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何晶 文学报

2019年，作家邓一光推出77万字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聚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主人公郁漱石在全球反法西斯战场的香港保卫战中，不幸被俘身陷囹圄，经历了三年数个月的非人折磨，又以直面恐惧与软弱的勇敢逃出战俘营，参加了香港战后重建工作，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小说探讨了文学永恒的主题——生与死、恐惧与尊严。去年底，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再版。2月24日，该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人，或所有的士兵》突破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技法，对标、借鉴世界战争文学经典，写人的小，而非人的大。”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指出小说的意义所在，“小说从主题深化、文本拓展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庞大的体量中蕴含着真相的分量、情感的重量，反映人民大众追求平等、民主，向往幸福、和谐的不寻常经历和思想轨迹，折射出中华民族在历史前进中蕴藏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撑。主人公郁漱石面临恐惧的重重考验，在软弱与挣扎中保有人性的光辉，以种种不完美的性格和行动成就了一个真实的、可爱可敬的人物形象。”

《人，或所有的士兵》并不正面描写战争，而是从郁漱石战后被军事法庭审判写起，巧妙地以法庭的陈述、调查、举证、公诉记录等形式搭建起作品框架。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张培忠认为，这是拓展虚实边界的写法，依托复杂的历史展开瑰丽的想象，既有历史人物也有虚构人物，既有历史事件也有虚构情节，非虚构的真实历史背景下孕育虚构故事，虚构故事又具备非虚构的沉重和宏阔的思考。

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所言，小说赋予主人公郁漱石一种多元文化集合体的形象，设置在战俘营这个多国士兵共处的特定环境下，既构造一个多种文明共处或冲突的实验场，又让笔触深入人性。“考察文明、文化在同一残酷环境中能否共处、如何共处，人性在此又能展示出怎样的深度，直面大事件下小人物的生命常态，写出他们复杂的人性和在恐惧中挣扎的过程，是这部小说真正打动人的地方。”

香港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杨庆祥将《人，或所有的士兵》看做是一部宏大的作品，“这个宏大不仅仅是体量上的多少万字，而是指思维的深度、思考的深度，以及对人性在复杂局势下面的复杂性、丰富性的开掘。”小说中用了很多注释，大量征用非虚构的资料，用学者式的研究视野，来展示文明的对话、互动和冲突，而这正是现代以来最重要的主题，战争是文明对话、互动、冲突的一种形式。”

邓一光显然是中国当代最会写战争、最会写军人的作家之一，但《人，或所有的士兵》有更深刻的内涵。在评论家潘凯雄看来，小说把中国抗战纳入到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体系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我们走向国际化、全球化历程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战俘，显示了尊重生命的观念，这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重要的标志之一。

为此，邓一光选择了独特的叙事角度和艺术形式。评论家徐可分析，“邓一光选择了难度极高的叙述角度，不是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讲述，而是由多个叙述者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述，每个人知道的事情都是有限的，但是通过不同的叙述者、不同的角度互相补充，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形象，这不但给作家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也给读者的阅读带来考验。”评论家宋嵩认为，人物对不同语言的习得与回响也成为这部小说的重要特色之一。评论家刘颋将其归纳为“拼图式的阅读”，“这块拼图，我开始以为是对人性的考量，对人存在的考量，但是阅读到最后，我发现邓一光叙事上的宏大野心。所有人物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在这部小说中都是随着拼图的逐渐清晰，构造出战争背后政治、经济等各种利益的交缠、纠结而成为一个复杂的网络。与此同时，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中，文明受到怎样的摧毁，文明又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帮助人类延续，人类的延续和文明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关系，也得到了非常深刻的书写。在整个过程中，呈现出郁漱石这样一个在当代文学中都非常独特的人物形象。他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追求，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1945年香港社会各界庆祝抗战胜利

这个真正的人，评论家张志忠认为“是文学当中少有的一类知识分子形象”，他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不但能思考，而且有行动力，用行动和思考两个方面回应历史，昭示未来，回应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生存困境提出的难题。

由此，评论家李朝全表示，小说的标题可以叫“人”，也可以叫“所有的士兵”，“这是作家写作的基本立足点，就是要写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探究一个人为什么活着，对人进行灵魂拷问，包括人性的弱点。比如说‘人的恐惧’这样的主题，每个人都会有恐惧的弱点或者心理的缺憾，邓一光直接面对这一人性的弱点。”这与评论家李壮的看法相同，“小说真正写的就是恐惧，是孤独，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郁漱石在不同的文明对撞中，在文明表现出的不同面貌中，在和平与战争、文明与野蛮之间穿行，以评论家丛治辰所见，“他的悲剧恰恰也在这里，他似乎属于中国，但又不属于中国……他在文化上属于多元混杂的提前到来的全球化的状态。”邓一光将其放置在这样的处境中，也显示出一个写作的诉求，如评论家李蔚超所言，“他不再试图捡一些历史拼贴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叙事，他要从每一个人的角度还原历史的真实，他想再次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评论家饶翔提到邓一光在小说中表现出的思辨力，“他对新事物的观察力、思考力、艺术赋形的能力，都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2022年9月3日，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开馆

新华社记者陈铎 摄

评论家岳雯说邓一光“把自己完全打碎投入到文学的篝火当中，让文学燃烧”，甚至文学对他而言也只是找到的最顺手的一项工具，去表达、探索、形成他的思想。“他乐于把很多固有观念上的藩篱一点点拆除，这个拆除本身对他来说也是难的，他赤手空拳进去，把这个天地全部拆掉，再搭出一个新的东西来。”

邓一光自陈，在他的写作中，不管能不能做到，他都会先问自己几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在写作的同时去自觉地关注历史、当下和未来这三个向度？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的写作能够在相当时期接受文明逻辑的审视和批判？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写作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疆域中，与那些有效的叙事构成一个对话关系？”而这些，正是他对文学视野最基础的看法。

研讨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广东省作协、文艺报社、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主持会议，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秦莉发表致辞。

原标题：《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研讨会：在生命的恐惧与尊严中，观照人的存在》

阅读原文