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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宇翔

编辑 | 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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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四年，即将大学毕业的郑岚依然对刚入校时丰富的生活记忆犹新。

大一上学期，郑岚凭着兴趣选了许多现在看来“莫名其妙”的课，也加入了许多社团和学生组织，每周末都会去看电影或是看展。在这种轻松的状态下，即便是考试周，她也不会熬夜复习。

在学期结束后，郑岚的绩点仅有3.5，在班里排到中等，而她的好朋友都在3.7左右。收到成绩单时，她突然觉得，自己蛮普通的。

不尽人意的成绩放大了郑岚心中隐藏的焦虑。高考那年，复旦大学在福建省录取的文科生中，她是最后一名。虽然她安慰自己高考不能说明什么，但现实是，英语课上，“很多同学都能说一口流利的美音，我的口音就很塑料”。

她还记得一门考试，老师提前给了题目，现场抽两道题写500-1000字。郑岚准备的每一题的答案都控制在九百九十字左右，进考场直接默写，四十分钟内她就交卷了，最后仅拿到了“B+”。后来一位绩点3.7的同学告诉郑岚，她在写完两道题后，又额外默写了一题，另一位同学也向她分享了得分秘诀，“写老师规定的字数的两倍”。

竞争的激烈使郑岚日益认识到绩点的重要性，留学、奖学金、更好的学校……绩点和郑岚想要的每一样东西都紧紧地绑定在一起。

之后的三年多里，郑岚开始紧盯住绩点不放。老师要求5000字的论文，她会写到8000字，老师要求8000字，她就会写到10000字。一位学姐曾告诉她，有的老师前一天收论文，第二天就公布分数，并不是因为看论文的速度快，而是简单地将20000字的论文评为A，而7000字评为B+。虽然郑岚相信老师会认真看作业，但还是担心不可控的风险，“即使非常认真的老师，也有走神的时候。别人字数水了那么多，废话中说不定也有两句是有用的……毕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为了应对考试，郑岚曾经多次连续几天凌晨十二点睡，两点起，一直复习到早上八点，走进考场在睡眼朦胧中开始答题。为了留出更多的复习时间，她在期末季甚至“戒掉了”早饭，“因为在这么赶的情况下，你吃完早饭会想睡觉。太饱的时候真的会想睡觉，期末季我中午饭吃完会忍不住睡一个小时。”

全身心地投入到刷绩点以后，郑岚再没拿过A档以外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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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郑岚不同，数学系的高健周很早就意识到绩点的重要性，从大一开始，他的所有选择都在为绩点服务。

在药学院的通识课上，高健周会抢占最后一排用来写作业和补觉。他选择了一门英语口译课——不是为了学英语，而是因为“去的时候会什么，回来的时候也会什么”，不需要消耗太多时间。

高中时，高健周觉得自己对很多领域都感兴趣，也读了很多杂书，但在大学里，他很少再和别人提起自己曾经的兴趣，“如果我声称我对历史感兴趣，然后过了一年我一本书都没读的话，我没有脸面声称自己对历史感兴趣。”

“偷跑”是数学系学生的黑话，指自学还没有讲的课程，高健周说自己“偷跑像喝水一样平常”。即便是放假，他也没有喘息的空隙，几乎每天都会去图书馆“偷跑”，在一个假期里他曾经“跑”完了下学期一半的内容，做完了两本教材的课后习题。

上学时，高健周无时无刻不被绩点追着“跑”。除了宿舍，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每晚11点是他生物钟里独特的时间，因为“太熟悉闭馆铃声了”。

高健周每天晚上12点睡，早上6点起，一周中只有周日用来休息。而他的室友7天中只会给自己留半天时间洗衣服，偶尔出门买一杯奶茶。休息时，他们会一起报复性地打4个小时“星际争霸”，有时甚至打一整天，然后第二天醒来继续刷题。高健周的宿舍开始变得杂乱无章，桌边堆起了很多纸箱子，他觉得自己没有空闲的时间扔垃圾。

大一下学期，他专业课平均绩点约为3.7。这个不错的绩点，没有带给他喜悦，反而使他更加失落。他对于室友讨论的专业问题并不感兴趣，每天吃饭的时候总是逼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另一方面，他害怕有一天不“偷跑”便不能领先时，剩下的只有挫败感。

那时他还不明白，没有人可以像机器一样永远紧绷。

大二上学期，他计划用一周时间复习《数学分析III》（下文简称“数分”）。执行计划的第二天晚上，他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打开一款休闲的种地游戏，想让自己放松一下。

这个念头引发了“蝴蝶效应”，他开始沉迷游戏。考试前一天下午，他幡然醒悟时，感受到那种氛围“像美剧《行尸走肉》一样恐怖和悲伤”。深夜对着习题册，他发现一大半的题都没有思路，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哭。

那天晚上，他感冒了。深夜，躺到床上，用被子把自己裹紧。汗很快顺着发梢流了出来，意识在消退……热醒、再睡去，循环往复。从深夜到黎明只有6个小时，但在高健周的记忆中，他挣扎了十几个小时。醒来后他一边擤鼻涕，一边再次投入到与数分的战斗中，直到走进考场。

他忘记了数分的两个基本概念，做错了前一天晚上复习过的题目，甚至一度看不懂题干问的是什么。数分最终的成绩是B——一个在数学系可以接受的成绩，但大二上学期高健周精心维护的绩点土崩瓦解，他意识到，想要追上只是“做梦”。

3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每周二的上午，高健周都会一个人走到餐厅，找到一个光线适宜的地方练习素描。晚上6:10分左右，他会戴着耳机，拿着一本786页的《法律之门》走进法学课程的教室，在第二排右前方坐下——这是他每周的固定座位，然后拿出尺子仔细地在书上边读边画。

疫情爆发以后，闲在家中的高健周重新激发了绩点以外的兴趣，他接触到了商业插画，认真学习了两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并非是三分钟热度，而是希望能够以此谋生。 

纠结也随之而来，如果专注绘画，他便无法兼顾学业；如果放弃学业，将难以承担对于家庭的责任。考虑再三，他向家人提出了退学。在父母的强烈反对下，他妥协回到学校，但每隔三五天，高健周仍要和家人对于退学展开无用的讨论，父母至今都难以接受他的想法。

返校后的学期，高健周只选了10学分的课，除了2门专业课，他还选了和自己专业毫不相干的《神经伦理学》，旁听了《人权与法》与《素描》。

学习人文学科的过程中，他认为“个性还是得到了些许伸张。”有时他后悔当初没有选择这类专业，也会羡慕一些依旧怀有理想主义的同学。他提到一个新闻系的同学做田野调查的事情，感叹道：“不想去做人上人是一件令人崇敬的事。”

4

和绩点搏斗了一年以后，在复旦大学就读的陈建感叹“不想卷了，卷不动了”。大二返校后，他将微信签名改为“从胜负竞争中全身而退”。

陈建的专业只有18人，有5人能拿到推免研究生的资格。第五名的绩点约为3.5，而第六名是3.3左右，他坦言，“继续下去希望不大”。

陈建来自一所小县城的高中。高中时，陈建的成绩离考上复旦大学还有些距离。报志愿时，他误打误撞地以低于复旦在本省的普通类招生线40多分的成绩被提前批专业录取，他苦笑着说：“当时真的是随手一填。我觉得北大医学院绝对考不上，就填了分低一点的复旦。”

起初，在陈建眼中，室友更像是敌人。看到考同一门课的室友成绩为A，他总会焦虑，因为自己总是拿到B+。他的心态从焦虑渐渐过渡到自卑，他几乎不会和室友一起复习，因为不愿意在看到室友“轻易地超过自己”。写数分作业时，陈建做一道题的时间，室友可以做两道甚至三道。那时为了追赶上室友，他经常从早上八点开始自习，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教学楼关门。自习往往是约着其他专业的朋友，因为他们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成绩。

被绩点折磨了一年多，陈建最终放弃了保研。他不再求A，而是满足于B+。他更愿意把卷绩点的时间省下来看书、追番，或是和自己喜欢的女生聊天——这些都是他以前没有时间做的事。

陈建最近在追《总之就是非常可爱》，看到剧中男女主角青涩的恋情，也会幻想“甜甜的恋爱什么时候能轮到我”。陈建感慨，恋爱和学习唯一的相似之处是执行力的重要性，他笑着说：“最近在努力谈，也许能成。”

他和室友的关系也改善了许多，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会约着一起外出聚餐，回宿舍后再一起打游戏。不论系里谁保研，陈建都会真诚地恭喜他，也希望深造的人能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

对于未来，陈建调侃道：“有好学校兜底，大不了去国考当公务员。”他也曾认真地想，毕业后可以回家乡做一名高中教师，把新一批“小镇做题家”送进这个“绩点的战场”。

（郑岚、高健周、陈建为化名。图片为郭宇翔、陈杨摄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