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实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杨修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

随着2019年中国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有关中国是否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焦虑，又开始从外媒蔓延到国内舆论场中。

但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陷阱”。

本文作者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不等于中产阶级的概念。

从国际视角来看，虽然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高，但绝对人数已相当可观。而影响这一群体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收入差距过大。

在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中，除了注重收入、分配等层面之外，还需特别注意教育投入的加大以及均等化。

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本报告是为中国发展高层论所撰写的背景报告；报告仅代表作者观点。

【文/李实、杨修娜】

一、引言

2021年是中国发展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后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第一年。在新发展阶段中，如何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描绘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两方面的实质内容，一是“富裕”，即全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二是“共享”，即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成果。从中国当前发展实际状况出发，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需要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且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具有多重作用，它不仅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也是扩大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报告将对当前中等收入人群现状及未来变动趋势做出分析和判断，提出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政策建议。

二、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困难和挑战，其中之一是中等收入人群处于较低规模，其中之二是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这两个挑战严重阻碍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并认真解决。

1. 中国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的状况

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论述最早来自西方“中产阶级”的概念。中产阶级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判断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不仅涉及到收入、财产，还涉及到职业、社会地位，甚至生活方式。而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与中产阶级的概念大有不同。我们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本意应该是从收入角度来看社会群体的收入分化状态，家庭（人均）收入应该是主要（唯一）衡量标准。

在收入标准确定的情况下，是使用绝对标准还是相对标准？是使用多大区间的标准？这是没有定论的。它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学术界通常的做法。然而，基于不同标准估算出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会有很大差别。以中国为例（见图1），在对2012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估算中，最高值为54%，最低值为7.7%；在对2025年的预测中，最乐观的结果是59.4%，最悲观的则为19.8%。

注：横轴是年份；纵轴是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图中的每个圆点代表每篇文献。

我们使用四种不同的界定标准来估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第一个标准，是我们提出的选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各年份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的上下限。第二个是将28个欧盟成员国2018年居民收入中位数的60%-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

第三个标准，是国际上引用率较高的Kharas提出的10-100美元（2005PPP价格）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日收入的下限和上限[3]。其中，10美元是贫困线最低的两个发达国家（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贫困线的平均数，100美元是最富裕发达国家（卢森堡）的收入中位数的2倍。第四个标准，是我国国家统计局曾采用的定义方式，将2018年价格下家庭年收入（典型的三口之家）介于10万-50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4]。表1给出了在每种定义方式下，界定我国1995、2002、2007、2013、2018年中等收入群体所使用的上下限对应的具体数额（元/天）。

备注：上述基于欧盟收入中位数来界定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时，这里的收入是指用每个家户的户可支配收入除以加权后的家户人数的收入。欧盟统计局的具体赋权方式是：每个家户第一个成年人赋权重为1，其他成年人赋权重为0.5,14岁及以下的孩子赋权重为0.3。为和欧盟标准保持一致，在用CHIP数据估算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时，也采用了相同的加权方式调整了每户的人数并使用加权后的家户人数来计算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他标准对应的户人均收入，都是用户可支配收入除以一个家户的实际人数。

表2给出了不同界定标准下使用各年份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数据估算出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逐渐提高。二是，采取国际上常用的相对标准，当前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仍是偏低的。而且，城乡差异非常明显，在使用相同标准下，2018年城镇中等收入人群占比比农村高出8-9倍。

注：作者根据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住户调查数据（CHIP）计算。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仍明显偏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任重而道远。若基于欧盟28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0%-200%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仅为24.7%，而西欧的英德法、北欧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都在70%左右。虽然美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略低为55.9%，但高收入者占到30.5%。亚洲的韩国、日本中等收入者比重也都在60%以上。俄罗斯也达到49.3%。造成这一差异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二是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要大于欧洲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与中等收入人群的多少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国际视角看，虽然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高，但绝对人数已相当可观。在上述基于欧盟28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界定标准下，200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仅为750万，但是到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达到3.44亿，约相当于美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1.798亿）的两倍，约相当于欧盟所有国家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的总和（约3.4亿）。

2. 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

影响中等收入人群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过大的收入差距。新世纪前15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由升转降的过程。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3的0.48上升到2008年的0.49，然后下降到2015年的0.464。然而，从2016年开始，收入差距又出现了小幅度反弹，到2018年回升到0.469（见图2）。这表明过去1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处于高位波动状态。CHIP最新调查数据也显示了2013年至2018年期间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基本上保持不变[5]。

从收入差距的结构上看，近十年出现了一些新特点。首先，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基本上形成了一种长期的下降趋势。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比率从2008年的3.4倍下降到2015年2.7倍，进一步下降到2019年的2.6倍。而且，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数据（CHIP）[6]，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约30%上升到2002年的40%, 在2007年高达50%, 转而回落至2013年的30%[7]。正是这种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带动了全国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的下降。其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并非是全方位的，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到了2019年二者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处于0.4上下，仍高于2008年的水平，更是远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8]。总起来看，现在我国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水平，并没有形成一种稳定下降的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的年度统计公报的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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