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 /靳健

寻找山西右玉大川殷商铜簋的主人

文 图 /靳健

1962年，山西右玉县大川村出土了一批西汉铜器，计有4件鼎、1件盘、2件筒形胡傅温酒樽、1件盆形胡傅酒樽、1件铜环。筒形温酒樽制作精美，器盖口沿及盖下的子唇外沿刻有隶体铭文，其中一件铭文为“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970年，在大川村近乎相同的地点又发现了1件殷商时期铜簋。这件铜簋敞口，窄平沿，方唇，盆形深直腹，斜直圈足。口沿下饰有四个兽首，兽首两侧为圆涡纹和夔龙纹相间的纹饰带，腹部饰斜格云雷纹衬地的半圆乳钉纹，圈足饰一周兽面纹。关于此簋的年代和文化属性，一般定为商代晚期的殷墟文化青铜器。

筒形胡傅温酒樽及铭文

晋北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商代铜器，为何这一件铜簋突然出现？事实上，学者们在研究北方地区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遗存时，似有似无地将右玉出土的这件铜簋包括在内，或以为这件铜簋是殷墟二、三期商文化向西传播的例证。但从商文化的影响和分布来看，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这一极度扩张的阶段，其北也只到达今山西忻州和河北张家口地区。殷墟二期至四期，商文化分布范围迅速收缩，山西地区更仅存晋东南一隅。

右玉大川铜簋

晚商时期晋陕高原的青铜器遗存主要集中在黄河南流中游的沿河岸地区，比如晋中灵石旌介商墓，最北端发现的保德林遮峪青铜器群，甚至是早商时期的朱开沟遗址也都离黄河较近。可见，商文化因素到达晋西南地区之后，其北传的路线主要是黄河。而右玉这件铜簋，孤悬晋北，远离黄河，方圆二百公里内再未发现任何与之相关的同时期文化遗存，在遗存分布图上显得十分突兀。另一方面，晋陕高原发现的青铜器遗存多以器群出现，其他出土少量器物的地点多刀、戈等易携带的器类。这件铜簋无论从传播路线还是器类方面考虑，其在晚商时期出现于右玉，都有诸多不合理之处。

我们推测这件铜簋应与大川汉代铜器共出，乃是汉代贵族的一件特殊收藏品。

首先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这两批铜器发现的地点。1970年发现的殷代铜簋，报告指出其出土地点为“村南1里的许沟崖”。1962年发现的汉代铜器，报告说明这批铜器出自村南约3里沟北的一条断崖上，因雨水冲刷断崖，导致部分铜器塌落入附近的沟内。结合报告中《右玉西汉铜器出土地点位置示意图》可知，这批西汉铜器出土地点同样位于村南约1里。从图中来看，按照比例尺估算，标示汉代铜器出土地点的位置距离大川村约1里。从正文所描述的沟崖详细位置来看，这张示意图确指标示地点，故正文所述村南3里的位置并不准确。查看地图不难发现，大川村南约1里的地方仅有此一条沟崖。据此分析，这两批铜器的出土地点应当一致。

右玉大川铜盘

其次，1962年发现的这批西汉铜器，制作十分精美。除了铜鼎和酒樽等大型铜器外，还有1件铜盘值得关注。铜盘口沿刻有“上郡小（少）府”铭文，反映其来源于上郡（今陕西榆林）且由官家所制。此外，这批铜器并不具有一般汉代墓葬随葬品组合的形式，加之考古工作者在当年的现场勘察中未发现明确的墓葬痕迹，上述这些情况反映此处为一个器物窖藏坑的可能性更大。1970年发现的这件殷代铜簋，器形厚重，制作精良，器身铜光熠熠，历经千年仍保留着它本来的面目。这或许正是这件铜簋曾经传世的反映。

晋陕高原及太行山东麓商代主要遗址分布

汉代墓葬中出土商周器物的例子并不少见，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葬中，就发现了1件西周早期的提梁卣和1件东周时期的青铜尊缶。此外，在南昌南郊老福山汉墓、河北满城汉墓、长沙等地的汉墓中也出土了商周时期青铜器。但此处并非墓葬，又该作何解释？据高成林先生研究，汉代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社会发展，经济兴盛，为古董的收藏和鉴赏奠定了社会基础。或许右玉大川西汉铜器的主人，也是某位拥有收藏古董爱好的贵族吧！

（作者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大众考古2017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