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大东亚建设的设想”的演说中毫不掩饰地宣称：“指导帝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

　　吉林省档案馆藏有以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伪满洲国各级政府机构、伪满中央银行档案为主的日本侵华档案６６卷宗。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日本掠夺的重点是保障其军事作战急需的钢铁、煤炭、金属等。

　　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强弩之末的日本发动神风特攻队自杀袭击。然而，生产飞机的铝材紧缺，在日本军部要求下，伪满洲国开展了金属“献纳运动”。满洲银行将１分、５分、１角的铝币，总重５７．８吨押运回日本，送至神户制钢所。

　　“为了满足战争需求而不惜将中国人民手中的硬币强行掠走，可谓前所未有的强盗行径。”王胜今说。

　　奴化与反抗

　　如果说刘其祥不曾在伪满洲国过上正常日子，那么生在、长在伪满洲国的徐魁章同样不会感念那段历史。

　　“名义上共荣，什么都他们（日本人）说了算。”徐魁章说，这是他对“大东亚共荣圈”最深刻的印象。

　　年逾８０的徐魁章在伪满洲国的公主岭地区上过小学：一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朝会，全体师生面向东方向日本天皇九十度三鞠躬；教材以日语为主，历史课全是伪满历史和日本历史，中文称作满文，地图上只有伪满洲国和日本。

　　“校长是中国人，但配有两三个日本副教，他们说了才算数。学校教我们是满洲人，但从父母那里，我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徐魁章说。

　　徐魁章回忆，中国人吃大米是经济犯罪，只能吃高粱和小米。中国人要吃好的只能在山沟里偷种小麦。吃大米还只敢在晚上９点之后，因为那会儿不容易被巡逻队抓住。

　　东条英机在“大东亚建设的设想”的演说中宣称“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根本方针”是：“实渊源于肇国之伟大精神，欲使东亚各民族各得其所，基于以帝国为中心之道义确立共存共荣之秩序。”

　　学者吕万和指出，日本在民族宗教方面，各种方案都规定了控制、分化、利用政策，规定以日语为公用语，废除欧美语，取缔一切“反共荣圈思想”。

　　实际上，伪满洲国从成立之日起就牢牢被日本掌控。伪满成立后的第八天，溥仪就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换文”的方式签订了日满密约，将国防、内政、经济和人事任免等大权，全部交给日本。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双方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以所谓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权。

　　然而，日本残酷统治下的中国人没有屈服。张殿国就是众多拿起枪反抗殖民者的志士之一。

　　今年８８岁的张殿国，从小父母双亡，十几岁时曾在辽宁鞍山靠讨饭度日。张殿国说，“连要饭的，小鬼子都给你气受，在出入的关口用狼狗咬你。杀人就像杀小鸡一样。那会儿，恨也没招。”

　　１７岁时，张殿国到了长春，在大房身机场附近封闭管理的农场为日本人种菜。１９４４年底的一天深夜，张殿国和１００多名伙伴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与接应下，逃出了长春。

　　此后，张殿国在长白山区打起了游击战。游击部队每天都必须移动，不然就会被时刻追击的日军发现。

　　“咱们勇敢，不怕死，用刺刀跟鬼子硬拼。你要来狠的，小鬼子也还是怕的，也有逃跑的。”张殿国说。

　　源流与现实

　　王胜今介绍说，从档案中发现，关东军对日本军人家书进行抽查，质疑战争的内容会被涂抹去掉。从中可以看出，就连部分日本军人也看穿了“共存共荣”的谎言。

　　伪满洲国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干地区，被日本视为“满蒙生命线”。然而正是在这里，王胜今说，日本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强征慰安妇、移民侵略、强掳劳工、使用化学武器、进行细菌战等，这些罪行都在日本遗留的档案中得到印证。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于潇教授说，从明代以来，中日之间有三次战争，每一次日本都蓄谋先占朝鲜和中国东北，再占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为了侵略中国，日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战略准备，且政策实施有条不紊。

　　日本为配合每一次对外侵略，总要巧言令色炮制一大堆谎言，形成比较系统的侵略理论：假意排挤白人、实为企图独占亚洲的“大亚细亚主义”；高唱中国政治独立、实为粉饰日本侵略中国的“东亚联盟”论；“担心”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而提出的“支那保全论”等。

　　“大东亚共荣圈”是以１９３８年前后由两名日军特务所作的“国防国策案”为基石诞生的。起初，以“东亚共荣圈”而提出，后来又变成“大东亚协国经济圈”、“大东亚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等名称。

　　于潇指出，“大东亚共荣圈”这个理论，高唱反对欧美对亚洲的侵略，实际上是日本对亚洲各国进行统治与压榨的伪装。

　　《“大东亚共荣圈”源流》一书系统梳理和分析了日本形形色色的侵略理论。

　　该书指出，“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这些口号五花八门，但它们的血缘是清晰的，在本质上就是“大日本主义”。日本是一个小国，资源十分匮乏，要实现“大日本为中心”的野心，势必向外扩张。

　　面对至今仍不承认、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的日本右翼分子，该书写道：“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这种史观是日本政府缺乏常识，而是日本右翼分子全然不顾国际法基本准则和人类良知，决心继承先辈们的衣钵，企图重温先辈的迷梦。这才是问题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