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2日13:30-15:00,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的陈钊教授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0会议室做了题为“企业政治资源的经济回报—一个更全面的分析”的学术报告。章元副教授、封进副教授、寇宗来副教授、杨长江副教授、李婷博士、吴建峰博士以及经济学院的部分学生参加了这次讲座。

        陈钊教授首先介绍政治资源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转型中存在的政府干预以及企业家的参政议政也导致企业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来看，政治资源为企业带来的好处有更低的税率、更弱的监管约束和法律壁垒、政府的补贴或救助、更多贷款或更优厚的贷款条件、更高的销售收入、更多的跨地区产品销售以及更多的市场份额与政府采购合同。此次研究的贡献在于，用一个数据来源同时检验企业政治资源的作用，考察了政策、要素投入、产品市场三个方面。还有对企业政治资源的全面衡量，包括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政治面貌、企业政治资源指数等，并考察了行业协会的作用。

        接着，陈钊教授说明此次研究的假说：拥有更多政治资源的企业，更可能获得有利于企业绩效的各种稀缺资源。此次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江苏省常州市的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有效问卷共150份。企业信息包括企业规模（注册资本、职工人数、销售额和资产总额）、所有制类型、企业历史、所属行业等。此次实证研究模型的解释变量分别为两类，一类是衡量企业政治资源的企业家政治面貌、企业家政治参与、企业的政治资源指数（企业政治资源指数是以企业中拥有各种政治身份的人数，答案从“没有”到“很多”共分五个类别，对频数按1到5进行赋值，企业政治资源指数 = ∑频数赋值*类别权重）。另一类是衡量企业特征的企业历史、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以及企业是否加入行业协会。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来自政府的各种稀缺资源（直接询问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各种稀缺资源的频度，由低到高从“从不”到“总是能够获得”分为5个等级），包括政策法律机会、优惠有利政策、研发扶持、兼并扩张扶持、政府审批的土地、各种政府的合同六个因素。先后进行有序离散因变量模型的分析和OLS回归。结果表明，第一，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政治参与比政治面貌更为重要，第二，企业全体员工拥有的政治资源（企业政治资源指数）有更为显著、更强的解释力，最后，市场化的组织——行业协会——无明显作用。

       报告结束后，杨长江副教授就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即企业政治资源多和企业绩效好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与陈钊教授进行了探讨。寇宗来副教授提出，应对企业类型进行控制，因为研发扶持与企业中高学历员工的比例相关性很大。封进副教授就问卷企业类型的选择和数据的获取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有经济学院的学生就存在企业员工拥有的隐性政治资源的现象与陈钊教授进行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